法律时时刻刻都在变形。写法律变形记，就是想看透哪里变形多、哪里变形少，哪些变形该理解和容忍，哪些变形决对不能接受。并在这一系列的变和不变中，找到对话沟通的共同频道；从这一系列的容忍和不容忍中把握好辩护的重点和“度”。
前段时间看了篇文章，三两千字就整体描绘了整个中国的法治现代化模式。“立法该怎么办、司法该怎么办、执法该怎么办、普法又该怎么办？”唯独缺少的是，“办不到的话，该怎么办？”什么时候法律会变形？有利益渗透的时候。什么时候不能依照本本上的法办？有利益渗透的时候。由这两个问题自然推导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法律在什么时候变形最严重？利益渗透最严重的时候。
立法、司法、执法和普法四个环节中，执法与生活接触最紧密，与利益的关联也最直接。所以执法中的法律变形是最严重的。
这篇稿子，从12345热线开始，谈谈执法中的法律变形及应对。
一、12345热线中的真实案例
我有个大哥，是公安上的。此前是个交警队长，后来临时抽调到市里面的12345热线值班。专门负责热线中的涉及公安投诉的转办和承办。他有什么新鲜案例，总会和我分享。我想，这一方面是征求一下多角度意见，另一方面是验证一下自己的想法能不能占得住脚。
鉴于大哥在这个热线给我提供的源源不断的鲜活案例，我常开玩笑：谁也别给我吹牛逼说自己多有实践经验，办了多少离奇百怪的案子！你那儿都是一个一个的案子，我这儿是一批一批的案子；你那儿都是经过多手加工的案子，我这儿都是冒着热乎气儿的、第一手的案子。
讲两个真实案例吧。
案例一：交通事故的处理
有一天凌晨，我睡的正香，手机铃声像午夜凶铃般把我吵醒了。电话那边传来大哥熟悉的声音：“小林呐，我们这儿碰到这么一个事儿。你帮着把把关。”
“20年前，一个交警在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降格处罚了。当时那个交通事故撞死一个人，该是构成犯罪、交通肇事罪。当时那个交警是行政处罚的。现在这个交警要升官了，人家又告他。目前已经查实了，当时确实包庇了嫌疑人，纪委也介入了。”
“现在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当时那个交通肇事的人，还能不能再拉回来，重新按照交通肇事罪抓起来？刑法中的追诉时效是不是适用这种情况？”
我略一思考，回答道：“刑法中规定的是，超过法定期限没有追究的，可以不再追究。但被害人提出控告而未予追究的除外。”
“这种情况，属于较为典型的提出了控告，否则就没有此前的行政处罚。也属于较为典型的未予追究，因为刑法中规定的追究，仅指刑事犯罪。由此两条就可以得出，这个案子属于被害人及其亲属提出控告，而未予追究的情形。”
“那此前的行政处罚怎么办呢？算不算追究过了？”
“此前的行政处罚是假追究，是用假追究躲避真追究。但被害人亲属提出控告，已经导致追诉时效无效。可以办，抓回来重新定罪就行。”
案例二：泔水猪的收缴
记得还有一次，大哥又来电话，说查了一批“泔水猪”。就是没有经过高温消毒的泔水喂的猪。现在罚款也罚过了，问题是这些猪能不能收缴？畜牧法规定的是：用未经高温消毒的泔水喂的猪，可以收缴。但畜牧法中没有规定，啥是高温，多少度才算高温。
这个问题就简单了。畜牧法中规定的“高温消毒”，“高温”是手段、“消毒”是目的。凡是未能达到消毒效果的，均不属于高温。有些毒，三五十度就能消，这三五十度就是高温。有些毒，三五百度还消不掉，这三五百度就不能算高温。
畜牧法不可能就多少度才算高温，作出具体规定。这个是留给执法的，“因毒而异”的制度空间。
大哥每次来电话都像给我玩脑筋急转弯似的，来得急，要的答复明确，还要有理有据。因为案例的鲜活和有趣，我也乐此不疲。
可现在遗憾的是，大哥升官了，不在12345热线了。我也失去了宝贵的鲜活案例来源。
二、由12345热线引申出来的所谓的“专业性”
12345对全社会敞着门的，按理说就是个老百姓生活中的家长里短。这当中都不缺所谓的专业、鲜活、离奇，也不缺所谓的专业人员的专业判断。更别说，真正拉开架势、进入到执法司法程序，经过公检法三道手的刑事案件了。
我常说，律师不要批评公检法的专业性。要论专业，他们比咱强。也许有人不解，那法律明明那么写着呢？他为什么就非要装作看不见，或者偏要做另一种莫名其妙的理解呢？
这还不好解释。律师代理民事案件，明明自己的当事人没理，哪个上了法庭就去主动认错赔偿的？
越是装作看不见，或者故意往偏了解读，那就是越知道法律正统解释，以及合法的、不变形的做法是什么？只是，因为做不到，所以不能说。
举个例子：我此前辩护的一个诈骗和敲诈勒索案，因为有效辩护，在公安侦查阶段罪名更改为了虚假广告。说简单点儿，就是直播间卖东西的时候，说了假话。到批捕的时候，我去给检察院沟通。书面稿子中第一句话就是“虚假广告和虚假宣传是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检察官是个小姑娘。她拿着稿子东拉西扯，就是不着正题。
“好，你不说，我说。”“虚假广告和虚假宣传不是一回事。虚假宣传归反不正当竞争法管，虚假广告归广告法管。要构成虚假广告罪，首先得是广告。这个案子里是宣传不是广告！”
小姑娘还是不直接应对。反过来指着我稿子里的表述说：“你说虚假宣传和虚假广告不是同一个法律概念。法律中对它们下概念了吗？我看看，来，咱们找找。”
由此，我知道，她知道虚假宣传和虚假广告的区别。至少比我都懂。她也知道仅虚假宣传的不能构成虚假广告罪。分散注意和重点，是她想做的事。
我想，此种情况下，再给她讲概念是什么，法律中下个概念有什么利弊，不仅越扯越多、越扯越扯不清楚，更正中她的下怀！
我只说一句：“你能说出这些话来，证明你懂。扯没用的既浪费时间，又相互治气。稿子我给你留这儿，你交给你们院领导共同研究。”“还有，早就料到你会就“概念”给我扯皮，所以我故意在书面意见中写的是“不是同一个概念”，而在口头表述中说的是“不是同一回事儿”。要想扯，咱俩扯扯广告和宣传是不是同一回事儿？”“就是要用多种分层级的表述，来看看你怎么选，你能在口头和书面表述中，做出选择。而这个选择足以把问题搞混，这就足够证明你有多专业！”
话不多说，我拎包就走。她送我出门。我在门口点着一根香烟，然后颇为赞许的说：“小姑娘可以！很专业！”她也委婉的客套道：“您是大家，您是大家。”
后来，这个案子涉案10多名被告全部取保了。
讲这个例子，主要是想讲两点意思：一是，律师别总把“专业”放在心里挂在嘴上，你不可能比他们专业。二是，说理他能听进去就听进去，故意不听就换赛道。一哭二闹三上吊，证明你除了哭、闹和上吊外，没有其他任何本事。而他们最不怕的就是这个。三是，对于另一条赛道怎么选，我在后文中会专门讲。
三、“12345”、所谓的“专业性”、以及执法中的法律变形
前面先讲12345热线，而后又专门引申出来，否定有些律师念念不忘的“专业性”，目的是提醒各位：别在专业性的怪圈里打转转。他们比你专业，但考虑的因素比你更多，考虑的层面比你更高。你在专业里打转，就已经失去了沟通的频道。由此导致说理无效。
大家都知道法是啥，也知道该怎么执法。因为有利益的衡量和考虑，才使得执法发生了变形。常见的执法变形有几种情况：
一是，有案不立。律师一方面可以代理控告，另一方面又可以行使辩护权。当他代理控告的时候，总批评立案难；而他行使辩护权的时候，又总抱怨“无罪辩护难”。
难不难是表象。为什么难才是实质。
实践中确实常遇到刑事案件有案不立的情况，这种情况在经济犯罪案件中更普遍。为什么？因为，立了就是动了利益。嫌疑人的利益、嫌疑人的亲属的利益、嫌疑人社会关系的利益、当地同类案件的利益，等等。
二是，不该立的立了。有些案子，确实够不上犯罪。但只要立上案了，就很难撤案。
为什么？
还是因为利益。领导有批示、不动用刑事手段扭不住擦边儿的歪风邪气、外地有案例、地方有势力渗透，等等。这也都是活生生的利益。
三是，擦边儿立案办案。网络时代流行擦边儿。卖丝袜的，不擦淫秽物品的边儿销量少；做律师的，不擦司法程序的边儿业务小。公检法也是人，也会擦边儿。不擦刑法的边儿，功劳小。
四是，无限上纲上线儿。现在办案又有了新动向，就是无限上纲上线儿。明明是普通的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立上案，就给你往涉黑涉恶上凑。
由于刑诉法规定的侦查手段，是随着罪名和犯罪的恶性程度逐步上升的，打个架顶多就是拘留逮捕。但涉黑涉恶可就不一样了，可以动用技术侦查、查扣冻全部财产等各种措施。同时，又由于把案情夸的越大，就越可以排除人情招呼。“这事儿可别来找了啊，这个是省里盯着的涉黑涉恶案件，别到时候，把你也卷进去，当成保护伞！”所以，实践中有些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的案子是往涉黑涉恶上凑的，凑上去了，立功。凑不上去，也弄个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罪，不算错案。更重要的是：“你还得感谢我！本来是涉黑涉恶，给你留了余地，才没往那方面办！”
五是，超范围查扣冻。行内有句老话：“天下刑侦是一家，天下经侦是冤家。”就是说，刑侦都相互配合着办案，形成了兄弟般的友谊。经侦是抢着办案，谁抢到谁可以查扣冻和追缴。
这样说不形象，也不具体。以昨天酒桌上一个人问我的案子为例吧。昨天在外面喝酒，有个人问我：“我们的公司在新疆，东南某省的公安去新疆抓我们公司的人，可以报警吗？”
“报警有什么用？当地警察来了，也就是配合。或者看哈哈笑。”
“不是有规定说，要有异地办案的通报机制吗？”
“有，但不通报不能否定办案的合法性。现在经侦一般不通报，通报了，你那边一看有利可图，立即立案、立即抢案，咋办？”
“你看那个抓杀人犯的，他通报不通报？他必然通报。没有当地公安的配合，他不熟悉地形也不掌握人数多少、有没有凶器等具体情况，他能不让当地兄弟帮衬着点儿吗？”
好像又扯远了，扯回查扣冻。刑诉法规定的是：与案件有关的，可以查扣冻；与案件无关的，不得查扣冻。
但啥是有关？由谁判断？谁嘴大谁说了算。由此导致，实践中的超范围查扣冻，屡见不鲜。
上面讲的是几种类型化的、比较典型的、大块儿执法中的法律变形。
我前面说了，离生活和利益越近，变形就会越严重。执法是第一手的与人和利益打交道的环节，除了上面讲的类型化变形外，小的、无法类型化的变形更是数不胜数。
记笔录时，吓不吓唬；外地抓捕返程时，戴不戴手铐；对同案犯，是不是有故意将口供引向你的诱导；是不是顺手“抄家”，也就是刑诉法中的“搜查”；不配合时，是不是送小黑屋关禁闭……这些都是执法过程中可能有的变形。
四、怎么应对执法变形
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个慈善总会的朋友，转给我一条一位律师的朋友圈。朋友圈当中大骂公检法，大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当然我对着这个朋友，“大骂”了这个律师。
不要去骂法律变形，你去执法，不见得比他做得好。
骂和批评没用，有用的是：面对执法变形，你该怎么做？
就以大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这个例子来看：
公安和检察院如果不用点手段，那嫌疑人、被告人一个比一个横，有罪的也大嘴一咧，也拒不认罪了。反过来，让他们把手段用过了，又变成逼良为娼、强迫认罪。看着两头都是为难。
看着为难的事，做起来不见得难。因为你是律师。
我目前在办的案子，就有多起逼迫认罪认罚。举几个例子。
案例一：庭前会议上的翻供。
我办的一个案子，涉案人员众多，有些在检察院做了认罪认罚，有些没有。我辩护的被告没有。开庭前会议的时候，有几个认罪认罚的被告反悔了，来咨询我。“如果我不认了，他们会不会再把我抓起来？”“据实说话，法不追究。你怎么认为的，就怎么说。我认为你不是犯罪。”
后来他们拒不认罪认罚，检察院撤回了量刑建议，但也没有对他们采取什么措施。
“检察院没那么小气，会允许依法表达真实意愿。特别是遇到够分量的律师，并真正把你点醒的时候！”
案例二：审查起诉阶段强迫认罪认罚。
我前面讲的那个虚假广告的案子，全案十多个被告，目前全都取保。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费劲全力强迫各被告认罪认罚。
我此前曾专门给检察院通过电话，我认为当地公安检察能把罪名由诈骗更改为虚假广告，就是没有把事做绝。如果真按诈骗走下去，就实体问题纠缠不休，只有到了法院，才有说理的机会。“到底有多大欺骗因素，才算诈骗？是没有商品而假装出售才算诈骗；还是有点商品，但夸大了作用，就能算诈骗？”这些问题，均是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空白地带。把事做绝，就按诈骗走下去，有理你到法院说去。你也没有什么更好办法。
鉴于公安检察更改罪名、高抬了一手的做法，我也曾考虑过，看能否折中一下，也别让人家背上错案责任。但这个案子实在没办法折中。因为构成虚假广告罪的前提是“得是广告”，而他们确实仅是“宣传”。所以，我不会在认罪认罚具结书上见证签字。
目前公安检察都在用“信不信，不认罪认罚明天就逮捕你”来要挟各被告，但我就只有一个观点：不是犯罪，也没有办法折中，不会认罪认罚。同时，我也给我代理的被告说了：“能逮捕你的话，不会威胁。逮捕不需要那么温柔，只动口而不动手。”
案例三：警察的寻衅滋事。
有个警察，和几个朋友喝点酒拉拉扯扯发生了点儿口角。就目前在案证据看，他既没有指使和纵容，也没有参与拉扯，还不断的劝架和赔礼道歉。
不知道有什么“杀父仇和夺妻恨”，派出所非得让各被告共同指认他指使和纵容，非要把这个事儿沾到他身上。他在当地请了律师，家里人又找到我。我本来是不想会见他的，说说意见、喝顿酒，我就走了。但眼看着律师瞎指挥胡咧咧，我看只有会见才能排除干扰。
会见过程就是三句话：一是，有没有指使和纵容？没有。二是，有没有参与拉拉扯扯？没有。三是，这样还不够，就目前办案机关的倾向看，你得有拉架，才能阻断和这个事儿的关联。有没有？记不清楚了。
这就难免陷入实体上可左可右的纠缠了。
“没事儿，想否定逼供诱供的证据很容易。你是不是还没有被双开？”
“是。”
“那你现在就是在职民警。在所内要求见督查，就逼供诱供向督查反映，由此否定此前系列诱供逼供笔录。最好能通过这个程序将案件移转至其他区县管辖，这样就此前证据全部推翻，全案重新侦查。”“督查既督你，也督他们。谁违法督谁！”
他听我讲完，有点想哭。
我又给他说了一句：“把眼泪收起来，他妈的，我今天来不是给你喂奶的。男子汉大丈夫，头掉了，碗大的疤！把眼泪给我收起来！严格依照法律办事！”
不让他哭，还真不是因为我心狠。而是因为哭，就是动摇，就会左右摇摆，就能给他人可乘之机。“不使狠劲儿，捏不了恶疮。”决不能在重要节点上有任何松动和摇摆的迹象，否则必定功亏一篑！
上面讲的这三个案例，均是真实案例，且没有任何夸大成分。
细心读者从中应该看到的是：法律会变形，才有了律师存在的必要。而律师应对执法变形的方式，就是在关键节点上拿准拿稳，决不为外物所惑。
王阳明曾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所有的强迫和变形，均是在你心中不断种下心中贼，让你左顾右盼、怕狼怕虎。破它，就是用硬的山中贼，来灭软的心中贼。
除此，别无他法。毕竟公章不在律师手上，看守所的钥匙，咱也没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