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阿尔巴尼亚的艺术家们在参加新中国国庆十周年、到湖南访问演出时，演唱了一曲深受大家喜爱的“湖南民歌”《浏阳河》。
- 《浏阳河》
弯过了几道弯
几十里水路到湘江
江边有个什么县呢
出了个什么人
领导人民得解放
啊依呀依子哟
事实上，这首歌受到人们的喜爱，可上溯到1951年5月的北京会演。当时，全国调集歌舞作品参加选拔，入选者将前往德国柏林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在这次选拔会演中，湖南选送的歌曲《双送粮》脱颖而出，并于22日晚、走上了中南海舞台，为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演出。
这首歌的首唱者是湖南花鼓戏演员龚业珩。龚业珩，湖南湘潭人，1934年出生。她在回忆当时演出时的情形时说：“我永远都记得，那天毛主席穿着浅棕色的中山装，很是高大、潇洒，他穿的皮鞋是什么样子、我还清清楚楚呢。”
当时的龚业珩由于太过激动，上舞台时还摔倒了：“我是湘潭人，那时才刚解放，我又才工作，对着毛主席唱歌颂毛主席的歌、那种幸福的光荣感是无法形容的。”
1961年，17岁的李谷一进入湖南省花鼓戏剧院，接替龚业珩成为第二个《双送粮》演唱者。此后，《双送粮》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中国唱片公司灌成唱片向全国发行。
到了1959年，阿尔巴尼亚的艺术家将《双送粮》的第三段单独拿出来、作为独立的歌曲演唱，并用第一句歌词“浏阳河”作为歌曲的名字。此后，《浏阳河》开始传唱开来。
时光荏苒，《浏阳河》的旋律在几代人的岁月里一直回响不息，直到今天、还经常出现在各种演出场合。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首湖南民歌的词曲作者都曾经因为这首歌的著作权打过官司。
1992年，湖南省文化厅曾经正式发文认定：《浏阳河》的署名应为徐叔华作词，唐璧光原曲，朱立奇、齐芝田等集体编配。
词作者徐叔华，湖南长沙市人，1931年出生。1950年9月，19岁的徐叔华随湖南省湘江文工团土改工作队，来到长沙市东郊浏阳河畔的黎托乡体验生活。当时，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交公粮的路上，你追我赶、非常踊跃。因此，徐叔华打算编一个小戏“送粮路上”。
“当时我在浏阳河进入湘江的最后一道弯前，整整干了一天活，到了晚上，就和当地的农民们一起跳到浏阳河里，把整天的疲劳劲儿全消除掉，灵感也就上来了，在当晚回住处的路上，《浏阳河》诞生了。”回忆《浏阳河》的创作时，徐叔华特意提到自己的一个趔趄：
在回去的路上，由于天黑路不平，他脚下一滑，差点栽进路边的水沟。这个趔趄触发了他的灵感，使其脑海里闪出了这样的画面：爷孙二人推着小车送公粮，路上与一位青年你追我赶，一不小心、陷入一条水沟。因为粮食装得多，爷孙俩抬不动，就请青年帮忙。青年和小孩儿逗乐，说：你要能答得出我的问题，我就帮你抬。于是便有了唱段：“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到湘江。江边有个什么县，出了个什么人……”
他连夜创作出了花鼓戏《推土车》（后改名为《双送粮》）。这出戏共分三段，反映了农民翻身分得土地的喜悦心情。
1951年，《双送粮》的演出小组在武汉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选拔时，剧中的两个唱段都是湖南花鼓戏腔调；而《浏阳河》一段采用的是京剧曲调《小放牛》。《小放牛》是河北一带的民歌。负责审查的中南文化局认为，《小放牛》没有湖南的地方特色，应换成具有湖南风格的曲子。临阵换曲的任务交给乐队指挥兼打鼓的朱立奇。
朱立奇，是湖南长沙宁乡人，1926年出生，现已去世。由于时间紧迫，朱立奇灵机一动，想到一年前演过一个湖南花鼓戏《田寡妇看瓜》，其中有一个《送瓜调》用的是湖南祁阳小调音乐。能不能将这个曲子套用到《双送粮》上来？朱立奇决心一试。结果，经过试唱试演，效果很好。
《田寡妇看瓜》的曲作者是唐璧光。唐璧光，湖南永州东安人，1920年出生，2015年7月24日去世。
《田寡妇看瓜》是唐璧光根据赵树理同名小说改编的花鼓戏，剧情比较简单：男主角秋生自幼父母双亡，因生活窘迫、常到田寡妇的菜园里偷瓜。解放后，秋生分得了田地；为弥补过去的错误，便将自种的瓜果偿还给田寡妇。
其中，秋生有一段“送瓜调”的唱词：田大娘细听我来讲，如今世界大不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领导我们穷人翻了身……
唐璧光曾这样介绍当时的创作背景：土改后，劳动人民分得了胜利果实，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对毛主席的感激爱戴之情是难以形容的，从而激发了我的满腔激情，欢快的旋律好似滚滚江流，汹涌澎湃，倾泻直下，我一挥而就。
对于具体的创作过程，唐璧光说：我决定给这段中心唱腔谱出一套新的曲调，基调是：热烈欢畅，湖南风情，朗朗上口。我想到了民间广泛流传的祁阳小调《孟姜女》的音乐素材，对它进行了加工提炼，改变了原曲的哀怨情绪，形成了开朗欢快的旋律。
唐璧光和朱立奇曾是长沙音专的同学。但后来，因为《浏阳河》曲作者的署名问题，两人曾打过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而词作者徐叔华打的官司，是起诉侵权单位。
那时，他曾先后发现市场上选用《浏阳河》的95种歌曲集、700多种音像制品中，99%都署名为“湖南民歌”，还有署为“佚名”的，更甚的、还有署别人名字的。起初，徐叔华是给侵权的出版单位去信、说明情况，但很多出版单位对此并不理睬。
1996年冬天，65岁的徐叔华冒着大雪、如约前往某出版社交涉，结果吃了闭门羹，又冻又气之下、就病倒了。其子一怒之下，拿起了法律武器。
事实上，歌曲《浏阳河》之所以被署名“湖南民歌”，也是另有故事的。在上个世纪“反右”时，唐璧光和朱立奇、齐芝田先后被划为“右派”，徐叔华则被划为“中右”。于是，家喻户晓、越唱越红的《浏阳河》，作者就成了“湖南民歌”。
在《浏阳河》的创作群体中，唐璧光的经历是最惨的：
1958年3月被判刑7年，后妻子提出离婚。1964年3月刑满释放后，被安置在洞庭湖农场就业。1970年被清理回原籍，带着身有残疾的儿子回到老家、相依为命。为了生计，他到了县采石场，锤石渣、挑土方……
但是，在他的心中、始终有个坚定的信念在支撑：我们党是英明的，这种日子终会过去。
唐璧光的初心是要成为“中国的贝多芬”。唐璧光从小音乐天赋惊人。婴儿时不管如何大哭，只要祖父的二胡一响，立即止住哭闹，凝神聆听；咿呀学语时，即学会宫、商、角、征、羽；四岁能唱祁剧，六岁能唱小调。
其祖父一心一意希望他成为“东方贝多芬”。临终之际，将多年来收藏的贝多芬作品集交给他，并在集子封面端端正正写了个“梦”字。知道了这个情节，也许就能理解为什么他因为《浏阳河》的著作权、而旷日持久地奔波。
唐璧光曾说他对《浏阳河》的感情就像对待痴儿一样，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1957年，妻子分娩时发生了难产，正在高墙之内的他、接到电报后翻墙而出，星夜奔赴家中见了儿子一面，接着天不亮就赶回了长沙。13年后，再见到儿子时，孩子已因患脑膜炎而成了痴呆。
唐璧光曾预言过《浏阳河》的生命力：只要毛泽东的名字在这个世界存在，《浏阳河》也就永远存在。
唐璧光一生坎坷，但并没有像某些文艺工作者一样、因自己的不幸而归罪毛主席。他至死至终都为创作《浏阳河》而自豪，至死至终都相信毛主席将会永垂不朽。
唐璧光对于毛主席至死不渝的信仰，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
一个署名“五丘”的，在其名为《“红歌”作者【唐璧光】的泣血人生》的文章中说：随着头号推手薄X来判刑，作为官方主导的“唱红打黑”运动黯然收场了……随着民众民主意识的日渐普及，社会民主转型的逐步推进，红歌最终也一定会被抛到“历史垃圾堆”里去！
在这篇标注完成日期为2014年5月28日的文章中，“五丘”还做出这样的判断：《浏阳河》作者唐璧光先生至今还“睡着”，还没“醒”过来！
“五丘”断定唐璧光根本不理解“红歌”的本质，并声称自己曾在三年前就写过《怎样认识红歌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并给红歌下过这样的定义：红歌，作为国家“主人”歌颂“公仆”的歌曲，是涂上“红色”油彩的专制文化、皇权思想、臣民意识的现代版，是中国源远流长的“马屁文化”的巅峰。它宣扬了“反民主的反动”思想，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也是苏联、东欧极权主义制度的丧歌！
如去在以前的文章中说过，相当多的文革批判者，批判文革的方式、采用的就是被他们批判的那种“文革方式”。于是，结果就是，“五丘”之类的人、不断地被事实扇耳光。
五丘对唐璧光的批评已经过去十年，对红歌的攻击已经过去十三年，被抛到“历史的垃圾堆”里的、不是唐璧光的红歌，而是“五丘”之类的攻击红歌者。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