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千多年中，历史已经向我们交出五份关于中日战争的案例报告，五次教训绝不算少，每一个案例都值得我们反复研究日本的武士道。
隋唐以后，狂热学习过唐朝制度文化的日本，常常以“小中华”自诩。
“仁”是儒家文化的根基所在，它代表着一种普世的客观道德要求。“仁”之后，最常出现的是“礼”，“礼”通常指确定下来的典章制度，更明显是一种人为的规则。
但是，儒家学说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仁和礼，是被学习中华文明的日本武士道弃而不取的。武士道的最根本最核心的是“廉耻”。
无仁无礼，什么事情会让一个武士感到羞耻？失去个人或所属集团的荣誉和地位，当武士受到这种羞耻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切腹自杀。
为了避免这种奇耻大辱，武士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其最终目的就是一定要超越对手，取得压倒性胜利，无论是为了个人名誉而决斗，还是赢得一场战争，为主公赢得荣光，让自己扬名立万。
中国人有时会“杀身成仁”，有时也会“忍把浮名，都换了浅斟低唱”，但日本武士道绝不会放弃荣誉和名声，他们杀身，也绝不会是为了他们认为抽象缥缈的仁义道德。
抛弃了中华文明仁和礼的束缚，将一己荣誉和胜利置于远高于生命的地位上，这样的武士道精神自然会让武士们在面对斗争时采取如下态度：只有输赢，模糊是非；只有进退，无视规则；宁可玉碎，不要瓦全。
当然，我们不否认武士道中那些克已、节俭等原教旨意义的价值观。我们正视对手，就该客观认识它，甚至肯定它。
事实上，在长达几百年的武士统治时期，武士道精神已不是武士阶层的专利，它被奉为整个日本社会的伦理基础，无远弗届，不同程度渗透熏陶着每一个日本国民。日本人一向有坦然赴死的觉悟，即使是传统日本社会中处于下层的农夫、乞丐，甚至柔弱的女性，也同样以回避死亡为耻。
以武士道为信仰，无怪乎日本的国民性中有动辄使用武力，并且以小博大、死斗到底的倾向了。在好的方面来说，即使在战后日本，失职的国家公务员或生产了不合格产品的企业主，也有不少人以死谢罪于国民，以维自己的声誉、表达自己的羞耻之心。
与武士道相表里的神道教是传统日本的民族宗教，宣称日本为神造之国，即为“神国”，其他国家则是神创造日本时溅出的泡沫凝聚而成。
这种“神国”观念使古代乃至近现代的日本人认为自己在世界上有着绝对优越地位（如犹太人自认的上帝唯一选民），他们负有统治世界的神圣使命。
皇室崇拜是神道教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日本人把他们的天皇当成“现人神”来崇拜,使得为国、为天皇献身蒙上一层奉神仪式的神圣色彩，使得普通民众对战争的认识完全失去理性。
军国主义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形成的对军队实行“武士道精神”、对外扩张侵略的一种反动思潮。二战中，日酋又在其教义中加进“圣战”、“八肱一宇”等内容，鼓吹对外侵略，宣扬为天皇尽忠。神道教成为推行军国主义政策的精神支柱，无论当今如何包装，它所具有的野蛮性、原始性都是抹不去的，它也从没有进行过任何现代性的宗教改革。
纵观中日千年五战，除去一度称霸欧亚、更具扩张意愿和实力的蒙元曾将战舰开到了日本列岛之外，对中国唐朝和明朝的战争，均是由日本蓄意挑衅,出兵强攻朝鲜半岛所引起的;而到了晚清和民国时期,日本更是借明治维新和近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实力增长，挟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跋扈嚣张，疯狂进犯我中华。
中国力量曾经震慑日本，日本民族也曾陷中华于亡国灭种危机。中国曾经做了日本上千年的老师，日本也于近代以后在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甚至日常词汇方面极大地“反哺”了中华民族。以上是不争的历史。中国已经不是一百年前积贫积弱的小农之国，我们已经成为世界强国；日本也已不是八十年前的军部日本，战后改革已经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全面打造出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多元日本，也是美军占领下的傀儡之国，以上是客观的事实。
两国人民与政府，尤其是有深厚历史原罪的日本，更应该努力做到并且正在做的是真正了解中华，尊重中华。国与国之间，不可能没有摩擦和分歧，但都不应再以老眼光和成见、偏见去审视对方，因为那些只能加深仇恨，徒增口水，于事无补。今天的中日关系，尽管仍有灰色地带，但从大局上讲一定要翻开新的一页。
无论日本下一步如何走向，我们必须从内心深处理解并接受一个常识：国运沉浮，从来都是并且只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清算日酋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的任务尚未完成，让我们一起守护历史的真实，爱惜人类的理性之光，珍视代价高昂的中华文明薪火。
勿忘历史，警惕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