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最后的安排
第二节：淮南一叛
魏国伐吴战争取得了胜利，司马懿在国内的地位更加巩固了。司马氏完全掌控了魏国权柄，魏室成为了一个空架子。司马懿专擅朝政，大力打击异己分子，引起了一批忠于魏室的外地将领的恐慌。
驻扎于淮南地区的车骑将军王凌，对司马懿专权心生不满，遂与其外甥兖州刺史令狐愚密谋推翻司马懿的统治。
经过一番秘密商议后，他们认为少帝曹芳年幼懦弱受制于权臣，不适宜再任大魏皇帝，应当迎立年长有才的楚王曹彪继承大统。王凌等人计划另立朝廷建都许昌对抗司马懿，以此振兴曹氏。
楚王曹彪是曹操之子，曹魏宗室嫡亲。对于王凌来说，这是一张政治王牌，可以凭此号召忠于魏室的将领联合起来反对司马氏。王凌和令狐愚密谋制定好后，便开始着手下一步行动。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九月，令狐愚派遣亲信张式以监察藩王为名，赶赴楚王曹彪府邸拜访。曹彪的封国是在兖州，属于令狐愚的管辖区，所以这次拜访活动并没有引起外界的怀疑。
张式来到楚王府后，自然是按照魏国之前制定的藩国政策巡视一番。直到临走之时，张式才偷偷地对曹彪说道：“令狐使君向大王致以崇高的敬意，如今天下的事情尚未可知，愿大王珍重！”
曹彪知道令狐愚这次派张式来“监察”，只不过是想掩人耳目，其隐藏的意图已经在无形之中透露出来了。曹彪心领神会，点头答道：“你回去替我答谢令狐使君，我知道他的厚意了。”
曹彪作为曹操的儿子，自然不甘心魏国的权柄落入外姓的手里，觉得自己有义务也有必要夺回属于曹氏的权力。而如今，有地方实力派将领出头为他做主，曹彪毫无犹豫就答应了。
就这样，王凌和令狐愚开始了另立新君的第一步。
令狐愚与曹彪取得联系后，一切按照计划行事。接着王凌又秘密派遣宾客劳精潜入洛阳，暗中找到王凌儿子王广，说出了他们的密谋，希望王广在洛阳当内应。王广听了劳精的话后，摇头说道：“废立皇帝，这是一件大事，最好不要冒险行此事，否则酿成祸患就后悔莫及了。”
王广在朝当官，他亲眼目睹了洛阳这些年来的政局变化。之前曹爽执政不得人心，而如今经过高平陵政变后，司马懿任贤使能，广泛培养自己的党羽，并且遵循先朝的政策法令治国安民，这是符合老百姓的心愿。
魏国在司马懿的管治之下，各项制度已经走上了正轨，获得了广大士族的支持。
更何况司马懿父子兄弟们都掌握着兵权，司马家族现在羽翼已丰，统治根基已稳，是不容易被推翻的。
虽然司马懿的本心难以测量，以后会不会篡夺曹魏江山谁也不敢打包票，但目前司马懿起码没有表现出篡逆之心，依然是以一个臣子的身份向魏帝问好。此时另立新君，无疑是公开叛乱，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所以王广力劝其父王凌不要轻举妄动，一旦事败必然带来灭族之祸的。
劳精从洛阳回来后，向王凌汇报了此次出差的相关情况。
王凌听不进儿子的话，依然按照原计划密谋推翻司马懿的统治。
同年十一月，令狐愚又派张式去见楚王曹彪，向他通报事情的进展。然而还没等张式回来，令狐愚就病重去世了。
令狐愚是这次事件的策划者，联络楚王曹彪主要是由他来负责的。令狐愚之死打乱了王凌的计划。更加糟糕的事情是，令狐愚的亲信杨康向司徒高柔举报了王凌与令狐愚的密谋。
令狐愚有两位主要助手，一位叫作单固，担任兖州别驾；一位叫作杨康，担任兖州治中从事。他们皆为令狐愚心腹，都参与密谋废立之事。杨康作为令狐愚的主要助手兼心腹，所以令狐愚此前已经把废帝另立的事情全盘向他透露。
杨康泄密之事是这样的：在令狐愚病重之时，杨康应司徒府征召赴京。而杨康到达洛阳后，就听闻自己的顶头上司令狐愚的死讯，这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本来杨康就觉得王凌与令狐愚另立新君对抗司马懿的成功率不大，而如今令狐愚死了，王凌势单力薄，此事的成功率几乎为零了。所以杨康为了立功自保，主动向高柔举报了王凌的谋反之事。
当然，高柔接到杨康的举报后，自然不敢怠慢，马上向司马懿汇报了相关情况。
司马懿听了高柔的详细汇报后，非常吃惊，想不到王凌竟然敢密谋策划针对他的谋反事件。
不过，司马懿是见惯了大风大浪之人，他马上恢复镇定，开始着重处理此事。这是一件十分棘手的谋反事件，相当不好处理。
王凌是四朝重臣，屡建战功，位列三公，在朝上的资历并不比司马懿低。司马懿知道，如果没有确凿具体证据，单凭杨康的一面之词就给王凌定罪，是不足以服众的，反而容易落下铲除异己的口实。所以此时不是出兵讨伐王凌的时候，必须等到王凌谋反显露之时，司马懿才能名正言顺出兵平叛。尽管司马懿一时难以下手将王凌绳之于法，但并不代表司马懿没有防范王凌突然举兵的措施。司马懿为了不打草惊蛇，依然让杨康回兖州工作，告诫他以后不要再提此事了。
同时，司马懿调派自己亲信黄华出任空缺的兖州刺史之职，就近监视王凌。一旦王凌有异常举动，黄华就能紧急处理。
司马懿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几十年如一日的隐忍，已经让他养成了冷静沉着的性格。他就像一个高明的捕猎者，捕捉狡猾的猎物不等到机会成熟之时，绝不会轻易主动出击，务必一击即中。
杨康的告密，使得司马懿得知了王凌密谋的全部过程。司马懿之所以引而不发，只因为手中没有王凌谋反的确凿具体证据。
嘉平二年（公元250年），荧惑（火星）出现在南斗星的位置上。对于这种异常的天象景观，做贼心虚的王凌揣揣不安。王凌听说东平有一个叫作浩详的人熟悉天文星象，便将其召来询问，该天象出现是何事发生之征兆？
在我国古代，火星的异常出现，一般会被认为是战争、死亡的恶兆。在中国星占学上，“荧惑守心”被称为最凶的天象。“荧惑守南斗”，自然也不是什么好征兆。
当然，浩详作为一名颇有造诣的星占家，自然知道该恶兆的出现代表着什么。浩详看见王凌突然找他来看天象，怀疑对方隐藏着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所以浩详不敢说实话，而是欺骗王凌，敷衍地说道：“淮南地区是楚国的分封之地，如今吴楚之地同占淮南，这预兆着该地应当有王者兴起。”
王凌听了浩详的话，深信不疑，大喜道：“斗中有星，应当出现一位突然显贵的人物。”
于是王凌更加坚定另立新君的想法，暗中积极准备着。
楚王曹彪是太祖曹操的儿子，根正苗红的魏室王子，这一点是谁也无法抹煞的事实。司马懿可以向天下宣称曹爽是阴谋篡夺帝位的叛逆，但不能否认曹彪是曹操的儿子这个身份。
王凌吃了一颗定心丸后，决定就此一搏。毕竟谋反这种事情拖得越久对自己越不利，时间久了容易泄密。
当然，王凌也知道推翻司马懿并非易事，他手中的兵力远远不足以对抗朝廷大军。恰逢此时，王昶上表伐吴，东吴军队云集涂水（位于长江左岸）。孙权为了阻挡魏军长驱直入，调遣十万军队修筑堂邑的涂塘坝，河水淹没往北的道路，以至魏国淮南地区很多地方成为了洪泽区。王凌借此机会出兵，严密部署军队在魏吴边界，上书要求中央给他发放统兵的“虎符”，以调动淮南大军讨伐入侵之敌。这只不过是王凌的表面举动，实际上是想举淮南之兵发动兵变，以拥立曹彪为帝。此时的王凌却不知道，他另立新君的计划早已经泄密了！
对于这一切，王凌完全被蒙在鼓里，还傻乎乎认为司马懿会授予兵权让他调兵。
当然，司马懿已经将王凌的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自然知道王凌提此要求所隐藏的意图。所以朝廷没有答应王凌的要求。王凌看见朝廷不批准他的要求，当然知道就是司马懿不批准。王凌慌了，隐约感觉到司马懿察觉了他的阴谋，觉得迎立新君之事不能再拖下去了。于是王凌派遣心腹部将杨弘拿着他的亲笔信秘密去一趟兖州，把他打算废少帝立楚王的想法告诉新任兖州刺史黄华，相约共同举事。
这是王凌没有办法的办法。在王凌看来，他单独举兵造反毫无胜算，联合黄华一起举兵还有抗衡司马懿的资本。在王凌看来，黄华或许是司马懿的亲信，但如果黄华是一个忠于魏室的人，即使不同意，起码也不会出卖他。所以抱着侥幸心理的王凌，明知道这样做有风险，但也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已经别无选择了。自从王凌踏上废帝他立这条路，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令王凌万万想不到的是，杨弘竟然出卖了他！杨弘一见到黄华，就把自己领导谋反之事详细地告诉了黄华，并联名黄华一起写信把此事报告给司马懿，告知王凌即将起兵叛变。
司马懿收到黄华等人寄来的信物，立刻让少帝曹芳下诏平叛，亲自率领大军沿水路进军讨伐王凌。现在王凌谋反证据确凿，时间地点人物一清二楚，人证物证俱全。王凌就是想抵赖也无法抵赖，因为所有的辩词在证据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为了让王凌放弃抵抗，司马懿在东征王凌时让朝廷下诏，只要王凌主动认罪投降，可以看在他以往的功绩上既往不咎。同时，司马懿任命昭武将军诸葛诞为镇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相当于剥夺了王凌的军事指挥权，并让其次子司马昭督察淮北诸军事务，做好后援工作。
司马懿安排好各项工作后，马上从洛阳率军日夜兼程，顺流而下，只有几天时间就悄悄抵达百尺堰，直逼扬州治所寿春，不给王凌丝毫集结军队反抗的机会。与此同时，司马懿还给王凌写了一封亲笔信，信誓旦旦地向王凌保证，只要弃械投降，绝不会伤害他以及其家人。
到了这种境地，王凌自知大势已去。即使王凌硬要率领本部兵马对抗司马懿的中央军，无疑是以卵击石，不仅胜算为零，而且还会让寿春老百姓遭受战火涂炭。所以王凌在得到司马懿的“无身家性命之虞”的保证后，决定主动投降。于是王凌给司马懿写了一封投降信，认罪悔罪，痛骂自己有眼无珠受到令狐愚等人的蛊惑才以致误入歧途，希望太傅大人宽洪大量处理。
为了表示自己归降的诚心，王凌乘坐一叶小舟，独自一人出来迎接司马懿大军。同时，王凌派遣掾属王彧带着他的印绶、节钺交给司马懿。
司马懿大军抵达丘头之时，王凌让人把自己双手反绑起来，自缚于水旁请罪。司马懿派人解开王凌的绑绳，交还其送过来的印绶、节钺，给予安慰。
王凌认为自己已被司马懿赦免，加上他与司马懿长兄司马朗交好，不再怀疑司马懿耍诈。为了表示感谢，王凌乘小船前去拜见司马懿，想当面向太傅大人谢罪。
司马懿看见王凌乘小船过来，急忙派遣部下阻拦王凌，将其拦截在距离大船十余丈之外。司马懿不肯见王凌，自然是不肯原谅他。王凌见此自知情况不妙，急忙隔水向司马懿喊道：“我王凌如果有罪，您可用折简为信召唤我回京，何苦亲自率领大军前来呢？”
司马懿答道：“你恐怕不是折简之客啊！”
王凌闻此言，差点晕倒在地，喊道：“太傅对不起我！”
司马懿冷笑道：“我宁可对不起你，也不能对不起国家！”司马懿说完这话，就令人押送王凌返回京城。
当然，对待这样重量级别的谋反犯，司马懿还是很重视的。六百名步骑兵奉命押送王凌，一路浩浩荡荡回京。王凌自知罪孽深重，为了探明司马懿的真正意图，向押送的警卫队长索要钉棺材的长钉。于是警卫队长急忙求见司马懿，汇报了王凌的要求。司马懿听了二话不说，批准了王凌的要求。王凌得到棺材钉后，彻底绝望了，这一切都再明白不过了。押送队行到项城时，王凌看见贾逵祠庙立于水岸边，大声叫冤道：“贾梁道！我王凌是大魏的忠臣，只有神灵明白这一点。”贾逵一生忠于曹魏，生前曾经担任豫州刺史，对当地老百姓有恩德。贾逵溘然长逝后，豫州吏民为了追思他，专门为他刻石立祠。所以王凌途经贾逵祠庙，才这样喊出自己的心声。
是夜，王凌叫来了自己的掾属，痛心疾首地说道：“我都八十岁了，到头来竟然身败名裂，这是命啊！”
王凌不想回京接受公审，不想在满朝公卿面前受辱枭首，遂服毒自尽，保持了自己最后一点尊严。王凌自杀身亡后，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司马懿率军到达寿春后，下令查办缉拿参与王凌阴谋的相关人员。张式等人恐惧，投案自首。而单固也在涉案人员名单之中，所以被办案人员带到了司马懿面前。司马懿之前通过杨康的告密，已知道单固参与到这件谋反案中，明知故问道：“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单固答道：“不知道。”
司马懿看见单固不肯说实话，便直白地问道：“我问你，令狐愚是不是想起兵谋反？”
单固又答道：“没有此事。”
尽管司马懿不能撬开单固的嘴巴，但杨康的密供已经指证单固为令狐愚同犯，所以司马懿照样派人逮捕单固及其家人，把他们交给廷尉来审理。
廷尉接到这样的谋反案子，自然不敢怠慢，连夜开庭审案，严刑拷问单固。
单固为人忠义，宁死不屈，经过拷问几十次后，尽管遍体鳞伤，但每一次依然咬牙答道：“没有此事！”
廷尉没辙了。司马懿只能派人召来杨康与单固当面对质。杨康见到单固后，就连续抛问题诘问对方。至此，单固什么都明白了，原来是杨康卖主求荣，暗中早已将情报出卖给司马懿了。
到了此时，单固知道不能隐瞒下去，遂不再做无罪自辩了，反正什么事情杨康都密供给司马懿了。
于是单固怒视着杨康，破口大骂道：“老奴才，你出卖令狐使君，又让我灭族，难道你这样做就有活路吗？”
廷尉录了单固认罪口供后，单固一家老小皆被判处极刑。让人想不到的是，廷尉认为杨康在与单固的对质过程中言辞错乱，不满其表现，遂向司马懿建议将杨康一并处死。
就这样，杨康也被司马懿下令打入死牢。其实司马懿这样做，我们很容易理解，因为没有人喜欢卖主求荣的卑鄙无耻小人！杨康在失去了他的有用价值后，司马懿没有必要让这样的人还活着浪费粮食。
更加讽刺的是，杨康和单固同一天出狱上断头台。临刑之前，单固再次向杨康破口大骂道：“老奴才，你罪该万死不足惜！你到了地底下，有何面目去见令狐使君？”
当初杨康自以为向司马懿招供令狐愚、单固等人，就能得到封侯赏赐，谁知道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反而赔上了一条小命。
这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无论何时何地，当叛徒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顺便提一下，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中有一个反派角色就叫做杨康，他自甘堕落认贼为父，给金人当走狗残害汉人，最后自食恶果惨死铁枪庙。而历史上的杨康，他当叛徒出卖主人，同样没有好下场。可见小说中的虚拟人物，大都有历史上真实人物的影子啊！
尽管王凌和令狐愚已经死了，依然被司马懿掘墓戮尸，在寿春街市上暴尸示众三日。尸体公开展览完毕后，司马懿依然不解恨，又派人解脱下他们的印绶、朝服，当众烧掉，让他们赤身裸体下葬，在阴间当一个冷饿鬼。（《三国志·王凌传》：“乃发淩、愚冢，剖棺，暴尸于所近市三日，烧其印绶、朝服，亲土埋之。”）
王凌谋反失败后，王凌之妹理应连坐处死。值得一提的是，王凌的妹夫是西线战区最高统帅郭淮。司马懿派遣御史前往长安逮捕王氏，办案人员只能奉命办事。
郭淮镇守边关几十载，安民守边，防止外寇入侵，功绩卓著，在雍凉地区很得人心。所以王氏被抓走的消息一传开，当地顿时沸腾了。
郭淮麾下的将领以及羌、胡渠帅等数千人叩头请愿，叫郭淮上表朝廷，留下王氏。受限于连坐制，郭淮不同意众人的请求。几十年的戎马生涯，虽然郭淮见惯生死离别，但眼睁睁地看着最亲密的人即将从自己的生命中消失，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
郭淮是一个铁骨柔情的职业军人，看着相濡以沫的妻子被人抓走，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在场的众人，无不痛哭流涕，人人扼腕叹息，甚至有人打算在路上帮郭淮抢回王氏。
谁都知道，王氏这一去，是踏上不归之路。
郭淮的五个儿子更是哀痛至极，他们号陶痛哭，苦苦哀求父亲，务必救回母亲。他们都是孝顺的儿子，不停叩头哀求，直至鲜血横流。五子血流满面，郭淮不忍直视，再三思考后，最终决定派人去追回夫人。众人得到郭淮的许可后，当场就有几千人骑着快马争先恐后去追人。几日之后，大伙们把王氏安全带回来。
郭淮在夫人追回来之后，马上给司马懿写了一封请罪信，痛苦地写道：“我的五个孩子思念他们的母亲，以至哀痛欲绝。如果他们的母亲死了，我就会失去五个孩子。如果这五个孩子死了，这世上也就不再有我郭淮了！如今我私自追回王氏，如果我这么做违犯法令，责任在于我一人，我甘愿受罚！书信在此，望公明鉴。”郭淮违令追人，自然是触犯了相关法令。事已至此，郭淮只能哀求司马懿法外开恩，看在以往的情面上放过他的妻子及其家人。
司马懿接到郭淮的来信，字斟句酌信中的每一句话……
司马懿考虑许久之后，长叹了一口气，下了特赦令，同意赦免王氏，也不追究郭淮抗命之罪。
当然，司马懿并不是慈心大发而签发特赦令。郭淮是西线战区最高统帅，手握重兵，陇右兵团的战斗力是如何，司马懿最清楚不过了。并且郭淮在雍凉地区有很强的号召力，许多人愿意为他卖命。一旦逼反郭淮，其后果不堪设想。即使司马懿心中有一万个不愿意，也不得不根据现实情况赦免王氏。
在淮南一叛中，还有许多人受到牵连。凡是直接参与王凌谋反案或者知情不报者，皆被判处极刑，夷三族。不过，楚王曹彪毕竟是太祖曹操的亲生儿子，如果也将曹彪夷三族的话，就能把这笔账算得曹操子孙的头上，这显然是行不通的。所以司马懿只能特事特办，按照汉朝燕王刘旦的旧例，派人带着皇帝的诏书严厉谴责曹彪，让他尽快自行了断，以免像王凌和令狐愚那样弃尸于市，死得那么难看。
曹彪接到中央特派员送过来的赐死诏书，只得含泪自杀了。曹彪一死，他的妃妾和儿子们都受到牵连，被贬为平民，迁移到平原郡集中居住，被朝廷严密监视起来。曹彪的属官近臣们都被司马懿以“知情不报”的罪名诛杀殆尽，其中不乏有冤死者。楚王封国也被削除了，并入淮南郡。（《三国志》：“彪乃自杀。妃及诸子皆免为庶人，徙平原。彪之官属以下及监国谒者，坐知情无辅导之义，皆伏诛。国除为淮南郡。”）
司马懿以雷厉风行的手段无情铲除异己者，遵行“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杀戮原则，让人看得触目惊心！其心狠手辣，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杜绝以后外地将领效仿王凌利用藩王的名义谋反，司马懿让皇帝下诏把魏室分封在全国各地的所有王公，全部集中在邺城居住，命令有关部门严加看管，不让他们与外界随便往来。（《晋书·宣帝纪》：“悉录魏诸王公置于邺，命有司监察，不得交关。”）
淮南一叛之后，司马懿借机囚禁藩王，极大削弱了曹魏宗室力量。从此，邺城迎来了一大批没带手铐脚镣的高级囚徒，他们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个人隐私可言，甚至没有人身安全，因为司马氏有能力随时找一个借口除掉他们。这些藩王们失去了尊严，他们在严密的监视下屈辱地生活，直至魏国灭亡！
本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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