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弘
高尔基回到苏联后自称仆人，称斯大林为主人，证明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作为刍狗的身份。高尔基与斯大林之间的交易，如同将灵魂出卖给魔鬼的浮士德，只是他最后没有得到上帝的拯救。
高尔基和列宁
在俄罗斯，关于高尔基的评价像来回烙煎饼一样“不停翻个儿”。早在1906年就有人以《高尔基已经死亡》为标题，要求从中小学课本中停止使用高尔基这样“有过失的人”的作品。1992年，在否定高尔基的浪潮中，高尔基、法捷耶夫等人的书又作为“思想上有害的作品”被一些愤怒者付之一炬。著名学者金雁的《倒转红轮》一书中，对高尔基作出了深刻的剖析。
1905年，高尔基参加创办了《新生命》杂志，列宁在该杂志做总编辑。二月革命前，高尔基曾多次在经济上支持列宁。
余中先在《不合时宜的思想》译序中指出，在十月革命前，作为作家、社会活动家的高尔基在俄国民众中和世界舞台上享有比一直处于地下状态的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袖高得多的声望。也正是因此，列宁格外珍惜与高尔基的友谊，珍借高尔基及其创作对俄国民众与世界进步人类的巨大影响，珍惜高尔基为革命政党募集资金的能力。在列宁与高尔基生前。他们之间是平等、自然的朋友关系。例如，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会议期间，列宁在紧张工作之余两次专程圈高尔据住处看望他，当高尔基侨居意大利卡普里岛时，列宁曾两次看望高尔基。二月革命发生后，高尔基认同孟什维克的理念，希望捍卫二月革命的成果，而列宁要夺取临时政府的政权，两人的观点完全对立。从1917年5月1日，高尔基利用募捐创办的《新生活服》开始出版，到它被查封的14个月里，高尔基共在该报上发表了约80篇文章，其中58篇发表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专栏之中。1918年高尔基将其中33篇收在《革命与文化——1917年论文集》中，由柏林的拉迪日尼科夫出版社出版。同年秋，高尔基将其中的48篇以《不合时宜的思想》为名在彼得格勒结集出版。
金雁的《倒转红轮》一书显示，十月革命爆发的前一周，高尔基在他所主持的《新生活报》 上发表 《不能沉默！》，恳请布尔什维克中央驳斥“十月二十日布尔什 维克即将采取行动”的流言，避免七月彼得格勒工人士兵游行示威惨遭镇压的流血事件再次重演，劝阻布尔什维克发动革命。但是，十月革命依然爆发，高尔基在《新生活报》 上猛烈抨击各地发生的暴行，甚至指名道姓地抨击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他不赞成“剥夺剥夺者” 的口号，并公开严厉批评列宁。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7 月查封了《新生活报》。
《新生活报》被查封之后、高尔基仍然不断地向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袖表达他对当局政策的批评与建议，并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阻止文物外流、赈救饥民、组织图书出版、保护知识分子等具体工作之中。为此，高尔基常常与列宁发生激烈争吵。除了公开批评，高尔基还凭着他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的旧交情，在内战期间，先后给列宁、捷尔任斯基、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写了上百封信，为许多被捕的知识分子求情。
与几年前“禁演风波”中高尔基几乎成为“知识界公敌”的状况相反，这时的高尔基几乎成为知识分子的公共庇护人和保护伞。列宁照顾高尔基的面子主要还是为了利用高尔基在国际上的声誉和能量，他可以在国际交往中扮演政治家无法做到的事情。尤其苏维埃当时在国内外都极度孤立的情况下，高尔基仍然是新政权借来获得外界捐助的仅有中介。如1921年的饥荒赈灾，高尔基就出了大力气，美国社会活动家杰·戴维斯等大施主来俄国就是高尔基牵线搭桥的，即便他出国以后也在为此事奔走。
尽管如此，列宁对高尔基玩的手腕也非常老道。通常是列宁让季诺维也夫与他共同唱红白脸，季诺维也夫唱红脸，自己唱白脸。经常是高尔基为某人求情，列宁当场答应，转身却把高尔基信件的副本秘密寄给季诺维也夫，并向他下指示，“赶快动手！” 然后再向高尔基表示遗憾：我也想救，唉，来不及了……
1919年初，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被极端分子杀害，根据红色恐怖理论，俄国处决了四名沙皇的亲属。其中之一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是一名自由主义历史学家，高尔基为他求情，认为这样的人物存在不会对新政权构成任何危险，列宁当场答应了高尔基的请求，同时却下令季诺维也夫，不得放掉大公，动作要快，于是大公们很快被枪决。
由于高尔基不断给苏维埃各个部门写信，一次又一次找到列宁，营救被迫害的知识分子，列宁对此难以容忍，但不愿意与高尔基当面翻脸。1921年8月9日列宁给高尔基写信说：“您在咳血，可您还不走，这实在太过分了，太不合理了。您到欧洲一个好的疗养院，既可以疗养，又可以多做两倍的事，的确如此。在我们这儿，您既没有条件疗养，又干不了工作——只是一味地奔忙，徒劳无益地奔忙。去疗养吧，我请您别固执了。”
十几天以后，高尔基倡议成立的全国贩济灾民委员会被解散，成员被速捕，而诗人勃洛克申请出国治疗未被批准，诗人古米廖夫被处决。1921年10月16日，高尔基黯然离开俄国。他先在德国，后来长住意大利，一去又是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