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余承东在华为的征程已迈入第31个春秋，他的足迹从无线业务跨越到终端业务，再至如今的智能汽车业务，演绎了属于他的“事业三部曲”。在他的字典里，“躺平”从未有过一席之地。
作为一名华为老兵，55岁的余承东没有一天离开过战场。
6月29日，余承东现身西安，在母校西北工业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作为校友代表致辞。这是他多年来罕有的不讲技术和产品，而是回首自己前半生的机会。
在17分钟的脱稿致辞中，余承东总结自己用了三个词：性格比较内敛内向、喜欢默默无闻、内心非常安静。
这种典型的理工男风格与他在商场上的果敢和张扬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前媒体更多用“好战”“狠劲”“华为于危难之际的猛将”来形容他，甚至任正非也用“余疯子”叫他。数次带出了华为最强悍团队，无线通信做到世界第一、将华为手机拔高到中高端领域。
余承东执掌华为无线业务、终端业务期间，华为的商业价值和品牌影响力水涨船高。
2014年，在本可以退休的年纪（华为惯例，工龄8年以上，达到一定职位，45岁即可退休），余承东选择留下，规划要工作到60岁。那时的他或许还没想到，五年后，在华为至暗时刻，他临危受命带领华为转战智能汽车。
对于华为来说，余承东留给外界的印象非常鲜明。底层里摸爬滚打过、把“第一”挂在嘴边、谈起产品就是直白的四个字--“遥遥领先”。他营造出来的极具反差感的“里子”和“面子”，吸引了一众消费者的关注。连360董事长周鸿祎忍不住调侃他，“能为公司省下十几亿元市场营销费”。
如今要攻下智能汽车这块领地，余承东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 01 幕后
余承东的草莽气息很重，这源于他从偏远农村走出来的早年经历。
1969年，他出生在安徽大别山区霍邱县的一个偏僻乡村。那里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余承东的童年与贫穷和劳作为伴。尽管如此，他从未放弃对学业的追求。在中小学时期，他的成绩一直名列第一，成为了班级乃至学校的佼佼者。
高考是余承东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1987年，他以全县应届高考理工科状元的身份，考入了西北工业大学，成为了自动控制系精密仪器专业的一名新生。
余承东表示，“这是我的第一志愿、第一专业，也是从霍邱二中走出的第一位大学生。”
对于一个来自偏远山村的孩子来说，这是一次鲤鱼跳龙门的飞跃，也是他获取更多资源，逆天改命的开始。
当时西北工业大学凭借航空、航天、航海“三航”的特色，位属中国15所重点建设的院校之一。在教书育人方面，该校实力相当强劲，据航空工业的统计，航空工业的总工、重大型号总师、特级专家及国家三大奖获得者中，西工大校友占据了60%以上。知名校友有尹泽勇、于起峰、张庆伟、葛森、杨伟等院士及总工程师的人物。
余承东回忆道，1991年，自己曾在毕业留言册中立下成为“总工程师”的志向。
大学期间，余承东参与了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的自动化控制系统项目，负责软件编程和系统调试等工作，这是他最早的团队实践经验。同时余承东也在学生会上崭露头角，课余的文艺晚会、运动会等校级大型活动让他尽早锻炼了组织和管理能力。
毕业后，余承东留校在飞机系503教研室担任老师。
余承东坦陈，对于那时候的他来说，留校任教属于折中之策，差一点就要直奔新疆马兰基地，参与核试验或相关的科研工作。而作为家中的经济支柱，考虑到需要资助家中弟弟妹妹的学业，他听从父亲建议，选择了待遇相对更稳定的教师工作。
但读书的火种依旧在胸口燃烧，两年的短暂工作之后（1993年），余承东自学成功考取清华电子工程系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的研究生。
就在研一这年，借着到深圳做项目的机会，余承东听说当地有家200多人的公司，规模不大，却有一大批从天南海北而来的青年才俊。诸如放弃清华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郑宝用（1989年进入）；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当时已有十年经验的孙亚芳（1992年进入）；华中理工大学首届少年班，入职两天火箭式晋升的李一男（1993年进入）。
郑宝用、孙亚芳、李一男
这便是余承东与华为的缘起，从华为第一代程控交换机的开发人员做起。这时的华为做的还是国产自研通讯设备的生意。
余承东提到：“在工作中，我不善于交流、不善于沟通、不善于表现，可能也是最晚才能脱颖而出的人。”但实际上，这只是他的谦辞，入职一年后，他便主动请缨，要在华为成立无线电部门，攻坚当时最前沿的3G技术。
这件事情的难度极大。公开资料显示，2000年左右华为一年营收约为90亿，若投身3G至少要拿出40亿做为研发费用，而且当时国内大陆市场迟迟没有发放3G牌照，决定了这件事的难度升级--必须要将目光投向海外，寻找新的市场机会。
这是华为内部第一次产生“反余”情绪。换言之，这也是任正非做为“伯乐”，力排众议对余承东的赏识之时。
后来的事情被大家熟知，华为3G产品的出海第一站选在了香港。为了确保首战告捷，华为采取了非常举措：通过借款和投资的方式，成功获得了香港Sunday运营商的3G订单。这一成功案例随后被华为用作标杆，向全球客户推广其3G解决方案。
后来，华为通过3G技术和配套的手机终端业务来推动整个3G解决方案的销售，成功突破了欧洲和日本的高端市场，成为多家国际知名运营商的3G合作伙伴。直到2013年，华为销售收入首次超越了过去的行业老大爱立信，成为了全球最大的通信设备商。
这个过程中，余承东参与了技术研发、产品架构、3G国际标准制定、市场拓展，集多角色于一身。此时的他，距离当初立下的“总工程师”目标近在咫尺。
“我是华为公司的第一个六级工程师、第一个七级工程师，都是代表当时华为第一个最高级别的工程师，也是华为公司第一个专利的撰写者、获得者。”余承东还提到，“在华为获奖的一些产品中，有很多人说是我发明的，但是，自己坚决反对把名字给放上去，虽然我确实是技术主导。”
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余承东居于幕后，性格里的内敛让他在公众视野中保持了一定的神秘感。尽管如此，他对技术的理解和对市场趋势的把握，开始让他在华为内部举足轻重。
▋ 02 台前
过去为了铺开3G业务，华为做起了手机这一终端硬件的生意。
2003年，华为成立手机业务部，目的是给运营商做白牌手机。但据任正非所述，华为终端业务是被逼上马的。在3G系统的销售压力下，配套的手机业务是解题诀窍。
但问题在于，当时华为的手机业务并不突出，主要生产面向中低端市场的功能机和广告商贴牌业务，这些业务利润微薄，无法为公司带来长期可持续的增长。
食之无肉，弃之有味，手机这一终端业务成了任正非的心病。
根据相关报道，任正非一度想要卖掉手机部门，还好当时华为总工程师郑宝用竭力劝阻。无人可堪重用之际，余承东主动请缨，从华为无线事业部“转战”华为手机事业部。
实际上，那时的余承东已经在华为站稳脚跟，他所在的欧洲无线事业部蒸蒸日上，2010年之前华为无线在西欧市场取得了9%的份额，只要维持这个态势，华为就能拿下当时欧洲最大的市场份额。但余承东还是要接下半死不活，和“高科技”毫不沾边的业务。
这一年，他41岁。是他骨子里草莽气息的第二次展现，同时也掀起了华为内部的第二次“反余情绪”。
余承东不按常规出牌、不满足于现状、有改变游戏规则的欲望，一上任就采取“一步到位”的转型--砍掉了不盈利的低端手机业务，转而专注于高端智能手机市场。
他是怎么定义华为手机的呢？
在2014年由21世纪经济报道的报道中，余承东回应道，“我们的品牌不会是大众，至少要是奥迪，或者保时捷。”而更准确地说，余承东认为华为是一个长跑型选手，不会谋求短期利润。
要知道，他之前将无线业务跻身欧洲市场第一，用了他18年，成功兑现了他在20多岁时的承诺--成为世界第一。但在手机业务上，同样的承诺第二次出现，余承东还是要赌。
具体过程不再言说，余承东赌赢了。2018年华为手机销量突破2亿台，成为中国销量第一，两年后又超越三星成为世界第一。
当时华为手机在国外的广告策略多样化，也是华为这一品牌与全球不同文化背景的消费者建立联系的关窍。
例如华为2015年在美国市场的广告片"Dream It Possible"，是与好莱坞影视制作公司Wondros合作打造，讲述一个女孩勇敢追梦的成长过程，与美国所颂扬的个人价值相符。
在埃及，华为推出了一款提升续航能力的智能手机广告，强调消费者可以安心使用，不必担心手机电量问题 。
在澳大利亚，华为的一系列海报则着重说明手机的可触控性和功能的多样性，如"Finger Fun"、"Bieber Fever"等，展示了华为手机的趣味性和实用性 。
在国内的手机发布会上，余承东喊出的“遥遥领先”一次次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华为在 5G 通信领域的领先地位，让美国开始打压华为。2019年，美国开始发起对华为的全面制裁。从最初的限制美国运营商与华为的合作，到全面限制华为使用美国技术、软件和芯片等 。
这是华为成立以来的至暗时刻。
这时候有人会说，是余承东对手机业务的“执拗”，直接面向消费者把华为拖入一个难以掌控的境地。但又有多少人能像余承东一样，在华为几次危机时刻挑起大梁。
▋ 03 第三次任命
在美国对华为实施全面制裁期间，2019年，华为调整业务结构，强化了云业务、数字能源和智能汽车部件等业务。同时，华为对余承东做了第三次任职调整：由他和团队作为尖刀队，带领华为进军汽车市场。
至此，余承东本人也经历了个人角色的转变，从技术专家到企业领导者。他笑称，“随着公司的发展壮大，我是被逼到了管理层的岗位上。”
事实上，任正非对智能汽车的业务非常坚决，“不造车”，只涉及软件，开发智能座舱和智能驾驶等核心技术。也就是利用其在ICT技术领域的积累，帮助合作伙伴设计和制造优质的汽车，而不是直接进入汽车制造业。
有意思的是，这五年来，余承东作为智能汽车业务的负责人，留给外界的印象是：一直在试探华为高层对于“直接参与造车”的底线。
此前有媒体得到华为员工的内部消息，称余承东是担心未来很多大中型车企会自研核心技术。如果华为仅作为一个核心技术供应商，很难讲清楚如何形成商业闭环。
两股力量在华为内部暗涌，以至于再传“倒余”的声音。
但退一步讲，华为也没有直接说和余承东有分歧，只是业内猜测，而余承东在其位上也多次对媒体公开表态：他面前最重要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华为造车与否，而是如何让外界理解华为与车企的合作模式，并通过这套模式实现商业成功。
如果从这些捕风捉影，尚无定论的事情中抽离出来，只谈一个问题：为什么华为不造车？
首先，华为与整车厂的关系将从昔日的合作伙伴变为直接的竞争对手。
这一转变将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从技术合作到市场竞争，从产品研发到品牌推广，华为都需要重新定位自身在汽车行业中的角色。以及作为整车制造商，华为还需要遵守更多与汽车制造和安全相关的法规，并可能参与到行业标准的制定过程中。
其次，华为造车将改变上下游产业链的供应关系和管理方式。
从原材料采购到零部件供应商的选择，再到库存管理和物流配送，华为需要构建起一个高效、可靠的供应链体系，以支撑整车制造的复杂需求。同时，销售与服务网络的建设也将是华为造车战略的关键一环，包括建立经销商网络、维修站和客户服务中心，为消费者提供全面的销售和售后服务体验。
然而，这个方案总结起来就是六个字：太烧钱、太耗时。
此外还有一层顾虑是，华为的品牌形象和商业模式。
从华为的角度来看，它是一家典型的高科技公司，以高附加值的知识产权和技术创新为核心。而汽车行业的利润模式与之大相径庭。即便是像大众、宝马这样的知名汽车品牌，在中国市场上，最赚钱的往往是它们的汽车金融部门，而非汽车销售本身。比如通过提供车贷分期，24个月或更长时间的贷款周期来实现盈利。
任正非对依赖金融部门来“以钱生钱”的盈利模式并不看好，至少是优先级靠后的。
这一点可以从他过往的内部讲话等种种迹象中看出。比如华为坚持不上市，再比如2022年任正非内部讲话中预判未来三年趋势是--全球经济将面临着衰退、消费能力下降，华为宁可边缘业务全线收缩和关闭，不能仅以销售收入为目标。
同样，这也是为什么即使苹果公司有能力造车，却也不进入整车制造领域的原因之一。毕竟，没有人会怀疑苹果造出的车会缺乏市场。但苹果可能认为，其商业模式与汽车制造业的商业模式相去甚远，因此选择了不同的战略方向。
更进一步设想一下：
如果华为造车，发生了事故，责任归谁？这将涉及到保险、法律责任等一系列复杂问题。你能想象任正非与这些问题挂钩吗？能想象到有人举着牌子抗议华为吗？
作为华为的一名工程师，早已习惯于与技术和数据打交道。如果突然要面对一群愤怒的人群，指责一台车的保险价格不公，或者产品性能还是很差。
这或许也是余承东的顾虑所在。
但问题也在于此，余承东为大众熟知更多源自在C端产品的成功，而坚持不造车的华为要做的是to B的生意，余承东这一次还能行吗？
值得注意的是，有长期关注汽车的业内人士表示，华为把汽车业务分拆出去成立独立公司，也不失为一个办法。“华为注入品牌和技术资产进行控股，再去社会融资，做成了华为是最大受益者，做不成也是独立公司，不足以断送华为已有的成果。”
2024年1月，深圳引望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成立，背后由华为100%控股，出资10亿元，传言就是华为车BU分拆独立后的新实体，将成为华为做大汽车业务的新载体。
有了华为给的这层底子，或许余承东的发挥空间会进一步打开。
最新消息显示，2024年7月2日晚，与华为合作的车厂赛里斯发布公告，拟25亿元收购华为问界商标。华为方面表明信息属实，未来华为将继续支持赛力斯造好问界、卖好问界。
这也意味着，华为一贯坚持不造车的态度更加明确。如今作为这一业务的直接话事人，余承东要做的或许只剩下两件事：技术研发和战略合作。
▋ 04 从未躺平
今年，余承东在华为的征程已迈入第31个春秋，他的足迹从无线业务跨越到终端业务，再至如今的智能汽车业务，演绎了属于他的“事业三部曲”。
在他的字典里，“躺平”从未有过一席之地。从农村到象牙塔，从象牙塔到初创公司，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即使在逆境中，他也会用行动和决心诠释出一个不屈不挠的“战士”形象。
正因为如此，余承东重返母校西北工业大学发表致辞，其意义非同凡响。
他特别强调了重新汲取“三实一新”校风的重要性——即基础扎实、工作踏实、作风朴实、开拓创新。换言之，华为老将余承东，用他的行动诠释了这十六个字。
只要心中有火，眼里有光，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
他的每一次选择，每一次奋斗，都在证明，不留退路，做啥都要第一，这就是余承东，这就是华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