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两千年历史如何一步步被描述成封建社会？这3人是关键

1、从拂特到封建

一八九七年以后的三年中，严氏翻译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严译名《原富》），对feudal取音译，谓“拂特”，或取音意合译，谓“拂特之制”、“拂特之俗”。

在《原富》的按语中严复对“拂特之制”的解释是：

“顾分土因而分民，于是有拂特之俗。”

一九○三年，严复翻译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仍将feudal音译“拂特”。一九○四年严氏翻译英国法学家甄克思(E.Jenks)的A History of Politics(可直译为《政治学的历史》)，以《社会通诠》作题出版（此为严复的八大译作之一）。

在《社会通诠》中，严氏将feudalism意译作“封建之制”（有时也音译“拂特”或音译“拂特封建”)。

该书这样界定“封建时代”：

总而论之，则封建时代，其一群生养形制，大抵尽成拂特之规。其民之以等次相治也，与宗法社会不相悬殊，而其所悬殊，而其所绝异者，民居宗法社会之中，其所受于群者，以其为一群之分子，自有生而定之。至于拂特之世，民一身厕于社会，一切权利，皆有所受而后然，亦皆有应尽之职役，以为酬于其上。

对“封建于社会天演为何阶级？”（封建在社会进化史上处于什么阶段？）

这一问题，该书这样回答：

封建者，宗法、军国二社会间之闰位也。

“闰位”本指非正统的地位，这里指“封建”是宗法社会与近代国家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段。

广学会一九○三年译本将这段话译作：

“封建之法，处族类之末世，与今从军会之初世。”

“军会”即“军国民社会”，是清末从日本引入中国的一个政制术语，约指一个强化尚武精神及国民组织的社会（中国留学日本的学生曾组织成立有“军国民教育会”)，相当于近代社会。上引《社会通诠》之语，意谓封建制出现在氏族制末期和近代社会初期之间。

经严复的翻译与诠释，“封建”从原指一种政制举措（封爵建藩）的旧名词，演变为指一种社会制度、历史时段的新名词。

严复发现，中西历史虽有差异，但也有共通之处，所以在一九○五年所撰《政治讲义第二会》中指出：

“国家为物，所足异者，人类不谋而合。譬如我们古有封建，有五等，欧洲亦有封建、五等。吾古有车战，西人亦然。”

故严译“封建”在向新名转化的过程中，并未与旧名本义（封土建国、封爵建藩）脱钩，而是沿着旧名本义指示的方向作合理引申，并与对译词feudalism的含义（领主制、采邑制)彼此契合，从而达成古义与今义的因革互见、中义与西义的交融涵化。

严复还论及欧洲步入封建社会的时间：

其趾封建，略当中国唐宋间。及其去之也，若法若英，皆仅仅前今一二百年而已。

称中国的“唐宋间”（即公元九世纪左右）欧洲才迈进“封建社会”门槛，“前今一二百年”（十八世纪前后）方结束封建制度。这一论述遵从欧洲史学界关于西欧封建社会的起讫判断。值得注意的是，严氏并未将中国与西欧封建社会的时间段硬性拉扯到一起，而是指出中国的封建时代（夏、商、周三代)大大先于西欧。

严氏注意到“郡县制”与“封建制”土地制度上的标志性差异：“阡陌土田”，即重新规划土地，裂旧阡陌（田界）为新阡陌，变井田制为土地私有制。他还特意点明：尧舜至周末两千载为“封建之时代”，而商变法、秦始皇统一天下，行郡县，开阡陌，成一新的时代。

为矫正中国秦汉以下中央集权专制政治的弊端，章太炎、梁启超等时贤曾提倡封建之法以行地方自治。严复欣赏近代西方的地方自治制度，但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藩镇只会招致“乱制”，难以产生合理的地方自治方法，故不赞成章、梁之说。

严氏在此认定，中国的三代“封建”（主要指西周封建)，与西欧中世纪的feudalism可以类比（“三代封建，拂特之制耳”)，而与西欧近代的地方自治却是两回事(“非自治也”)，至于“郡县制”更与地方自治大相径庭、方向相反。

在严复看来，中国的封建时代，起于唐虞（尧舜时代），讫于周末，不包含秦以后，与西欧封建制内容相近，然在时间上相错甚远。至于秦汉以后，严复称为“法专于国主”、“侵夺民权”的“霸朝”（即专制帝制），并疑中国秦以后的社会“以为军国社会者欤？”严氏以“军国社会”借指秦以后宗法封建制消解后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