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一般来说,用人名给一个地区命名,是国家对伟人表示敬意的方式之一。
比如中国的中山市,北京的张自忠路,都是为了纪念伟大的人。
在比利时也有一条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街区,它叫——钱秀玲路。
这是一位出生在江苏宜兴的中国女人,她不仅获得过比利时国王颁发的“国家英雄”勋章,在整个欧洲都赫赫有名。
她的事迹和善举,放在全世界的背景下,就是今天来看,都是叹为观止的。
|终极审判 作者:徐风 讲述者:钱秀玲
1951年1月27日,这一天终于来了。
我早早走进比利时军事法庭,坐在辩护人正中间,法庭无休止的开庭已经让很多人心生厌烦。
望着那些专程赶来参加辩护的熟悉面孔们,对我来说,输赢已经不重要了。
法肯豪森被带了进来,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大部分人心目中,他不过是一具苟延残喘的行尸走肉而已。
之前的55次开庭,已经将他的意志消磨殆尽,我看着他颤颤巍巍地走向被告席,坐下之后就微闭双眼,一动不动仿佛打坐。
作为入侵比利时的德国四星上将战犯,人们只想杀了他,这样可以一振国威,荡涤萎靡之气。
而今天,在这场终极审判中,我想的却是如何救下他。
作为辩护团中唯一的中国女人,当法官宣布由我发言时,四座突然静默,如入寂谷。
我第一次为自己的黄皮肤黑头发而感到庆幸,至少这张脸起到了该有的聚焦作用。
我站起来,按住手边那本被翻烂的卷宗,所有的证词我早已烂熟于心,这厚厚的卷宗今天不过是摆设。
我知道,不能上来就讲故事,经历过战争的人们,对于故事,哪怕是充满了传奇色彩,都已经倍感麻木。
我要带他们回到那个凌晨。
那是1943年3月12日的午夜12点整。
我刚刚睡下,就听见叩击诊所大门的敲门声,丈夫以为来了急诊,赶紧披衣下了楼。我也起身决定下去一看究竟。
脚步停在了楼梯口,丈夫面前的三人似乎来者不善,虽然没有持枪,但浑身都散发着一股杀气,一看就知道是从战场上下来的。
果然,领头人开门见山,他们不是来看病的,而是专程来找我。
丈夫一听,平日里为人和善的他瞬间露出愠色,他礼貌拒绝了对方,说我已经睡下,请他们离开。
来人赶忙道歉,说他们从遥远的艾克兴赶来,是因为德军在当地已经抓捕了96个人质,他们都是无辜的平民,几乎都是青壮年,再过十几个小时他们就要逐个被枪毙……
丈夫立马打断他的话,极力解释起来,救人只是我曾经的义务,而不是一项持久的没完没了的工作,更不是我的职责所在。
况且我已经怀有五个半月的身孕,在这样的月黑风高之夜,要赶那么多路,这太不现实,也太不仁慈。
丈夫越讲越激动,对方的表情也越来越沮丧。
他转过身来,猛然发现站在楼梯口的我,脸上闪过一丝错愕,显然知道刚才的对话都被我听到了。
我缓步走下楼梯,五个月的身孕让我的身子确实有些沉重,我径直走到陌生人面前,说:“走吧。我跟你们走。”
对方一时怔住了,站在原地没动。随后走出诊所,在外面静候。
我小声安抚一旁的丈夫,让他不要担心,安心在家带孩子,我去去就回来。
没想到高高大大的他突然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一把抱住我,说不可以,不可以。
“我能做到的事而不去做,你知道的,我会一直不安。我不能委屈我的心。”
听我这一说,他知道无法阻止我了。给了我深深一吻,然后跑到楼上,拿了一个急救包递给我,仔细叮嘱我,万一遇到紧急情况该如何使用包内的药物。
丈夫把我送上门外的那辆雪佛兰汽车的时候,又折回去拿了一条毛毯盖在我的肚子上。
来人读懂了他担忧的眼神,拥抱了他,并保证会把我安全地送回来。
九十六条人命……其实对于我来说,那一瞬间除了救人,根本顾不上去想别的。害怕,也是来不及去想的。
不知为何,深夜崎岖的山路上,虽然颠簸,前途未卜,但我竟然睡着了,甚至还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自己跟着父亲坐着一条乌篷船进了苏州城,我从船舱里探出头来,看见一队白鹭低贴着湖边的芦苇。
白鹭掠过我的头顶,朝湖心飞去,突然一阵枪响,一只中枪的白鹭扑闪着翅膀,一头扎进我的怀里。
我惊叫一声,梦醒了。
在那漫长且艰难的夜晚里,我最真切的感受,就是感觉到了胎儿的第一次律动。
虽然这已是我的第三个孩子了,但是,我还是有着第一次怀孕的感觉——伴随着紧张的兴奋,兼有挥之不去的隐忧。
我用毛毯盖住自己的腹部,突然心生歉疚,眼里涌出泪花。
我用双手轻抚着腹部,心里默念着,亲爱的宝贝,妈妈会保护好你的,谢谢你陪伴妈妈去做这件事,等你长大了,我会讲给你听,你一定会觉得这很带劲。
不知道是不是路途太过颠簸,我开始浑身冒虚汗,手心湿黏黏的,下意识地攥紧丈夫给我的急救包。
时间接近凌晨四点。越往前走,晨雾越是浓重,气氛也似乎越发严峻,一路的德国装甲车、坦克挨挨挤挤,接着是层层叠叠的岗哨和检查站。
我手上的那张法肯豪森将军的名片,由于多次使用已然起皱,不过,沿路的岗哨还是很认的。
他们都知道,将军有个朋友是中国女人。
但让我始料未及的是,法肯豪森将军差点不能见我,因为他早就自身难保。
世人只知道,法肯豪森将军是一个德军上将,德国占领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最高军政长官。
但没人知道,他一直是个坚定的反战人士,很早就参加了反希特勒的秘密组织。
正因如此,将军在比利时担任军政总督的四年里,并没有执行希特勒的指令,而是实行人道主义管理,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比利时人民的利益。
这些年,他之所以愿意帮助我,并不单单是出于他和卓伦哥哥在中国的私人情谊,而是有着道义上的暗合。
为了保护我,他不能向我袒露心扉,而且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盖世太保连我也不会放过。
将军的诸多反战“行状”当然引起了希特勒的不满,此刻,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要再次见到将军,并且解救那么多的人质,几乎是天方夜谭。
将军的秘书婉拒了我的求见,我仍坐在候客室的沙发上一动不动,那可是九十多条人命呀。
我坚称有非常紧急的事情必须见到将军,否则我不会挪动半步——除非他们拖着我的尸体出去。
那已经近乎是在发毒誓了。
死亡,在战争年代是最容易的事。
若是一个不相干的人以死相逼,更是会被人笑掉大牙。但是将军秘书还是被我当时坚定的态度打动了。
他告诉我,将军答应见我,但不是现在,最快也要是二十四小时之后。
人命关天,最多还有一个小时,那些无辜的生命将惨遭杀害。
因为太过激动,我的双目圆睁,拼命摇头,一字一句说:“无论如何,我必须立即见到将军,哪怕我立刻去死!”
我不知道,将军正在召开一个非常紧急的秘密会议:几位反战的德国将军正在商讨尽最大可能除掉希特勒。
当秘书把我以死相逼求见的事,小心翼翼用耳语的方式报告给法肯豪森将军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惊诧。
他知道的,若非遇到特别紧急的事,身为母亲的我是不可能以死相逼的。
一分钟后,秘书把我带进那间熟悉的办公室,一夜的颠簸,我面容憔悴,脸色煞白,眼睛里也是充满了焦虑和疲惫。
将军看到我的样子被吓到了,竟情不自禁地走上来,叫了一声;“孩子,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刻来这里?”
我以最简短的话语告诉他,九十六条无辜的生命,他们的大限是一个半小时之后。
是的,屠杀即将开始。
这些人是真正的平民,他们非常无辜,我近乎祈求说,将军,无论如何您要拯救他们。
将军沉吟了片刻,这个片刻让我感觉无比漫长。
我觉察到了他的为难,这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将军明显地衰老了,嘴角的肌肉松弛,花白的胡须也没有刮。
我悄悄环顾了一下四周,也从空气里感觉到了一丝异样的气氛。
当时我不知道盖世太保就在隔壁,他们或许正在窃听,或者正在商量是否要提前对将军下手。
“好吧,我会尽最大的努力。”这句简短的诺言透着平静的克制。
当我把那九十六个人质的名单交到他手里时,他的眼睛里掠过一丝沉重。
将军放低声音告诉我,他已经完全不被信任,盖世太保就在他身边,现在的处境非常危急,但是他会尽最后的努力。
他叮嘱我赶紧离开这里,以后也不要再来找他,然后伤感地说出了一句犹如诀别的话:
“我待在这里的时间,可能不会超过四十八小时了。”
他想了想,又说了一句:“以后见到你哥哥,卓伦将军,代我问候他。”
然后朝我挥了挥手,“走吧。”
我一下子泪流满面,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走吧,他说。
我无以言表,朝他深深鞠了一躬。
我转身的时候身体有些笨重,将军注意到了。
他叫住我,我不好意思地告诉将军,这是我怀的第三个孩子,已经五个半月了。
将军原本黯淡的眼神突然明亮起来,他激动地走到我的面前,摊开双手做出一个不可思议的姿势。
神色也变得严肃起来:“您怎么可以……以死相逼?谁给了您这样的权力,让一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在娘胎里跟着您受罪甚至送死!”
因为激动,他那发黑的嘴唇竟有点哆嗦。
“对不起将军,我实在是着急得没有办法了,或许我不那样说,您的手下就不会安排您的接见。”
将军的眼睛里溢满了泪水,他叮嘱我一定要好好活着,好好地把孩子生下来。
我知道,他同样希望那些善良的人们都能好好地活下来。
送我走到办公室门口,他说了最后一句:“好好活着!”
这或许就是永诀。
走在幽暗的楼梯上,我只觉这座偌大的城堡犹若一个令人室息的坟墓,我更痛惜将军也即将被它所吞噬。
正是他在这地狱里发出的指令,解救了那些即将赴死的无辜生命。
我没有失望。
在最后的危急关头,将军行使了他最后的权力,把那九十六个人质从死刑改成劳役。
几天之后,一封由希特勒签署的职务解除令,送到将军的案头,他连起码的体面也没有保住,连离开总督办公室时,都由盖世太保押送。
回忆完那天凌晨,我宣读了一份由众多被拯救人质签名的联名状。
每当我读到一个名字的时候,法庭上就有一个人缓缓地站起来,向全场示意。
然后,那些证人排队走到法肯豪森面前,向他鞠躬致意。
我惊呆了。
这不是我的安排。没有任何人可以彩排这一切。
犯人席上的将军失控地嚎啕大哭起来。
场内开始骚动,媒体记者们纷纷冲上前拍照,被法警阻拦;有些人开始鼓掌,尽管不很热烈。
神圣的大法官和陪审团的那些庄严面孔们也泛上了红晕。
感人的东西是会传染的,这的确是一出好戏,但不是好莱坞大片,而是真真切切的当代传奇。
原本以为,法肯豪森的下场也会像原德国派驻欧洲的其他总督那样,被送上绞刑架。
可是,剧情在逆转,大量的证词不但真实可信,而且无可辩驳。
为了维护秩序,法官不得不宣布休庭十五分钟。
辩护团里的西西拉温特女士一直在注视着法肯豪森将军。她多想走过去,给他递一块手帕,给他倒一杯水。
证人出场作证乃至排队鞠躬,如后浪推逐前浪,击拍着将军死水一般的内心,激活了他求生的欲望。
作为证人之一,其貌不扬的西西拉温特请求在最后一个发言。
她的语调温和而平静,好像不是在为一个战犯作证,而是在朗诵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没有人知道,她为了此次辩护煞费苦心。
我和西西拉温特的相识,源于我为将军写的一篇文章。
1948年3月21日,被关押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法肯豪森,以德国头号战犯的身份,被关押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圣雷那德监狱,等待接受比利时军事法庭的审判。
我争取到了去监狱看他的机会。
他蜷缩在破烂牢房的一角,呆怔怔地,毫无反应。两只深陷的眼睛如同阴森森的黑洞,泛不出半点光亮。
尽管我已经做过最坏的打算,但见到他时,还是被那副万念俱灰的样子吓到了。
我捂住胸口,感到一阵窒息。
确实,这个曾经高大健硕,温文尔雅的绅士,已经完全沦落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他挣扎着从一堆破烂的毡毯里坐起来,惊诧地说:“怎么是你?啊,钱女士!”
“将军,我来看您了!”我俯下身子去搀扶他,那简直就是一把冰凉的,几近散架的骨头。
那双瘦骨嶙峋的手有着无比粗大的骨节,因为皮肉稀薄,虬枝一样鼓突着,鸡皮疙瘩的手背上,布满了浅褐色的老年斑。
我把他扶到狱警临时搬进来的一把椅子上,自己就站在他的对面,看着他说:“将军,您受苦了。”
除了简单的问候,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原先想好的话,一句也想不起来。
我把获准带进来的水果和点心打开,示意他品尝,水果的清香弥漫在臭气熏天的逼仄牢房里,将军重重地打了一个喷嚏。
美好的味道对于眼前长期经受牢狱之灾的人来说,俨然已经成了一种刺激。
我鼓励他振作起来,告诉他,他为拯救比利时人质所做的努力,是不会被抹杀的。
可眼前人的眼珠依旧黯淡,回答声脆弱无比,对我言明了谢意,让我不要再在他身上花费力气。这个泄气的“风箱”,明显不肯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将军,您必须活着,您有权利活着。您当年曾经鼓励我要好好活着。那么多被您拯救的人,他们现在都活得很好,他们都希望见到您,希望您跟他们一样,可以享受自由的阳光。因为,为了这个世界的和平,您也尽过自己的一份力。”
那对枯井般的眼眶里涌出了泪水,一颗一颗犹如甘霖,他几番背过身去,不愿让我瞧见此刻可怜的模样。
我知道,他的骄傲还在。
那张茫然的脸慢慢有了反应,许久,他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干瘪的胸脯起伏着,像汹涌浪潮里即将被吞噬的独木舟。
临走时他坚持要把我送到门口,朝我挥手的时候,那种将军的威严风度突然又回来了,佝偻的腰背突然挺得笔直。
我的到来像给这个绝望的人注射了一剂吗啡,把他早已出窍的魂魄拉回了原位。
有时救一个人,可能只需要跟他说说话。
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刻,我知道凭我一己之力,要为一个德国头号战犯翻案,无疑比登天还难。
人们把纳粹在比利时犯下的滔天罪行,把痛失亲人的悲愤与仇恨,全部算到这位前“总督”身上,要求绞死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我需要有更多的证据,知道更多的细节。
所以我只能抓紧他最后的日子,一次次地去探监,只是时间总是太短,每一次都是他刚刚讲了一个开头,会见结束的时间就到了。
辗转往返的路途上,将军所诉说的一字一句如鼓点一样,重重擂在我的心口。
我怕接不住那些回忆的声音,每次会面一结束,我就第一时间冲回家去,把自己关进书房,开始记录白天听到的内容。
也不知道写了几天,稿纸都堆成了小山,最后终于写成了那篇文章——《一个真实的反战勇士——法肯豪森将军拯救人质记》。
文章交给报社后,我对自己的处境做了最坏的估计——坐牢或许还不至于,但会被舆论压倒,等待我的,将会是众口一词的反对、讽刺甚至污蔑。
果然,发表后事情渐渐超出了我的预期和可控范围。
我的丈夫开始被医院领导刁难,家里开始出现来者不善的访客,他们无一例外,全都表示坚决不同意给那个德国老头赦免罪行。
一天,又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找上门来,我已经摆好了耳朵和嘴,准备再来一场唇枪舌战。
但这个看着四十来岁,有些其貌不扬的女人却并没有开战的意思。
她的衣着平常,笑起来的时候,额头和眼眶旁全是密密麻麻的细纹,显得很老。她从话语到动作,节奏都比常人缓慢。
来人告诉我,自己叫西西拉温特,曾经被盖世太保逮捕过,被送上绞刑架之际,是朋友找到了法肯豪森将军求情教了她。
看了我的文章,她被深深地打动了,已经爱上了这位素未谋面的救命恩人。
她说话直率,一点也不拐弯。看人的时候,眼光是直直的,带着些恳切的锋利。
“我信任您,您可以打开阅读它。” 她把一封厚厚的信交到我手里,神态透着坦然和坚定。
法肯豪森将军一生遗憾多多。他心爱的结发妻子,没有跟他生下一儿半女,夫妻俩在战乱中几度离散,妻子拖着被截肢的病体死在一家异国的乡下医院里。
或许,这就是天意,西西拉温特就是一直在“灯火阑珊处”等候法肯豪森出现,并能守护他的那个人。
“您放心,我一定会原封不动地把它送到将军手里,并且尽快。”
但我太天真了。
一个在地狱待久的人,面对突然出现的光亮,只会睁不开眼睛。
得知了这个 “好消息”后,法肯豪森突然挣扎着站起来说了一句话:“我不想见到这个人,让她以后不要这样做了!”
他表情冷漠,像一尊冷冰冰的正在风化的雕塑。我明白他的意思,对将死之人来说,任何涉及希望的念想都是多余的折磨。
我没有回应他的话,只是把那封藏在胸口贴袋里的信递给了他。
法肯豪森接信的时候犹豫了一下,对他来说,这何尝不是一个难料凶吉的谜底。
他费力地打开信封,那封信很长,有好几页,字体隽秀。他读得很慢,几次停下来喘气。
“简直是天方夜谭。我这辈子欠女人的太多,我可不想在临死前再去害一个女人!”他闭上眼睛咕噜道。
话是这样说,但他的声音却不再低弱,喘气的声音也加重了许多。虽然脸色依旧阴沉,但眼睛里已经有咄咄逼人的光线。
法肯豪森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是一口被积郁太久的浊气,它盘踞在将军的胸腔里,吸噬着他的精气神,费了好大的力气,终于把它吐出来了。
他请我帮他打开牢房的窗子。那是一叶可怜巴巴的小窗,悬挂在监狱墙壁的上方,但凭我的身高,是够不着它的。
或许那扇小窗根本就不是让人来打开它的,所以才会悬得那么高。”
“嗯,在今天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这屋子里还有一扇窗。”法肯豪森解嘲地说。
从1950年9月到1951年1月,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最高法庭对法肯豪森的审判共开庭五十多次。
争议的浪潮几乎要颠覆比利时朝野。主张要杀法肯豪森的“主流派”们,振振有词,振聋发聩。
为他辩护的声音很小,小到如果不支起耳朵,几乎听不到那个微弱的声音。
上自国王夫妇、首相,下至比利时的普通民都知道,有一个曾经获得比利时“国家英雄”勋章的中国女人,在不遗余力地为一个让人恨得咬牙切齿的德国战犯请愿辩护。
如果离经叛道可以换来正义,那我愿意出这个名。
我知道,当民众从国家伤口的废墟里站立起来时,他们需要一个断头台来祭祀那些无辜的亡灵,平复心中的愤恨。
可是,这个断头台上不应该出现一个帮助并解救那些濒死人质的无辜勇士。
只凭我一腔孤愤去辩论,赢面太小,我需要要为自己的观点找到更加有力的支撑。
那段时间,我总感觉自己的脑子里会出现恍惚的钟声,细细想来,那是为一颗冤屈的灵魂敲响的丧钟。
那些声音也在某一瞬间敲醒了我,是啊,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还有那些被法肯豪森拯救的人质。
我挨个找到了他们,他们在我的辩护词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每个人几乎都说着相同的话——
“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开庭的时候请让我们作证,如果让一个拯救我们的好人白白送死,那可真是我们的耻辱。”
西西拉温特当然是最为积极的一个。
此刻在法庭上,她是在以最小的角度,阐述一个被拯救者的心怀。
她强调自己的第二次生命是法肯豪森将军给的。他给予她光明和温暖,给予她活下去的勇气。
“我出狱以后一度精神恍惚想要自杀。让我活下来的唯一力量,就是那位救命恩人。如果庄严的法庭坚持判处他死刑,那么我愿意替他去死。一个给予很多人第二次生命的人,应该是无罪的。”
话间,她几度哽咽,身体伴随着一阵阵痉挛。但她没有退缩,扶着证人席的栏杆,坚持说完最后一个字时,已是满头冷汗。
伴随着众人奔涌的热泪,法庭内也爆发了雷鸣般的密集掌声。一贯矜持和傲慢的陪审团成员们,竟也毫不吝啬地击打起他们的手掌。
庭审结束,西西拉温特径直奔到我面前,连声说对不起。她为自己今天喧宾夺主,把众人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自己身上而向我道歉。
我“噗”地笑了,一把搂住这个有些羞涩的高个儿女人,方才在证人席上看上去那么渺小的她,块头明明大得很。
等待消息的日子是难挨的。但我们都尽力了。
我还清楚记得,第一次去求将军刀下留人,是1943年3月12日,也是我31岁的生日。
我居住的比利时埃尔伯蒙小村,这是个地处法国边境的小村子。
见多了扛枪的军人,当几个荷枪实弹的德军闯入这座小村时,并没有打破以往的平静。
一天,村里的潘神父来到了诊所,他看完病后没有马上离开,俯在丈夫的耳边说,附近的铁路遭到破坏,抵抗组织在夜里神出鬼没,大家千万小心。
晚上我在收拾房间时,看到神父无意间落下的一份《南方日报》。
我打开它,在第一版的显要位置,竟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
他居然成了德国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报纸上将军的照片不很清晰,但我还是认出了他。
我赶紧拿出哥哥给我的照片做比对。与哥哥和将军在五台山的那张合影相比,报纸上的将军一脸冷漠,下撇的嘴角显出几许苦涩。
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哥哥的这个朋友,居然成了比利时人民的头号敌人,他曾经可是蒋介石最器重的德军军事顾问。
法肯豪森是1934年前往中国的,当时他是德国援华军事顾问团团长。
毋庸置疑,法肯豪森曾为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中国的任期内,中德军事合作达到了最高潮,中国从德国进口大量的武器,大大增强了军事力量。
特别他主持修建的长江防线,在抗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让日本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变成泡影。
他还试图在中国建立自给自足的国防工业,一手促成了多个中德合作项目、涉及兵工厂、钢铁、机械、化工、汽车制造等多个方面。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立刻派法肯豪森北上,协助华北军事当局筹划抵抗行动。
虽然希特勒严令禁止德籍顾问参加前线工作,但法肯豪森还是亲赴上海协助部署防卫,几度重创日军。
我的堂兄钱卓伦时任国民党国防部第一厅厅长,法肯豪森将军在中国担任国民党军事顾问时,与卓伦兄志趣相投,结成挚友。
卓伦哥比我大23岁,待我如兄如父,从小就特别关照我这个小妹。
他虽一身戎装,但骨子里却是个书生。书法更是一流,曾是宋美龄女士的书法老师。
我来比利时求学,也多半是受卓伦哥的影响。
作为江苏宜兴一个小镇女孩,父亲威严却迂腐,多亏卓伦哥说情,我才能如愿到苏州的省里女子中学求学。
有一天,卓伦哥送了我一本画报做生日礼物,里面的主人公改变了我的一生。
“居里夫人”这几个字几乎是势不可挡地闯进我的生活里,我被这个伟大的西方女人彻底迷住了。
我开始收集她的相关资料,追寻她的足迹,只想离自己的偶像再近一点。
直到1929年,我终于考上了比利时的鲁汶大学,漂洋过海,在那里取得了化学、物理学双博士。
但就在我正努力追寻居里夫人脚步的时候,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在法国去世了,享年67岁。
我得知消息后,失声痛哭。为了她,我背井离乡,远赴重洋……
现在这个世界再也没有居里夫人,取而代之的只有深深的乡愁。
幸亏还有爱人守在我身边,他虽然是比利时人,但为人正直善良,待我非常好。
我告诉他自己想返回中国,即使知道当时国内正处战乱,他也毫不犹豫答应了我。
可现实不给我这个机会,所有的航线都变得扑朔迷离,所有咨询的答复都一律拖着不确切的尾音。
战争漩涡中的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谁也说不出哪里会有一块安全的净土。
我们在比利时结婚不久后,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只能先把孩子生下来再做打算。
孩子出生了,作为母亲,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在防空洞和逃难中度过童年。回国的想法动摇了。
就在这个时候,公公的好友潘神父来家做客,说他的村子有1000多人,一个医生都没有,想邀请我们夫妇去那里开一间诊所。
大凡相爱的人都有一种自信,有爱相随的地方总是自带风景的。
我们很快做出了决定,落户到了那个叫埃尔伯蒙的小村。但我们没想到,最后让这座寂寂无名的小村出名的,竟然是因为法肯豪森。
大儿子刚满月时,我曾收到卓伦哥哥的来信,里面有两张照片,一张是他的戎装照,另外一张是哥哥和一位德国军官在五台山的合影。
哥哥在信里留言:这位德国将军是自己的好友,叫法肯豪森,是位正直的君子,人非常仗义。
就在我为认识这位敌人感到懊恼时,潘神父的准女婿出事了,谁也没有想到,他就是那个破坏德军军用铁路的人。
公布的罪名令人咋舌,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年轻人,竟然选在结婚前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绞刑布告最后的签名鲜明刺眼:法肯豪森将军。
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和第一次在报纸上见到这个名字的心情不同,那一刻,我特别希望他还是卓伦哥哥最好的朋友。
因为不确定能不能救,我没有声张,独自悄悄去了一趟村上的邮局。给卓伦哥哥拍了一封加急电报,请他尽最快的速度跟法肯豪森打招呼,刀下留人。
战时通信,总是那么多的阴差阳错,我没能等来哥哥的回电,心里一下没了底。
离男孩被执行绞刑,只剩下几十个小时。
脑子里浮现出一个疯狂的念头——我要亲自去见法肯豪森。
“亲爱的,既然你已经决定去做,那就不要回头。我能为此做些什么呢?”虽然非常危险,但丈夫却没有阻拦我。
在西方人的语境里,一个带着孩子的母亲,通常会受到各种关照,也相对安全。我决定带着大儿子一起上路。
焦头烂额的潘神父知道我的计划后,他相信那是上帝在发力,坚持要在我的行囊里放一本《圣经》。
出发的当天早上,我们一家切了生日蛋糕,我在三支蜡烛前许愿,希望这次出征顺利。
我把所有能救命的物件都装进行李:包括卓伦哥哥和法肯豪森将军在五台山寺庙前的合影;卓伦哥哥涉及法肯豪森评价的亲笔信件;潘神父起草的三百多位村民签字的恳求释放书。
但想要见到法肯豪森,走正常程序,真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我故意在求访的客人署名处用了“钱卓伦将军之妹”的名号。
昔日好友的名字果然引起了他的注意,我的请求成功了。将军在舍佛堡的总督办公室提前两天接见了我。
原来早在我出发当日,将军就收到了卓伦哥的急报。当时哥哥正在战火纷飞的前线,一收到我的请求,当即就给将军发了一封急电。
舍佛堡坐落在布鲁塞尔郊外几十公里的一片白桦林旁,典雅而气派,战前曾是一位犹太裔银行家的宅邸。
从府邸大门通向法肯豪森办公室的路途不到一百米,有几道岗哨反复盘查,像一个高压的密封罐,榨干了最后一丝自由的空气。
我只能脑中反复默念,此行只是来见一位哥哥的故友。
这座“恶魔之巢”内的陈设乏善可陈,唯一显眼的,是墙上挂着的那幅超大的军用地图,和旁边被擦得铮亮的老式双筒猎枪。
第一次见法肯豪森将军,他的后背笔挺,厚厚的将军服还是勾勒出他瘦削的身材。
他气色不错,有些干瘦,深深的法令纹嵌在他的双颊上,显得十分苍老。
我用流利的法语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屏住呼吸,努力使自己归于平静。
将军走到我跟前,仔细打量我。他的目光透着长者的温煦,鼻息粗重,下巴刮得铁青。因为离得近,我几乎可以闻到他的领子上生发油的味道。
那天,我穿着一件有些发旧的蓝花棉袍,齐耳短发,披着厚披肩,完全是一个东方女性的标准打扮
“很像。您和钱将军长得很像啊。上帝知道,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有多开心,一共喝过多少酒。”
将军似乎对我的救人计划并不感冒,只是不断给我讲述着他的中国岁月。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性命攸关,我该怎么办,正面出击?
秘书不时走进来跟法肯豪森耳语,他飞快地处理手边的事务,以至我当时觉得,他完全忘记了我的存在。
然而,冲到喉头的问话还没出口终于,他突然抬起头,对我低声说:“回去等消息吧。我会尽力。”
但我明白,将军口中的“尽力”,并不是板上钉钉的承诺。
等我们风尘仆仆地赶回村子时,行刑广场上空无一人,难道绞刑已经执行过了?
我赶紧飞奔回家,小小的诊所挤满了人。
“他得救了,死刑改成了劳役!”
潘神父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大声地冲着人群呼喊。
从这一天起,我家的诊所变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景点。
当时我和丈夫都很不安,一次拯救行动,就这样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始终不习惯那些围观,议论和关注。
但在一次次向法肯豪森将军求助后,我却更加认同哥哥当时对他的评价——一个正人君子。
这也是他身陷囹圄时,我义无反顾去救他的原因。
那场终极审判给了法肯豪森一次逆袭般的转折,这是全体辩护团的努力。
但是结果不尽如人意——免去死刑的头号战犯,仍要接受强制劳动十二年。
是呀,比利时王国无论如何不会让一个侵略者头子无罪一身轻地离去,众多指向法肯豪森的矛头并没有就此放下。
十二年,七十三岁的将军真的能熬到出狱的那一天吗?
我陷入了一段漫长的沮丧。但我不知道,改变其实已经在慢慢发生了。
一天,西西拉温特急急忙忙跑来我家,她破天荒地穿了身运动装和跑鞋,说自己刚探监回来。
她激动地告诉我,将军不再那么排斥她了,情绪也好了很多。监狱改善了他的伙食,一日三餐能吃到面包鱼子酱和火腿肠了,还允许他阅读每天的新报纸。
“我会等他,一直等到他出狱,然后我们一起养老。我鼓励他每天放风的时候要走至少一千步。我自己也是,从今天开始我要练习慢跑,否则我拿什么来等他?”
快人快语的西西拉温特说这句话时,精气神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尽管可能短暂,但他们也终于等来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两周后,又到了例行的接见日,我为将军打包了一些日用品和衣物,细心的丈夫还准备了一副放大镜。
出门前,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在这个时间打来电话,不会有什么变数吧?
“他被释放了!”是西西拉喜极而泣的声音。
怎么可能呢?审判结果才下来几天?我的医生丈夫怀疑话筒那头的女人犯了癔症。
为了确定这个消息的真伪,我们第一时间赶到圣雷那德监狱,相熟的狱警告诉我:“比利时已经跟德国和好了,您没有听错,那位德国将军,今天将被释放。”
这一切来得太快,简直就像一场梦。
他们要走了——最终的归宿地,将是法肯豪森的故乡,德国的一座边陲小城。
分别的那天,天空飘着小雨,天地间被蒙上一层淡淡的忧伤。
将军的眼泪,无法抑制地在他干瘦的脸庞上流淌。
我们都知道,这一别就是海角天涯。他余生无多,是不可能再踏上比利时的土地了。
两家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在离去的汽车腾起的烟雾里,我将双手合十,真诚地向上苍发愿:
“好人一生平安。”
一位中国女性,凭何赢得比利时举国上下的致敬?
我想,是因为她再次让全世界见识到了中国人的道义和谦逊。
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
这样伟大的人,安息之地至少应该有一片开阔的草地,或者一个坐像什么的。
但作者徐风在祭拜她时,一路走过去,挨挨挤挤的墓园,有的墓修得金碧辉煌,有的墓建得像一个艺术雕塑。
只有钱秀玲的墓普通得令人惊讶,甚至,比一般的墓还看小一些。
墓边没有走道,紧挨着别的墓,连脚都插不下。献花的时候,人只能俯身站到墓上。
而且是三个人的合墓:她,丈夫,小儿子。
小小的墓碑盖板上,连简单的墓志铭都没有,只有三个人的名字和生卒年月。
我们可能很难理解,但唯其如此,才是钱秀玲啊。
本文选自《忘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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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赵斯卡霞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