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文化大革命”成了今天一种禁忌，这场运动发动的前奏曲来自“四清运动”，而“四清运动”的前奏曲来自“信阳事件”，那么“信阳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又成为了后来“四清运动”的前奏曲呢？一切根源都来自三年困难时期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信阳事件”。

时间轴：1959-1960

1959年，老人家正式退居二线，就在这一年，我们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

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这起事件的影响极为恶劣，也是后来发动”四清运动”的根本原因，这就是让老人家震怒的“信阳事件”。

信阳位于河南省南部，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这里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汇之地。信阳原来叫义阳，因避宋太宗赵光义之讳，改义阳为信阳，这是信阳作为地名在历史上首次出现，当它再次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时，却带着罪恶与血腥。

“信阳事件”鲜为人知，这段历史连佞人们自己也不知道，而且很难被提及，所有涉及相关的资料将其定性为“左”的错误，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来揭开这尘封已久的历史，真相它不需要任何辩解，所有一切都一目了然。

据1958年统计，原信阳地区包括今驻马店市的大部分，共18个县市，总面积2.8万平方公里，总耕地面积2000万亩，总人口为850万人，这里被称为“鱼米之乡”，有“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谚语。

“信阳事件”发生在三年困难时期，在此之前我们与苏联的关系日渐恶化。

1957年，苏联停止了对我们“156项重点工程”的援建投资，改为贸易方式，由原来的先交货后交钱，改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们当时的国力不强，没有这么多的资金投入，硬扛了两年之后财政出现了赤字。

为了应对苏联的刁难，中央将财权、计划权、企业管理自主权、人事权这四大权力下放到地方。这一做法原本是为了让地方加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共同维持住工业化进程，但也为后来地方干部在大跃进中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埋下了伏笔。

除了下放四大权力之外，我们还在1958年出台了“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力求通过集中土地和劳动力，以集体的力量从土地上提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然而，这一决定遭到了国内一些人的反对，苏联也对此颇多非议。究其原因，苏联不希望我们把事情做成，国内一些人还想继续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1959年4月，二届人大召开，老人家正式退居二线，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从这之后发生的事件，原则上与老人家没有直接关系。

但从此以后，我们遭遇三年困难时期，同时还有苏联的背信弃义，以及周边国家的蠢蠢欲动，这是否与老人家退居二线有关？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

接下来的“信阳事件”就从《驻马店地区志》的记载中说起。

“1959年6月上旬至9月下旬，全区百日无雨，农村大部分地区严重干旱。各县全力组织干部群众开展抗旱抢种保苗运动。”

这时候的信仰看上去还一切正常，但是“夏季严重干旱导致秋粮大幅度减产”。

1959年，河南信阳发生的旱情确实很严重，但是对于将农民组织起来的人民公社而言，这点灾情算不上大事情，因为人民公社抗风险的能力远远高于单户，毕竟集体的力量远远大于个人。

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在任何时代都通用。

今天各种企业遇到危机时，最先倒闭的基本上都是小企业，能扛到最后的往往都是大企业，原因大家都清楚。

信仰地区这次旱情虽然很严重，比之前的年份歉收，但是人均占有粮食依然高于1949年，所以原则上还不至于出现饿死人的情况。

退一万步来说，即使农民到了实在是缺粮的地步，地方国库依然还有大量的粮食储备，完全可以避免大面积饥荒和饿死人的情况。

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农民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仓。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时，泪水忍不住涌了上来。面对饥饿威胁，这些农民选择了赴死。生存是人的本能，然而他们选择了遵纪守法，选择了以死捍卫国家利益。

也许只有在老人家那个时代，才可能出现即使身为文盲的农民，依然有如此高的觉悟。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觉悟？因为这些经历过旧社会的人相信我们的党，相信老人家。

然而，面对这种情况，当地的地委书记路宪文是怎么对待这些农民的呢？

由于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公社就诞生在信阳地区遂平县（今属驻马店市），而当时的人民公社推行各种形式的供给制加工资制的分配制度，实行粮食供给制（按国家规定的粮食供给标准，把口粮无价供社员）、伙食供给制（吃饭、蔬菜、油不要钱）、基本生活供给制（实行吃饭、穿衣、住房、生育、教育、看病、婚丧“七包”，有的还包理发、洗澡、看戏、看电影、烤火费）。

这原本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地方，但这种优越性需要丰富的物质保障，而在当时不切实际，1959年又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这时候的路宪文却不顾人民的生命安全，采取了一系列极为恶毒的做法。

为了保住这个所谓的“荣誉”，也是为了保住自己今后的升迁政绩，在出现严重旱情的情况下，路宪文依然给省里虚报粮食产量。

虚报的粮食要按比例上缴，路宪文便给他下面的县委书记定高指标，让县委书记想办法向农民征购粮食，县委书记于是将任务一级一级往下压。

最终下面的人实行强征，将农民最后的口粮和种子全都收走了。连农民的口粮都收走，这样的做法无疑就是不顾农民的死活。

善良的农民没有饭吃，被活活饿死，而那些敢于反抗的人，则被路宪文派人关押拘禁，捆绑吊打，这些人滥用酷刑，草菅人命，“手段残酷，千奇百怪，除未用电刑外，古今中外的酷刑，几乎全数照搬不误。”

一些公社干部甚至亲自动手打人，而县委书记马龙山活活将人打死，严重违法乱纪。

“光山县委书记刘文彩，在反瞒产时，一天连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全县公社干部，动手打人的占93%。为追逼粮食还动用专政机关，捕人1774人，其中死于狱中36人。短期拘留10720人，死于拘留所的667人。”

看到这些资料时，你会是什么感受？

出生于1919年的路宪文，1959年时才40岁，手段却极为残忍，并且还贼喊捉贼地声称这是“敌人的破坏”，“富农的叫嚣”。由于灾情没有减退，而路宪文等人又采取极端恶劣的做法，不给农民开仓放粮，导致饿死的人不断增加。

他们这些人难道不知道自己在犯法吗？他们当然知道！

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他们这些人对中央实行严密封锁，不让消息外泄。

为此信阳地委还专门开会，让各邮局严查，凡是发往北京的信一律扣押，防止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灾情，最终扣押的信件多达上万封。

农民为了活命，只能出去逃荒，但是信阳地委为了防止农民逃荒导致饿死人的消息传开，指示各县到处设岗拦堵，并且命令：只要是离开信阳的人，全部拘捕毒打。

这种滥用酷刑的行径，完全无视党纪国法。然而，有谁思考过，路宪文这样一个小小的地委书记，为什么有胆量敢这么干？

实际上，宵小之辈不过是一个傀儡，其背后都有靠山，而路宪文背后的靠山就是吴芝圃。

路宪文因为得到了省委书记吴芝圃的支持，因此在信阳事件暴露后敢大搞封锁消息和拘捕打人的勾当。

吴芝圃还授意路宪文，让他将饿死人的责任全部推给自然灾害，以此来推脱责任，可见这些人的心肠何其歹毒。

然而，老人家在1958年时就对地方干部三令五申，不能把“大干快上”搞成瞎干蛮干，要保证农民8小时睡眠，4小时吃饭休息，2小时学习，从来没有要求过强征粮食，更不准地方干部欺压百姓。

延安时期老人家曾两次被骂，一次是一个农民家的驴被雷击死了，这个农民借机骂道，老天爷不睁眼，咋不劈死老人家？保卫部门要逮捕这个农民，老人家制止道，“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

另一次是农妇伍兰花的丈夫被雷击死了，她破口大骂老人家，于是有关部门把她抓到延安，并准备判处死刑。老人家知道这件事后，下令立即撤销死刑，还派人将她送回家，并嘱咐当地政府给予照顾。

如今“信阳事件”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了十年之后。

1960年10月21日，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监察委员会4名干部，把一份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调查报告，送到了李富春手上。

10月24日，李富春将调查报告上报老人家，这份报告这么写道：

“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1万8千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8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3万来人，现在增加近10万人。过去认为较好的社队，现在揭发出来的问题很严重。西平县原来只发现二郎庙公社问题严重，现在全县13个公社，除城关公社问题较轻外，其余12个社问题都很严重。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6百余人，现在揭发死人近4千人，占总人口10%，有的队人口死亡达30%左右。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个县、社几乎都有。从初步揭发的材料看，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都很严重。光山县12个中学，有8个中学校长有人命血债，城关的高中、初中两个学校初步揭发被打死、逼死的教员和学生达28人。不论淮南淮北，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都遭到了很大摧残，生活异常困难，真是十室九空，家贫如洗。”

老人家得知此事之后震怒，这份报告老人家并没有立即批给刘少奇和周总理，而是等了两天之后才写道，“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

为什么老人家等了两天之后才批给他们两人呢？当时老人家是怎么想的？我们不得而知。

在我们看来，因为他退居二线，不在一线指挥，所以他不便于直接出面，但是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他又不得不出面。

今天的佞人们污蔑老人家晚年极左，攻击他以阶级斗争为纲，事实真是如此吗？历史真相可以回答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