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不仅是思想，也是一种被思想所充满、所改变的生活方式
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20世纪杰出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当代英语国家哲学界的主要人物。他对政治哲学、决策论、和知识论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最知名的著作是在1974年撰写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当中他以自由意志主义的观点出发，反驳了约翰·罗尔斯在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
01
新观点的生产者
因早年的一本著作而闻名，实在是件让人坐立不安的事。在别人眼里，我是位“政治哲学家”，可我自己却从不这么认为。我的大部分写作和精力都集中在其他问题上。
《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简称《无政府》）是一本无心之作。1971—1972年间，我整个人泡在毗邻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计划从事自由意志方面的研究。虽然我很看重社会学与政治哲学，但那不是我的主要兴趣所在。进行了几个月，我在自由意志问题上毫无进展。12月初，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学生社团邀请我去做演讲，我提出了关于国家如何从（个人主义）无政府中诞生的几点看法。这些看法似乎还略有价值，1月初，当我将它们形诸文字后，刚好收到剑桥大学出版社寄来的罗尔斯的《正义论》。我对此书期待已久，之前曾拜读过手稿，并和罗尔斯进行过广泛的切磋。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使我在自由正义的框架内进一步发展了正义的权利理论。《正义论》的出版激发我将权利理论及对罗尔斯此书的批评写下来，这与我最近一次和他的讨论已有相当大的出入。到2月底，我完成了三篇论文：《论原初状态》《论分配正义》与《论乌托邦》。《论乌托邦》是我在美国哲学协会某次会议上的发言，也因此受到斯坦福大学的邀请。这三篇文章有内在的关联，稍作整合和材料补充，似乎就能成一本书。我在斯坦福大学的访问期截至6月，因此，我不愿再回到那个驾驭不了的自由意志问题，转而开始集中精力来完成这本书的写作。
罗尔斯与诺齐克
关于《无政府》的批评可谓卷帙浩繁，我不曾密切关注过，也没做出任何回应。我不想把生命耗费在写《无政府之续篇》《无政府续篇之回顾》之类的文章上。还有其他的哲学问题等着我去思考：知识问题、自我问题、为什么存在是有而不是无的问题，当然，还有自由意志问题。而且，我相信，回应和细读这些批评并不能使我与书中的观点有效地保持距离。这是我的天性使然，我总是喜欢竭力维护那些备受攻击的观点，维护攻击本身，而且，如果我总是以一副维护的姿态来思考这些批评，那我又如何得知我的观点受到误解了呢？
对于我其他文章的批评，我也不做任何回应。我想说的是，我对人类智慧所能做的贡献，不是去阐释或维护自己先前的观点，而是提出新的观点。怡悦我，激发我的，是去思考新的问题，提出新的看法，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我知道，有些哲学家执着于某一领域或某个课题，见解深刻，我从他们身上获益良多，但那不是我的志向。
02
哲学的核心任务
哲学家寻找结构，来说明事物是如何被关联并建构起来的。在简单的问题中发现复杂性，又从复杂的问题中挖掘简单性。哲学家对事物的理解是结构性的，其方法是清晰的思想和逻辑推理。
当西方哲学刚刚起步之时，是苏格拉底使批判性思维成为一项追求明晰、讲究方法的活动。对某些重要概念的定义，对行动原则的表述，以及理性本身的方法，他希望一切都能得到自觉的、清晰的、批评的认识。
《苏格拉底之死》雅克-路易·大卫，1787年
苏格拉底以其智勇和明晰的思想，泽被后代无数哲学家，他身上所体现的哲学家应有的鲜活形象，也激励着他们。中世纪的思想家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之深广顶礼膜拜，称他为“哲学家”。不过，如果“哲学家”是一个特指名词，我想到的是苏格拉底。关于苏格拉底这位见解深刻、思路清晰的思想家，在某些核心问题上，学院中人有不同的看法。当苏格拉底说他不知道自己问题的答案时，他是什么意思？他的批判性讨论方法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他说要升华那些与他相冲突的灵魂，用心又何在？
有时候，一个问题激发我去分析一个概念；有时候，一个核心观点又引出一个令人费解的新问题；有时候，这些彼此关联的问题又相互交叠，形成一条更长的推理链。
哲学的核心任务之一，是提炼出准则、规范和原则，并证明其合理性，帮助我们面对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可能性，面对不同的行动可能、信仰可能和存在方式。
03
站在结构的肩膀上
《论兰德式论证》是我在独立思考社会哲学问题和资本主义的道德基础时的一个副产品。论述奎因的那篇《经验、理论和语言》却不是我独立思考语言哲学问题的成果，它产生于对奎因本人的观点的思考。完成之后，我重读了一遍，让我大为吃惊的是，除了几个我自己的观点和对一些新问题（譬如为什么皮埃尔·迪昂的观点久盛不衰？）的讨论外，我发现，独立思考一个问题与围绕别人的观点思考存在巨大的差异。当你沿着别人的理论路径接近一个问题时，你的视野、你的发现，都受到那个人结构问题的模式的限制。你是在他的“问题意识”中来思考的。
《雾海上的旅人》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1818年
心理学家研究过一个现象，叫作“定位与调整”（anchoring and adjustment）。举例来说，让一个实验对象通过估计与基准点的偏离程度来估计某个人的身高。比如说，基准点是五英尺，如果他认为此人有五英尺七英寸高，就说“加七英寸”。有趣的是，报出来的估计身高会因基准点的不同而不同。从理论上说，基准点不会造成差异。如果基准点换成六英尺，而不是五英尺，那么，实际身高为五英尺七英寸的人会被估计为六英尺“减五英寸”。任何指定的身高都能通过与这两个基准点的偏离程度得到相同的定位。但是，判断同一个人的身高，以五英尺为基准点的一组估计值比以六英尺为基准点的那组估计值要少。似乎基准点对估计产生了地球引力般的吸引，将估计值向基准点牵引。
我觉得，当你借别人的思想来接近某个问题时，情况也大致如此。即使当你的结论发生偏离，也会“像受到地球引力一样”被拉向别人的观点。但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之所以拒绝对历史人物做广泛评论，是为了避免陷入他们的思想模式。
我只是没有冲动这样做，当然，苏格拉底是个例外。
我不是在某位哲学家的思想框架内进行思考的，但我的思想行囊中（除了当代哲学家普遍使用的数学逻辑工具外），还装备了各种智性结构。决策论（以及将效用理论、博弈论和社会选择理论联系起来的材料）是我经常思考、使用、修正、发展的一个结构。还有进化论、微观经济论和归纳逻辑。我发现这些智性结构很迷人、很可爱，我希望在其他领域中搜索到已经成熟的结构，看看能否发现哲学的用武之地，激发灵感，提出一个类似的哲学结构。
04
哲学作为生活方式
在普林斯顿大学，师生们对解释的普遍兴趣为思想交流营造了一种非常能激发灵感的氛围。在哥伦比亚学院，当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的《权力精英》于1950年代末刚刚出版的时候，不论研究的是什么问题，每个学生都必须清楚自己对书中提出的美国社会的统治精英做何看待。1970年代，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成为流行许多高校的学术经典，之后，社会学也热门了一段时间。有时候我问学生，有没有哪本非小说类的严肃著作是他们的所有（或几乎所有）朋友都读过或想读的。在过去的50年里，我得到的答案都是“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没有一个学术观点、没有一本学术著作能引起学生们的兴趣来讨论——是电影取代书本成为学生关注的普遍焦点了吗？——这对学生而言，真是一件不幸的事（对老师而言也是如此，他们不能再理所当然地认为学生对最新的观点充满热情）。
哲学家追求的是智性理解，但哲学以及推动哲学发展的动力却不完全是智性的。
哲学的乐趣是无穷无尽的，哲学的世界是无边的，都能被哲学地思考。但哲学家内心深处的动机，却是去说明和理解事物的根本。我们的信仰、伦理原则、推理与证明的标准是以什么作为依据？精神、物质、身份同一性、因果关系、知识、自由意志、真理和意识的本质又是什么？如何将这一切汇聚在一起，融合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还有什么比这些更值得思考的问题？还有什么比思考这些问题更崇高的？亚里士多德说过，这是人类最崇高的事业。
《雅典学院》拉斐尔，1509-1511年
哲学不仅是思想，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被思想所充满、所改变的生活方式。
所谓“哲学地生存”，人们通常的意思是面对挫折要心平气和，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保持平衡心态，坦然面对不幸与灾难。当我因哲学的智性方法和洞见而激动不已，进入这一领域的时候，显然没有养成这样一种态度的欲望。
1994年年底，我因胃癌动了一次大手术，之后是几个月的化疗和放射性治疗，整个过程伴随着可怕的统计数据（我觉得都不是最重要的参数，不管怎么样，难道这不是我需要知道的个人概率倾向吗？）我发现，即使在我采取最有力的步骤以避免最可能的事情发生时，我也毫无抱怨，毫不消沉。我已经活了55岁，比人类历史上大部分人长命多了。（我想申明一下，我在麻醉7小时后醒过来对医生说：“我不要再动手术了，我的胃没了。”这不算抱怨。）
在我余生中，我没有任何强烈欲望要改变我的生活。我没有跑到大溪地群岛旅游的冲动，也不想成为歌剧演员、赛车手或院长。我只想一如既往地热爱我的妻子和孩子，其乐融融地和他们在一起，只想一如既往地做我平常做的那些事情：思考、教书、写作。我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做得更好、更快。要平心静气地接受我现在的处境并不难，但对那些我所深爱的人来说，这场危险却会导致草木皆兵的战争。
尼采曾要求：你应如此活着，一如你愿意这样的生命可以永恒地重复。这似乎有点苛求。然而哲学确实构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值得从一而终的生活方式。一如苏格拉底最初向我们示范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