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自己创立的
旨在解决中国自身民族问题
——再读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吴中桦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以全新的思路、百倍的热情,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棘手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研究,并一直探索在社会不断发展中逐步予以解决的道路。伴随这个过程,一个由中国学者自己创立的、旨在解决中国自身民族问题的理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也应运而生。1988年,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学术会议期间,发表了其在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界引起巨大反响的著名论文《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文章发表后30多年的时间里,学术界对民盟先贤费孝通提出的这一理论做了多次学术探讨,尽管探讨和研究总是分歧与共识并行,但是它们都促使这一具有结构论特点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
民盟成都市武侯区总支收藏着民盟先贤费孝通的几份史料,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费孝通先生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执着性,为中国社会学的奠基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史料一:1957年发表《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
1957年2月20日,《文汇报》发表费孝通文章《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民盟成都市武侯区总支藏)
1957年2月20日,《文汇报》发表费孝通文章《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他在文中写道:“我们是用人类学的方法来调查研究中国现代社会的社会学……”“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改变又要求其他方面的各种关系产生相适应的改变。这些变化都存在着客观的规律,我们如果能掌握着这些客观规律,那么改造起来就顺利些,如果摸不清这些规律,我们就会吃亏。”
他也研究了政治关系,讲到“我最近调查了一些党和非党的共事合作关系,我意识到这里有一门很复杂的学问,那就是怎样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人民内部的政治关系。这问题可以包括更多的内容,好像人民代表大会制的运用、民主党派的互相监督等……这些都是人类的新问题,是在阶级消灭后人和人政治关系的问题。”
他还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调查:“存在于人和人之间一种很重要的关系,但是认真地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重要部门来加以调查研究却就很少了。现在不论是哪个地方,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夫妇问题、养老问题、儿童问题等都有一大……社会进步得这样快,这些方面都需要建立起和新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关系,而新旧交替之际,出现这些混乱现象是难免的。不采取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研究,这些问题得不到妥当的解决,搞得许多人生活不安定,思想波动,甚至违法乱纪,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很不利的。”
费孝通先生希望在科学院里成立社会学研究所,也提出研究要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
费孝通先生在文章开头写道:“最近吴景超先生在新建设上把社会学的地位问题提了出来”。吴景超(1901—1968),安徽歙县人,中国社会学家。吴景超也是民盟盟员,1952年吴景超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上海市常委、民盟第二届中央委员和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吴景超作为中国第一代的社会学家,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研究都市社会学最主要代表人物,侧重于从经济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特别是都市社会,还探讨了理想都市等问题。
史料二:1981年费孝通获国际人类学的最高学术荣誉奖——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
1981年11月4日,《南宁晚报》报道费孝通先生获得国际人类学最高学术荣誉奖(民盟成都市武侯区总支藏)
1981年11月4日,《南宁晚报》发表新华社新闻稿:我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将接受国际人类学的最高学术荣誉奖——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他是中国第一位接受这项荣誉的学者。
史料三:1991年《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化一体理论》
1991年5月29日,《解放日报》报道《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化一体理论》(民盟成都市武侯区总支藏)
1990年5月29日,《解放日报》发表《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化一体理论》的新闻报道。其主要论点可概括为: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这个论点后被陈连开先生引申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
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但它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
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所以高层次的民族可说实质上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差异的一致,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长时期形成的,那么放眼未来,中华民族的格局会不会变?它的内涵会不会变?费孝通先生讲到,首先应当指出,中华民族在进入21世纪以前已产生了两个重大的质变。第一是过去几千年来的民族不平等的关系已经不仅在法律上予以否定,而且事实上也作出了重大的改变。第二是中国开始走上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费孝通先生认为,一个社会越是富裕,这个社会里的成员发展其个性的机会也越多。相反,一个社会越是贫困,其成员可以选择的生存方式也越有限。只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中华民族现在、将来都将是一个百花争艳的大园圃。
结语: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
费孝通(1910.11.2—2005.4.24),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45年加入民盟,1986年,任民盟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1987年1月,在民盟五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民盟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历任民盟第五、六、七届中央委员会主席。1996年11月26日,民盟七届五中全会接受费孝通辞去主席职务。后任民盟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费孝通一直致力于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坚持深入实际从事社会调查,提出了“五脏六腑”说。费孝通认为重建一个学科,在组织结构方面,必须有五个要件:建立学会,为专业人员和支持这门学科发展的人提供交流机会;建立研究机构;建立培养人才的社会学系;此外还有设立图书资料中心和学科的专门刊物和出版机构,并按这一思路逐一落实。1979年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费孝通任会长。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社会学研究所,费孝通任所长。
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的总设计师。从历史上看,费孝通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前,费孝通关于社会学的大部分经典之作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比如:《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皇权和绅权》等,都是在这个阶段发表的。第二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以前,这是费孝通经历坎坷的一段时间,尽管身处逆境,他还是仗义执言,提出“为社会学说几句话”“再为社会学说几句话”。第三阶段是1979年改革开放后,费孝通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一段时间。费孝通为今日中国社会学作出了总体设计,勾画了今日中国社会学的蓝图,确立了中国社会学的实证风格。为解决社会问题、医治社会疾病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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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吴中桦(中铁隆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民盟盟员,高级经济师,全国注册安全工程师,人力资源管理师,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成都市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地方志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