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共一大的主要组织者，李达接待的第一个到达上海的参会者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张国焘。
在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说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1937年夏，“一大代表”陈潭秋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的《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中，这样写到：
- “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
这“九个临时寓客”分别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
包惠僧刚到上海那天，住在渔阳里2号，后来张国焘叫他也搬到博文女校去住。据包惠僧在《包惠僧回忆录》中回忆：
- “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的。张国焘也不常住在这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邓中夏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间住了几天。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
其他人都是合住，为什么毛先生自己一个屋呢？原来，他受到“特殊照顾”，原因有二：一是他个子较高，二是他睡觉时爱打呼噜。
关于“中共一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会议开到中间时，由于密探的闯入，被迫中断，然后又跑到嘉兴南湖上继续开完；那么，是哪一天转移到南湖去的呢？
据考证：1921年7月30日晚，密探闯入时，正在进行的会议议程已经到了闭幕阶段。接下来的7月31日和8月1日休会了两天。8月2日一早，王会悟与几位代表“作为具体的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先行出发”，乘坐7时35分的104次早班快车赴嘉兴。
到了嘉兴后，他们入住了鸳湖旅馆，并预订好了第二天开会用的船只，然后还到南湖去察看了环境。确认无误后，张国焘在上海“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车前往”。
8月3日，上海其他代表乘早班快车于上午10时13分到达嘉兴，王会悟接站后即带领大家到狮子汇渡口登船，进入南湖，于上午11时左右至下午6时左右，在预定游船上召开了嘉兴南湖会议。
在船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局领导机构和成员，完成了大会的所有议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会后，大多数代表乘坐当晚8时15分的115次快车返回上海。参加南湖会议的有十人：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和包惠僧。
李汉俊、陈公博、何叔衡和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未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