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成帝建始四年（前29）九月，长安发生一件怪事。
长安城的老鼠常在大白天出没，嘴上衔着麦杆和树叶，不在地上打洞，却蹿到民间墓地的柏树、榆树上造窝，跟鸟儿筑巢似的。人们上树一看，老鼠窝里一只鼠崽子都没有，只有晒干的老鼠屎。
对此，大臣皆以为要有水灾发生。古时候，每有异象发生，总会被认为是某种大事来临的预兆。
后来，汉成帝宠爱的赵飞燕成了皇后。赵飞燕是舞女出身，和妹妹赵合德一同受宠，祸乱后宫。人们不禁想起建始四年群鼠上树的异象。老鼠以盗窃东西为生，昼伏夜出，若其离开洞穴而上树，象征着“贱 人将居显贵之位”。
再到后来，王莽篡汉，建始四年的异象又成了预示“王莽窃位”之象。《易传》写道，“臣私禄罔辟，厥妖鼠巢”，这是说，臣子犯上作乱，就会有妖鼠上树造窝的怪事发生。
研究异象的人挺有意思，从来不从王朝的统治者身上找原因，愣是盯着树上的老鼠。
话说回来，鼠在古代为何会变成一种“妖异”呢？
01
《辞海》对汉字“鼠”的解释是，哺乳纲啮齿目部分动物的通称。这些动物往往门齿发达，且终生都在长牙，所以要啃咬东西以磨短。
它们是迄今地球上种类最繁、数目最多、繁殖最快的哺乳动物，拥有超过4700万年的“球籍”，发展历史远比人类更加悠久。其中有一部分“鼠”，经常出现于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在人类的生活区域打洞，偷食人类的劳动果实，或大肆啃咬庄稼，危害黎民百姓的生活。
对于鼠害，早在殷商的甲骨文中就有记载。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商代人利用斧钺兵器击打、砍杀鼠的生活片段，他们试图以此遏制严重的鼠灾。
《诗经·魏风·硕鼠》，则是先秦时期一篇用鼠患来表达对剥削者痛恨无比的经典之作：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
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从这首诗中，仿佛可听见先民在耕作时的悲呼惨叹，大老鼠呀大老鼠，你不要偷吃我辛苦种下的粮食！无食我黍！无食我麦！无食我苗！
《毛诗序》对这首诗的解读是，“硕鼠”即大鼠，讽刺的是国君贪得无厌地征收苛税。这些无耻的统治者“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与鼠无异。
老鼠有个俗名“耗子”，这个名称也是得自鼠偷食人类粮食的恶行，以及统治者的残酷剥削。
据说，五代十国时，军阀混战，兵革不息，穷奢极欲的统治者为了加紧掠夺物资，便以各种名目来征收赋税，其中有一种附加税，名曰“雀鼠耗”，意即仓储粮食中被鸟雀和老鼠偷食损耗的部分，都要加征赋税。本来加征粮食的税就很过分了，结果，连雀、鼠根本不吃的丝、棉、绸、麻等都要记到老百姓头上，加征“雀鼠耗”。
老百姓苦不堪言，但难以反抗统治者的苛捐杂税，所以只能将一肚子怨气发泄到老鼠身上，痛斥其为“耗子”。
古人深受鼠害，但也从鼠的生活习性中，发现一些科学规律。
比如说，鼠反应灵敏，每当异常气候到来，它们总是比人更先感知，为了避免缺食，变本加厉地破坏、夺取人类的农作物。古人将这种人鼠争粮的现象总结为“鼠害稼”之象，说明这一年的收成可能要大打折扣。
秦朝名臣李斯年轻时在楚国当小吏，则从为非作歹的鼠身上感悟了人生道理。
李斯当时在老家的郡里上班，看到官府茅厕里的老鼠常在粪便中翻滚，一看到人或犬，就害怕得四处逃窜。李斯又去粮仓巡查，发现这里也有老鼠，但它们一只只如同身处高屋，养尊处优，看到人来，也若无其事地吃吃喝喝，丝毫不躲。
李斯对此感慨道：“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意思是，人的贤能或平庸，可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就跟鼠一样。李斯宁愿做一只官仓里的硕鼠，也不愿做一只茅厕里的小鼠，他后来师从荀子，学习治国之术，学成后西行到秦国，辅佐秦王，成为一代名臣。
但老鼠这种东西，终究为人不齿。
李斯从鼠身上顿悟人生哲理，却也学到了鼠的贪婪。他的同学韩非出使秦国时，得到秦王的器重，但李斯嫉妒其才能，离间秦王与韩非的关系，导致韩非下狱，死于狱中；秦朝建立后，李斯高居相位，却在沙丘之变中伙同赵高，扶持胡亥为新君。赵高得势后，用计扳倒了李斯，李斯最终被腰斩于咸阳，落得跟过街老鼠一样的下场。
02
鼠害，深刻威胁古人的物质生活，这是鼠引人反感的缘由。而鼠带来的另一个灾难——鼠疫，则让全世界的人感到恐惧。
14世纪中叶，一场恐怖的鼠疫席卷欧洲，夺走了2500万人的生命，这个数字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
感染这种病的患者皮肤上会出现黑斑，故这种瘟疫被称为“黑死病”。当时，欧洲很多地区会在房屋上写上一个触目惊心的“P”字（意即有害之物），警告他人，此屋已有黑死病患者。欧洲人起初并不知道黑死病与老鼠的关系，只看到人和牲畜在生病后迅速丧命，不禁惊惶失措，大肆捕杀家畜，甚至将犹太人当作瘟疫的传播者活活烧死。
此后300年间，黑死病在欧洲多次爆发。瘟疫带来的恐慌，造成社会经济的长期动荡。后来的研究表明，这种疾病经过感染鼠疫的啮齿动物传播，或由带疫的跳蚤等叮咬传染给人。
在中国，古人很早就发现鼠与瘟疫的联系。
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累害》写道：“夫鼠涉饭中，捐而不食。捐饭之味，与彼不污者钧，以鼠为害，弃而不御。”老鼠爬到饭里，只好将饭全部扔掉不吃，不是因为饭变味了，而是因为饭已被老鼠污染，只能抛弃不吃。
王充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受诽谤的君子，也像被老鼠弄脏的饭一样，难以自证清白。但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汉代人已经认识到，鼠类玷污的不良食品会危害身体健康。
同样是在《论衡》中，王充还提到，“马食鼠屎而腹胀”。科学表明，鼠的粪便也是病毒传染源，可见汉代人已经察觉到鼠的体内藏有病原，会感染其他动物。
古人将类似于鼠疫的疾病，称为“恶核病”。
东晋道士葛洪撰写医书《肘后备急方》，说：“恶核病者，肉中忽有核累累如梅李，小者如豆粒。皮中惨痛，左右走，身中壮热，恶寒是也，此病卒然如起。有毒入腹杀人，南方多有此患。”有学者考证，该症始录于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这是医学史上对鼠疫较早的科学描述。
在古代，鼠疫传播速度快、危害性大、死亡率高。疫病流行之前的大量死鼠现象，是当时人们对于鼠疫的直观印象。
清人姚元之在《竹叶亭杂记》中有一段惊悚的描写：“人家或见梁上鼠奔突堕地吐血者，其人即奔，莫回顾，出门或横走，或直驰，竭其力奔数十里，或可免。人有中之者，吐血一口即死。”
每当鼠疫发生时，人们只要看到房梁上的老鼠突然坠地吐血，就拼了命地往外跑，头也不敢回，跑到几十里外，才感觉自己摆脱了疫病传染的风险。文中患鼠疫者“吐血即死”的说法，跟“生化危机”似的，自然是夸张手法，但也说明，古人面对鼠疫时无能为力。
清乾隆、嘉庆年间，云南一带爆发了严重的鼠疫，云南赵州人师道南亲眼目睹鼠疫带来的浩劫，于嘉庆元年（1796）写下了“奇险怪伟”的《死鼠行》一诗。这首诗堪称古代鼠疫惨状的真实写照：
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
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圻堵。
昼死人，莫问数，日色惨淡愁云护。
三人行未十步多，忽死两人横截路。
夜死人，不敢哭，疫鬼吐气灯摇绿。
须臾风起灯忽无，人鬼尸棺暗同屋。
乌啼不断，犬泣时闻。
人含鬼色，鬼夺人神。
白日逢人多是鬼，黄昏遇鬼反疑人！
人死满地人烟倒，人骨渐被风吹老。
田禾无人收，官租向谁考？
我欲骑天龙，上天府，呼天公，乞天母，洒天浆，散天乳，酥透九原千丈土。
地下人人都活归，黄泉化作回春雨！
师道南写完此诗后不久，和家人在这场惨重的鼠疫中去世，死时不满30岁。嘉庆年间，云南鼠疫不绝，“疫气大作，死者无数，鼠先人死”，老百姓闻到腐烂的死鼠臭味，便赶紧迁移躲避，逃到地广人稀的地方避难。
这也是一次世界性鼠疫大流行中的缩影。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鼠疫波及亚洲、欧洲、非洲的几十个国家，和中世纪的黑死病大流行一样，为人类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
清末，从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传播的鼠疫在中国东北地区迅速蔓延。
1910年10月，先是满洲里一家客栈的客人染上离奇怪病暴毙。次月，哈尔滨的一名铁路工人高烧不退，两日后迅速死亡，后被确诊为鼠疫。
短短一个月间，哈尔滨、长春、奉天（今沈阳）等东北大城市相继被鼠疫“攻陷”，一旦感染，死亡率高达90%以上，此后数月里，东三省平均每月因鼠疫而死的人数多达上万人。
在这个危难时刻，祖籍广东台山的伍连德博士，被任命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如勇敢的逆行者闯入这片禁地。
伍连德发明了被称为“伍氏口罩”的棉纱口罩，分发给所有人强制佩戴。对于地方官通过灭鼠来切断传染源的做法，伍连德认为作用不大，而是要将患者、疑似患者、密切接触者隔离才行，于是和俄国的铁路局交涉，调动多节车厢用于隔离。
在执行“口罩+隔离”的有效措施后，伍连德大胆地向国人根深蒂固的丧葬观念发起冲击。他知道，感染过鼠疫的尸体也是一大传染源，便和当地官员联名请求朝廷，将坟场留置的几千具尸体全部火化，彻底消灭传染源。尽管此举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但伍连德还是坚持火化尸体。
伍连德在东北的防疫，是中国防控鼠疫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壮举。此次鼠疫爆发4个多月后，总算得到控制，这个结果是以付出近6万条人命的代价换来的。
从古至今，中国人与鼠疫持续进行着残酷的斗争。
古代的鼠疫事件，由于史料不明，很多缺乏考证，但到了近代以后，有学者统计，1901至1948年，我国发生的鼠疫大流行有6次，涉及20多个省，死亡人数约100万人。
鼠疫带来的死亡人数，有时更甚于战争。
03
害鼠侵夺粮食，破坏生产，为人痛恨；鼠疫传播迅速，十死九生，让人恐慌。
因此，在古代，鼠很多时候是一种“妖异”的形象。
前文讲到，汉成帝时期老鼠上树的现象，被后世解读为后宫乱政、权臣篡位的预兆。
在隋唐时期的史书中，有所谓“群鼠渡江”的异象，寓意为王朝灭亡。
《南史》记载，南陈祯明二年（588）夏四月，有群鼠无数，从蔡州的岸边一直游到了南朝国都建康（今南京）的石头城，数日后便死去，鼠尸全部随着江流向东漂走。
第二年，隋朝大军南下，灭了陈朝，南北重归一统。这则老鼠异常活动的记录，也被史官留意到，记载在正史中。后来《隋书·五行志》给出的解释是，“鼠无故群居，不穴众聚者，其君死。”所以群鼠渡江没过多久，南陈就灭亡了。
鼠有时也是死亡的象征。
唐代有名大将叫王孝杰，深得武则天的重用，曾领兵与后突厥、吐蕃、契丹等交战。万岁通天二年（697），契丹南下进犯，王孝杰被任命为清边道行军总管，率军18万前去讨伐。
王孝杰进军到平州（今属河北）时，有只小白鼠溜到军营里，旁若无人地蹲伏在阳光下。众人感到讶异，此时，不知是哪个乌鸦嘴说：“鼠坎精，胡象也，白质归命，天亡之兆。”这是说，这只小老鼠可能会带来不幸。
王孝杰行军打仗多年，没把此事放在心上。可当他亲自带少量精锐为先锋，到达东硖石谷（今河北唐山附近）时，契丹大军已经在此等候。王孝杰毫不畏惧，奋勇拼杀，可惜后方的主力没有及时跟进。王孝杰孤立无援，寡不敌众，坠崖牺牲，麾下士兵大乱，自相践踏，死伤惨重。王孝杰战死后，武则天追封他为耿国公，随后派兵击退了契丹。
那只小白鼠到底是上天的警示，还是纯粹的巧合，史家不得而知，只是将其记载下来，成为鼠的妖异故事之一。
鼠的妖异故事，一直到近代仍屡见不鲜。
清末《点石斋画报》记载了一则“鼠精作祟”的故事。
上海的奉贤县有个姓任的监生，家底雄厚，建有一处豪宅。然而，任氏的豪宅闹了鼠患，任生请人设法捕捉，杀死了多只老鼠，总算可以睡几个安稳觉。
后来有天半夜，任生在家睡觉，忽然看到几个身高仅一尺的小人从床下走出来，这些小人衣着华丽，目光炯炯有神，嘴里说着一种听不懂的语言。为首的一个小人抽刀跳上床，就要砍向任生，任生眼疾手快，扔个枕头过去，却没打中，于是立马喊来仆人。仆人推门进来，那些小人却不见踪影。
这到底是任生的一场噩梦，还是鼠精作祟，时人也难以分辨。《点石斋画报》是19世纪末创办的报刊，可见，此时的鼠仍被世人视为妖异。
04
鼠类妖异的另一个经典故事是“老鼠娶亲”。
钱泳《履园丛话》记载的版本是，明万历年间，有上千只老鼠吃了仙草幻化成小人，在正月的夜晚作婚嫁之状，看见的人都说他们的婚礼场景十分华丽，堪比人间的富贵人家。
这个民间传说影响广泛，大江南北民间俗信中常有它的踪影。过去，很多人家会贴上“老鼠娶亲”的窗花或年画，意思是把家里的老鼠“嫁”出去，保家里平安，来年不受鼠扰。
大文豪鲁迅在《狗·猫·鼠》一文中提到，他小时候床前贴有一张“老鼠成亲”的花纸。年幼的鲁迅幻想着这幅老鼠办喜事的画面成真，可以亲眼看看那些穿着红衫绿裤的新郎、新妇，以至傧相、宾客、执事（三者皆是婚礼时的人员）。
那时，鲁迅的祖母最恨老鼠啮破了箱柜，偷吃了东西，鲁迅却认为这不算什么大罪，就算真有鼠干了这类坏事，也应该是那些大个子的老鼠做的，他所爱的小鼠才不会这么干。
心怀童真的孩子，哪里会知道老鼠的可恶之处？
其实，中国文化对鼠也不是全盘的厌恶。有学者认为，早期中国鼠文化是沿着硕鼠害鼠与鼠神崇拜两条线展开的。
古代对鼠的崇拜中，有一种是生殖崇拜。鼠产子多、繁殖快，有“多子”的寓意，就连皇帝也信这一套。
宣德二年（1427），明宣宗朱瞻基苦于没有子嗣，在宫里画起了老鼠。
朱瞻基是个文艺皇帝，尤其工于书画，被誉为“山水人物、花竹草虫，随意所至，皆极精妙”，留下了很多作品。
这幅《苦瓜鼠图》表达了朱瞻基祈祝家族兴旺、子孙繁盛的心愿。瓜多籽，鼠多子，都是好兆头。巧的是，在画完这幅老鼠图后，朱瞻基的长子朱祁镇就出生了。不过，朱瞻基要是能预测他儿子未来在土木之变中的奇葩表现，不知还会不会在这年庆贺得子。
鼠在中国文化中的另一个突出地位，是十二生肖之首。
中国传统童话里，关于鼠为什么能成为生肖第一位，有很多有趣的说法。
有的说，众生灵角逐生肖位次时，狡黠的老鼠欺骗了牛，骑在牛背上，等到终点时提前跳下来，于是取代牛成了第一名；有的说，老鼠忽悠了猫，通过不光彩的手段，代替猫成了生肖，所以猫世代食鼠，以此报复。
这些故事纯属虚构，总的来说，还是依据先民对老鼠的负面印象来编排的。但另一个故事说，天地初开时，万物混沌，善于挖洞的老鼠率先发现了一条缝，将其咬开，天地之间气体得以流通，终于有了生机。
明代李长卿的《松霞馆赘言》写道：“子何以属鼠也？曰：天开于子，不耗则其气不开。鼠耗虫也，于是夜尚未央，正鼠得令之候，故子属鼠。”这就是“鼠咬天开”的传说。在这个故事里，鼠显然被神化了。
子时，是时辰之始。子鼠，是生肖之首。
人对鼠，或忧、或憎、或惧，甚至传言其为妖异，但不可否认，自先民蒙昧时，鼠始终伴随着人类的生活，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已然不可分割。
参考文献：
袁靖：《动物寻古 : 在生肖中发现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
李玉尚：《<五行志>鼠类灾异文化的传承与变迁》,《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1年第10期
黄交军，李国英：《中国早期鼠文化考索》，《国学》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