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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岁的倒计时

锦瑟入职新单位的时候,还差3个月就36岁了。

“我可以一直在这个单位退休吗?”刚去没多久,她就问单位的领导。

“可以的。”领导说。

“那我要焊死在这个单位。”锦瑟顿时觉得,这个班终于上对了。

去年7月,锦瑟“上岸”了安徽一个地级市民政部门的下属单位。在此之前,锦瑟已经是一名资深打工人了。她在安徽南部一座三线小城的通信公司工作了近10年。

2023年年初,35岁的她参加了安徽省省考。这是锦瑟能报考公务员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按照《公务员录用规定》,报考公务员需满足的一项规定是“年龄为十八周岁以上,三十五周岁以下”。再过半年,她就36岁整了,考公的大门将对她缓缓闭合。

考公务员的原因并不复杂,因为几乎每一个35岁考公的人,背后都有一段被社会毒打的职业经历。

锦瑟在原公司一直担任客户经理,不仅要承担大量的沟通工作,每年还有数百万的创收任务。她每月的收入极度不稳定,多至1万多,少则1000多。2022年,她开始带团队,工作压力大了,收入却没有增长。她经常周旋在周通报、月通报、季度通报的营收数据里,生怕自己的进度垫底。有段时间,锦瑟经常失眠,整个人暴瘦。离开,成为锦瑟当时决定备考公务员最大的支撑点。

对于35岁的年轻人,考公不是跟风,而是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也是经过社会毒打后的一次自我修正。

38岁的小南就是在工作10年后才考虑换一份有编制的工作。现在她在云南昆明一个科技领域的事业编单位工作快2年了。在入编以前,她在当地一家央企任财务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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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场,小南懂得争取,有能力抓住机会。她曾主动要求竞聘上岗,稳扎稳打用了10年从基层员工干到了一家央企的中层,且成为当时全公司最年轻的中层。10年间,她的薪资从月薪1700一路涨到年薪40万。

作为财务经理,她需要懂法,懂财务,懂筹划,懂规避。每个月公司都要开一次经营分析会,她不仅要通报财务数据,还需要做大量的财务分析报告,应对领导的各种拷问。

她收获了可观的酬劳,也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尤其作为一名女性,小南在孕期也常常 加班到凌晨两三点,早上八点还要正常到岗。

有时候,领导会埋怨她不学习,找她谈话,“你现在是个中层了,应该把眼光放高,格局打开,不要事无巨细。”

小南内心也很委屈,自己除了财务本职工作,还兼着两个项目经理,白天她要开集团的会,晚上吃完晚饭还得干她自己的事情,“我什么时候学习?”她 真的很想怼回去。

中层管理者就是一块夹心饼干,两头压榨。 她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件事。 财务部门需要做大量的案头工作,她安排员工写个文件,拿来一看,不仅内容是从网上复制粘贴的,而且从格式到措辞就没写对过的,“肺都要气炸掉。”

工作之外,她很难有多余的精力顾全家庭。小南的儿子在1岁多时被诊断为发育迟缓,“同龄人该会的,他都不会,该走的时候他不会走,该说话的时候他不会说话。”小南将之归因于,她给孩子的陪伴太少了,早上孩子还没醒,她就出门了,晚上10点多回来,孩子睡了。她每天跟孩子的交流,仅限于半夜三点起来喝夜奶的时候,孩子喊她一声“妈妈”。

这份工作带给她的还有健康的折损。2018年的时候,小南查出来甲状腺癌。她很快做了手术。

“当时真的很绝望。”她讲述这些的时候,强调了两遍“绝望”,她感觉自己的能量被工作迅速耗光了。2022年,她以副高职称免笔试进入现在的事业编单位,成了一名9级(倒数第二低)科员。

35岁决定报考公务员的人群中,以女性居多,起码我约访过的受访者都是女性。她们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也没有太强的向上走的野心。一方面,她们想通过考公这条路改变高强度的工作现状,同时也在寻求人生的一种稳定感。

36岁的柚柚原来在甘肃酒泉市的一家银行工作,跳槽后还没转正就怀孕了。公司得知她怀孕后,收回了之前谈好的职位。产假结束复工后,她又坚持上了大半年班,但是工作依然没有起色,“压力大到失眠。”产后恢复也不好,甚至有点产后抑郁,33岁的时候,她决定备战考公。

在她看来,企业负担的“生育成本”和由此对女性带来的“母职惩罚”至少不会出现在体制内。

于是,站在35岁的尾巴上,他们决定转换赛道,为自己的人生再搏一次。

备考,静悄悄

35岁考公人群的备考总是静悄悄。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选择在职备考,绝不能大张旗鼓地让别人知道,你打算离开这里。

踩着35岁的尾巴考公务员,考一次,机会就少一次。为了提高上岸率,他们必须要做好选岗。比如,不能太忙,不能离家太远,要能兼顾家庭;不能报三不限(不限专业、不限学历(大专以上)、不限户籍)岗位,竞争太激烈;基层岗位的报录比通常偏低,上岸概率更大。在我的访谈中,上岸的35岁年轻人大多也符合这样的岗位特征。

为了能早点上岸,2023年,35岁的柚柚从老家甘肃酒泉考到了离家300公里的内蒙古西部的一个旗。在此之前,她并不是没争取过留在本地。

柚柚一共考了一年半,参加过两次国考、两次省考和多次事业编考试,除了异地省考成功外,其他几次考试都失败了。由于专业受限,她只能报考三不限岗位,“不到100万人的城市,一个岗位的报录比能高达600:1,竞争非常激烈,”柚柚说,她能报的很多都在乡镇,有时候乡镇的录取分数比市区的岗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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柚柚的学习计划

公务员考试分笔试和面试两部分。为了尽快上岸,柚柚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准备笔试,笔试包括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行测)和申论。

35岁的窗口期越来越近,时间变得异常宝贵。她只能抓住工作以外的碎片化时间学习备考,并且给自己制定了严密的学习计划:每天七点起床,十二点睡觉。早起晨读,通勤路上听时政热点,茶歇时间刷几道图推类推,午休时间来一篇速算,晚上睡前再刷几题时政。

上班的时候,她会高效率完成分内的工作,拒绝拖延,避免返工,不操可能产出低、耗时耗人力的心,也尽量减少加班时间。

但是,作为在职备考人士,你也要学会摆脱“摸鱼羞耻”。柚柚说,领导看到你双手在键盘上飞快地扫过,以为你在写材料,但其实你在偷偷做卷子。

除了时间管理,对35岁的考公人群而言,学习能力的倒退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生完孩子以后,柚柚明显地察觉到记忆力和学习能力都在急剧下降。同样的八小时学习,柚柚只能刷一套题,但是比她年轻10岁的考公搭子们能刷两套。

柚柚备考的时候,她的侄女也在备考,有一次她听到姐姐跟侄女说,“你姑姑刚生完娃娃,记忆力不行了,未必能考上。”

柚柚后来复盘自己的考公过程,她觉得考公不仅考验一个人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也考验着一个人的自制力和抗压能力。

柚柚参加的两次国考都发挥失常了。第一次国考的前一天晚上,柚柚紧张到整夜都没睡,直愣愣地一直睁眼到天亮。第二天去考试,整个人是懵的。第二次国考,她终于睡着了,但是只睡了一个小时,就被爱人起夜冲马桶的声音吵醒了,后来再也没睡着,“当时贼怪他。”

考公的沉没成本越来越大。“都已经学到那个程度了,但是因为心理压力大没发挥好,很不甘心。”她学得更狠了,“因为你没有退路,你只能走这条路。”

她删除手游,删除抖音,手机变成了闹钟和计时器,“再也没有饭搭子、酒搭子、游戏搭子,只有学习群、粉笔群,学习搭子。”“上岸” 的求生欲让她走到了这一步,“每天过得像一个苦行僧。”

柚柚的爱人早上7点醒来就看到她坐在那学习,到了晚上12点,她还坐在那,甚至有一段时间,爱人抱怨她,连3岁的女儿都不管了。

她后来回顾那段时间的自己,“确实挺心狠的,不管孩子,就把她扔给我婆婆。”女儿想跟妈妈睡,但是担心女儿影响她学习,她狠狠心拒绝了。

每一次面对失败的时候,她也自我怀疑,并问自己,“你的人生是不是还有比考公更重要的事情呢?

在一年半的备考期间,她刷了2万多道行测题,远远超过一般人的刷题量。她写下励志的话激励自己。幸运的是,她在2022年参加了内蒙古的省考,顺利“上岸”。

临走前,婆婆说,“如果你是我姑娘我挺高兴的,但你是我媳妇。”柚柚能感觉到婆婆的不悦,“相当于把家扔掉了。”

但是,如果放弃这次机会,“第二年未必能考上。”她说,如果自己年轻几岁,她会毫不犹豫地再坚持考几年。

最终,她离开丈夫和女儿,离开了生活35年的老家,一个人去内蒙古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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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瑟的考公成绩排名

而同样经历过学习折磨的锦瑟,将这场备考称之为“绝望式备考”。每天晚上十点,孩子们都睡了,家里彻底安静下来,她才开始坐在书桌前,开一盏小灯,看两小时的书。虽然她的备考相对顺利,但是最后面试前的焦灼,仍然令她记忆犹新。

公务员面试的那天,锦瑟7点多就进入考场待考,直到下午4点多,才轮到她进场。走出考场的时候已是傍晚,锦瑟抬头望去,夕阳美得令人心醉。

面试成绩当场公布,锦瑟以笔试+面试综合第一的成绩顺利“上岸”。当听到分数的一瞬间,她感觉整个世界都明朗起来。所有的努力都在那一刻有了回响

新手老菜鸟

入职新单位以后,锦瑟开启了无痛上班。

她的工作时间是早八晚五,工作任务从周通报、月通报、季度通报变成了理论学习和各种总结,以及有一堆表格等待她填,成了名副其实的“表姐”。发薪的时间一到,她的账户上会准时出现固定的数字,5692.42元。

每天中午办公室的门一关,她可以捧起大部头的《平凡的世界》细细地翻看,拥有了一个多小时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午休时间。“公司前同事和我讨论业务的事情,想想假如没有来这里,那考虑这些问题的就是我,”她回想为了业绩焦虑不安的日子,“真是恍如隔世。”

不出意外的话,锦瑟可以一直在这里工作下去,直到退休

锦瑟几乎是无缝衔接地适应了体制内的工作节奏,然而对于35岁考公上岸还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就是“除了刚考上的那一刹那是开心的,就再也没有开心的时候了。”

在上海郊区一乡镇工作的41岁的李卓则经历了一段漫长的适应期。今年是她进入体制内的第六年。在此之前,李卓从同济大学建筑系毕业,成为沪上一家头部建筑设计院的设计师。在建筑设计院工作,996是常态,忙的时候基本没在零点前进过家门。从业13年后,35岁的李卓参加了上海市公务员招录考试,在2018年考到了上海郊区的一个乡镇政府当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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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体制内,首先变化的是称呼。李卓原先在设计院的时候被称呼“李老师”,现在变成了“小李”。

上班的第一天,领导就问她,“小李,上海话没问题吧?”

“100%没问题。”李卓底气十足,来上海十几年了,虽然说得不太流利,听听肯定没问题。

但是上了一礼拜班了,李卓发现,“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郊区的沪语跟她在市区听到的沪语差别有点大。有时候,领导用普通话说着说着就切换到上海郊区话,她不得不耐着性子把领导的话再复述一遍。

收入毫无意外大幅缩水。大牌包包也收起来,换成了蓝色的文件包和印有各种logo的帆布袋,不扎眼,也方便溜。

35岁转换赛道,也不得不接受年龄和职级的反差。李卓说,转正定级的时候,不管你的工龄是多少,只看学历,只有本科学历的话就只能从基础的一级科员(公务员最低是二级科员)开始,之前工作十几年的积累被清零了。

李卓的几个大学同学一毕业就进体制内了,现在已经是处级干部,而跟她同级别的同事比她要年轻10岁左右。在单位组织一些活动的时候,她不得不硬着头皮上。入职体制内第一年,单位要组织一场七一演讲,上台的都是青春靓丽的小姑娘,然后,“我一个阿姨也上去了。”

有时候,她还需要面对分管领导比自己还要年轻的局面。在体制内追求干部年轻化的趋势下,李卓的晋升就变得异常艰难。遇到跟年轻领导意见相左的时候,她会纠结于服从领导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如果这个领导一意孤行,没办法,你不得不尊重他,去听他的判断。”

有一次,李卓单位新来了一个分管领导,比她小四岁,新领导找她了解片区规划问题,李卓先和颜悦色地给新领导解释了一遍,但是新领导不认可之前已有的一些规划,后来李卓态度强硬地问道:那你是要追责吗?

在我对35岁考公上岸人群的访问中,几乎没有人会谈论体制内的工作难度,却不得不学着适应体制内的处世哲学。在企业任职的时候,人们考虑问题多数会从业务出发,是“业务思维”, 进入体制内以后,首先要求是“不出错”,其次是“多汇报”。

在企业工作十年,从央企财务中层到体制内普通科员,小南不仅要适应年薪40万到月薪6000的收入急刹车,工作快速“减压”也会令她感到空虚。她不需要再调动脑力帮一家大型央企的财务健康做诊断,也不需要再被要求“打开格局”和“眼光放高”,这些格局和眼光在目前的工作统统用不到,她的工作就是“抠细节”,哪怕一毛钱也要搞清楚去向。

她开始重新寻找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感来源。这让小南偶尔陷入新的焦虑。

人际交往也是35岁上岸转型的一个大课题。在设计院的时候,包括李卓在内的很多人都是从外地通过求学入沪的新上海人,即便是本地人,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本地精英。但是在基层单位,她面临的是对她来说绝对陌生的盘根错节,“你不知道这是谁家的小孩,谁家的亲戚。感觉他们的成长跟我的成长完全是两个世界”。

柚柚说,她经常摸不准领导的话里到底是第几层意思,“是表面意思还是深层次的意思?”有时候,她也会猜错。因此,她常常会有新手老菜鸟的“无力感”。

哪怕在体制内待了6年,李卓仍然不习惯体制内的一些层级体系。“以前在设计院的时候,大家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哪怕院长都是可以拍桌子争论问题的,但是在这里,绝对不可能。”

或许是自己显得过于木讷了,有时候同事还会提点李卓,比如开会的时候,要给领导准备点零食,李卓觉得不可思议,“我不从领导那顺点吃的出来就不错了。”

但是,成年人也是最懂得自圆其说的。李卓一直强调,人要摆正心态,想清楚自己最想要什么,“如果想追求更好的事业,那就不要进来,大龄进来不可能实现的。”

在漫长的适应期,他们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重新审视自己与自己的关系,与工作的关系,以及对工作价值的重新定义。

轻舟已过万重山

考来异地之后,分离的疼痛才在柚柚身上慢慢发作。

每隔两三周,柚柚才开车回家一次,从内蒙西部回甘肃酒泉,需要开三四个小时。去年冬天因公出差,一整个冬天都没见到女儿。对女儿照顾的缺席常常令她十分愧疚。

她在社交媒体反思道,当时的自己是不是为了上岸而上岸。虽然现在上岸看似完成了她的某种执念,但是也会带来新的困扰。

但是无论如何,对于35岁考公上岸的人而言,这份工作的性价比都能恰到好处地拓宽一个人的容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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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瑟现在的工位

在备战学习这两年,柚柚也收获了一个比过去更好的自己。她以前是个很拖沓的人,晚上躺着刷抖音,会一直刷到困得手机都拿不住为止。但是考公这件事激发了她所有的潜能。她变得自律,“让我坚信长期主义的价值,更自律,情绪更稳定。”

柚柚也变得更有规划。每天下班后,她都会坚持锻炼一小时,即便很忙也会利用好碎片化时间去走路,把小事当成习惯去坚持。连他的爱人都觉得,以前那个拖沓的伴侣蜕变成了一个狠人。

柚柚说,没有离开家之前,自己有家人在身边帮衬,很少有独面人生的机会。但是现在,她在离家300公里外的异地省份,开启了一段新的际遇,一个人独自面对很多事。

对很多人而言,考公是个围城。对于一眼望到头的生活,每个人都冷暖自知。

小南说,她现在5点半下班就是真正意义的下班了。再也不会因为工作压力而半夜惊醒,也不会有什么伤脑筋的事,如果有,那就多请示,“给领导决策的机会”。

她也可以狠狠地配合幼儿园的老师,把晚上的时间全部留给4岁的儿子,陪他读书、看动画片,或者仅仅是跟孩子待在一起。在小南的陪伴下,孩子肉眼可见地活泼了很多。周末是她的进修时间。工作之余,小南还参加了全国硕士统一考试,考上了云南大学的MBA,成为一名在职研究生。

锦瑟近乎丝滑地适应了新单位的工作节奏。她在我们聊天快结束的时候,很认真地说,她可能会在这个地方退休,但是也会有别的可能。或许再过十年,“我们不再需要为了孩子和家庭,功利性地谋求一份稳定,也可以单纯地为自己,探寻新的可能性。”

无论如何,我访问的这几位“上岸”的35+的女性,都可以坦然地说出那句考公圈特别流行的“轻舟已过万重山”。

但是, 也有一部分人,再也没机会了。

36岁的肆月在参加完人生的最后一次省考后,以落榜结束了7年的考公生涯。她原本是武汉一街道办的编外人员,为了寻求安全感,29岁的时候决定备考公务员,可是一直考到36岁超龄,她都没能“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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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月考公7年的学习资料

备考这7年,肆月倾注了工作以外的所有精力。她制定了以半小时为单位的学习计划,从早上7点直到晚上11点,密密麻麻。为了集中精力,她搁置了所有重大的人生决策:不敢结婚、不敢买房、不敢社交,甚至不敢生病,因为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也是考公的本钱。

但是,每过一年,她考公的斗志就减弱一分,她眼见自己报的岗位从100:1涨到400:1,竞争越来越激烈。考到后来,她甚至身心俱疲,“再也不想来一轮这样的备考了。”

为了自我激励,肆月在手机的备忘录写下很多励志的话:年龄不是问题,能力才是;许自己以执念,给执念以时间;曾经的不屈服让我走到这里,此刻的不甘心将我送到彼岸。

她无数次想象过上岸后的“我要”:我要悠闲地吃一次美丽的下午茶;我要上岸后再决定买房还是买车;我要给爹娘买新衣;我要安稳地过下半生。

但是她7年的坚持和不甘心并没有把她送到彼岸。最后一次考试结束后,她取关了所有考公号,哭着删除了手机里所有的学习截图,但是,越久远的图她越舍不得摁下删除键,因为心疼,她暂停了好几次才删完。

对肆月而言,7年考公,像一场虐恋。在这个过程,她体验了所有极致的情感:焦虑、失眠、紧张、兴奋、快乐、悲伤、徘徊、坚定……最后以分手告终。

积攒了半人高的参考书,肆月卖了80块钱。她没能完成上岸后给爸妈买新衣的愿望,但是让爸爸拿这80块钱去超市买了一盒三文鱼。

成年人的自愈能力总是超乎想象地强。她很快坦然接受了自己的技不如人,也不应该只抓着一根救命稻草不放。不过她依然相信,人的一生,一定会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36岁,她决定重启人生。

(应受访者要求,锦瑟、小南、柚柚、李卓、肆月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后浪研究所”(ID:youth36kr),作者:张晶、薇薇子,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