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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援酱园弄杀夫案的女作家：苏青
文/晏凌羊
01
陈可辛拍的电影《酱园弄杀夫案》，找了章子怡演，人物原型就是詹周氏。
当时，这个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杀妻么，太常见了，闹不起来）。
警方查案的时候，一度怀疑这个女人是不是有奸夫，结果查了一圈也没找到。
这个女人叫詹周氏，九岁就辗转流落到一户姓周的人家做丫鬟，所以取名周氏；17岁她嫁了个姓詹的丈夫，人们才叫她詹周氏。
她老公名叫詹云影，是一个两百多斤的大胖子，在周家开的银行任职。
婚后，詹云影迷上赌博，把家产败光，还嫌老婆破坏了自己的财运，动不动就家暴她。
日子过不下去了，但孩子得养，詹周氏没办法，只好去上海一家纱厂当女工。
可是，詹云影觉得她的这个行为败坏了门风，说她抛头露面出去做这些，搞不好是要搞姘头。
他甚至跑去詹周氏工作的地方，把她拖出来毒打了一顿。
之后，詹周氏被囚禁在了家里，还经常遭受丈夫的虐待，她曾试图自杀，但没死成。
后来，她趁着丈夫在赌输之后喝得酩酊大醉，用菜刀杀了他。可能是怕被发现，她先把丈夫肢解成16块，后来感觉自己逃不掉，就干脆站在原地等着警方来抓她。
当时，上海是汪伪政府统治，普通人杀人也得偿命。
女作家苏青得知了詹周氏的遭遇后，开始在报纸上为她鸣冤，呼吁“刀下留人”。还有一位天主教堂的嬷嬷站出来，给詹周氏开具了一份假孕证明。
就这样，詹周氏一直被关押着，迟迟没有宣判，直到日寇投降、汪伪政权瓦解，国民政府接收上海后，她才被判为无期徒刑。
解放前，詹周氏再次被减刑，改判有期徒刑15年。
解放后，她继续在农场服刑。
十几年后，她出狱，并在农场附近定居下来，还结了婚。
改开后，她收养了多名孤儿，活到了90岁左右。
而今天我们故事的女主角，不是她，而是声援她的上海女作家：苏青。
02
张爱玲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冰心的文字，我们在小学课本上都读过，最出名的就是她那篇《小桔灯》。
冰心的文字比较平实，注重抒情。
白薇的文字，我看过一些，热情奔放，赤心直呈，与她的性格比较相似。
只是，若论起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两位女作家都远远及不上张爱玲。
张爱玲向来心高气傲，很难开金口去夸同行。
因着她那句“只有与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我找来了苏青最负盛名的小说《结婚十年》看了看，结果颇感失望。
《结婚十年》是苏青的自传式小说。
讲述的是女主角怀青在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结婚了，嫁给了同样还在读大学的崇贤。
之后他们经历生子、逃难、生活拮据，感情被现实磨得点滴不剩，最终在结婚十年后离了婚。
整本小说通篇都在讲自己从结婚到离婚的琐碎事儿，拉拉杂杂掰扯了一大堆。
若是跟张爱玲的小说放在一起与之对比，后者分分钟可以秒杀它。
可就是这样一本小说，当年在上海滩居然再版了十八次，创下了当时女作家长篇小说畅销的骄人纪录。
要我说，苏青写的小说，远不及她写的杂文有劲道。
她的杂文，犀利，一针见血，相比之下张爱玲的杂文就明显要逊色一些了。
虽然苏青一再否认小说《结婚十年》的女主角就是她，但我们还是很轻易就能发现：小说女主角苏怀青的人生轨道、心路历程，与苏青极为相似。
03
苏青出生于浙江宁波一个旧式家庭。
她的祖父是举人，之后先是经商，接着由殷商变成地主，家里有几千亩田地。
祖父给她取了“和仪”这个名字，取“鸾凤和鸣、有凤来仪”之意。
苏青初中毕业时，在排演话剧《孔雀东南飞》时，认识了后来的丈夫李钦。
两个人对彼此互有好感，随后，李家上门提亲。
当时，苏青的父亲已经过世，苏家家境拮据，便同意了这门婚事。
20岁时，苏青考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因为长得漂亮又有才华，她被称为“中大宁波皇后”，追求者甚多。
李钦考入东吴大学法律系，他大概担心这位“宁波皇后”在中大读书会有情变，提出结婚。
苏青本不愿过早结婚，但当时她怀有身孕，加之母亲不停苦劝，所以还是回到宁波，与李钦履行了婚约。
苏青只好退学，在家待产。
五年间，苏青接连生了四个女儿，一女还不幸夭折。
因为生不出儿子，李家上下都对她冷嘲热讽。很快的，苏青发现李钦出轨了。
苏青当时并没有提出离婚，而是开始写文抒发自己的郁闷。
随后，李钦要去上海继续读书。他放假回到家中，对苏青说：“我要带你到上海去了，时时，刻刻，月月，年年，我们永远在一起。”
听到丈夫这样说，苏青心里又燃起了把这份婚姻延续下去的希望。到了上海，她发现生活并没有像她期待的一般好转。
李钦自私、懦弱、虚荣，没担当。碍于大男人的面子，他也不许妻子在职业上有所发展。
苏青在文章里写：“他，我的丈夫，却不许我向上。”
受够了向丈夫要钱但屡受轻薄的日子，也受够了丈夫出轨不断，苏青最后选择了和平分手。
情场失意，职场得意。
苏青用一支笔，在人才济济的上海滩文艺界，开辟了自己的一块天地。《结婚十年》的出版，让苏青声名鹊起。
04
与离婚后的苏青有情感纠葛的男人有两个，一个是陈 公博，一个是胡兰成。
苏青成名之后，便想自己创办一本杂志。
可是，办一本杂志的花费可不是小数目，依靠稿费维持生计、养活全家的苏青哪里有那么多钱。
就在她一筹莫展之际，有人给她送来了十万元的支票。送支票的人，便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 公博。
陈 公博会对苏青感兴趣，是因为苏青写了一篇关于离婚的杂文，让陈 公博顿时对她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感。
后来，陈 公博听说苏青急于找一份工作，就直截了当地邀请苏青做他的私人秘书，并许以千元的薪酬。
随后，陈 公博又派人送去了一张10万元的支票。
苏青最终没有成为陈 公博的私人秘书，只说她去科室做个专员便好。
就这样，女作家苏青成为了伪政府的公务员，常随陈公博来往于南京与上海之间，同进同出。
苏青做了三个月公务员后就辞职了，但陈 公博照给她发工资，还为她顶下一套房子，买了全套家具，资助她创办《天地》杂志。
那时苏青要养全家老小五口，日子实在不好过，她就饥不择食，收了。
《天地》杂志一经推出就大为畅销。苏青经营有道，马上实施杂志预订，八折优惠客户。
新年出“特大号”加质不加价，还别出心裁举办“命题征文”。
她向周作人讨张签赠的全身照，登在杂志上，既做广告又讨周作人欢心。
总之，花样不断翻新。
为争得发行折扣，她不怕丢人现眼，不怕吃苦，亲自扛着《结婚十年》到马路上贩卖，与小贩“讲斤头”，彪悍如女汉子。
苏青和陈 公博暧昧到哪种程度，后人不得而知。
正因为苏青有撰文夸赞过陈 公博，又与陈 公博有关这么一层关系，所以她被人戏称为“女妓”。
1945年夏天，抗战胜利，汪伪政府倒台，陈 公博被枪决。
因曾经与陈 公博的关系密切，所以苏青曾一度惶惶不可终日。
幸好，当时的中国政府未正式调查苏青、检举她、将其视为汉奸逮捕归案，但她曾经亲日的某些行为确实为后人所诟病。
苏青在《关于我》一文中辩解说:
“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不得已耳……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国家。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在沦陷区的人民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我就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
算起来，苏青还是张爱玲和胡兰成的媒人。
那时候，苏青向张爱玲约稿，她深知很难打动心高气傲的张爱玲，所以在约稿信中大打性别牌。
一句“叨在同性”，把张爱玲逗乐了，她当即把小说《封锁》寄给了她。
《封锁》发表后，让胡兰成大为赞叹，跑来找苏青要张爱玲的地址。
于是，一场孽缘就开始了。
不难看出来，胡兰成与苏青结识在先，但两个人的关系却不止像朋友这么简单。
在苏青的小说《续结婚十年》里，写到一个“天天到我家来，坐谈到午夜“的名叫谈维明的男人，有人分析说这个人其实就是胡兰成，而苏青，终于有一天不由自主地投入了他的怀抱。
在回忆录里，胡兰成也说，他在苏青的住所逗留，恰好张爱玲来串门，她当下便泛出醋意。
两个曾经惺惺相惜的女人，最终因为一个花心男渐行渐远。
05
上海解放后，张爱玲从上海逃离，转道香港，不久之后去了美国，从此再也没有踏上故土。
因为与胡兰成那一场荒唐的爱恋，最终又因为独自死在美国的寓所中，张爱玲总被人说“很傻”，可单单就解放后转道香港去美国的这一选择来说，我觉得她其实是很精明的。
如果不是做此选择，我们真不知道她以后还要承受怎样的磨难。
一九四九年，天翻地覆的大变革吸引着亿万人的注意。
1951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张爱玲应邀出席。
据说，参会的代表无论男女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蓝布和灰布中山装，张爱玲则穿了她最喜欢的旗袍，显得格格不入。
（脑补下张爱玲穿中山装的样子，简直了）
这个大会肯邀请她，表明她的文学地位是被接纳的，但同时，她也需要被改造，为新社会和人民大众服务。她选择了拒绝改造，远走美国。
张爱玲对父母亲人关系淡薄，又无儿无女，走起来自然心无挂碍，但苏青就不同了。
此时的苏青，显得格外的寂寞、苦闷，更为难堪的是生活无着，为钱发愁。
当时，香港的《上海日报》想请当年走红的老作家写稿撑门面，于是苏青写了几篇文章寄去，结果，因为文章写得政治不正确，她非但没法收到稿费，还被有关部门批评。
苏青后来的遭遇，挺耐人寻味的。
1951年，文化局戏剧编导学习班招生，苏青报名，但没有录取，后由夏衍出面，才被批准。
从编导学习班毕业后，她被分配到越剧团工作。为配合“三 反”、“五 反”运动，也写过几部剧本，但都未获成功。
苏青在戏剧编导学习班，是年纪最大的学员。
报到初，她穿一套半新旧的列宁装，用铁硬的宁波话自报了家门：“我就是写《结婚十年》的苏青，你们几位，谁读过我的书？”
非常快人快语。
当时的青年中不少也是文学发热友，一听是40年代大名如雷贯耳的女作家，非常激动，纷纷与她攀谈聊天。
苏青爽朗地谈及她的创作历史，坦率单纯，随后又跑回自己的宿舍，给这些人每人发了一本《结婚十年》。
这个事情让苏青挨了批评，领导说“这是旧 社会的作品，宣扬的是不健康思想，不能在班内散发泛滥”等等，并责令她收回。
后来，苏青改编郭沫若的《屈原》，反映颇好。
可最后，演员获奖了，音乐获奖了，偏偏一剧之本的剧本没获奖，其根子是苏 青有“历史问题”。
倒霉的是，她在改编历史剧《司马迁》时，为塑造好司马迁的形象，她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讨教，贾植芳热情诚恳地回答了她的提问。
1955年，被誉为建国后最大的一次文化事件——“胡 风事件”发生，贾 植芳被打成了胡 风分子。
贾 植芳被抄家时，苏青写给他的信也被发现了，虽然那仅是一封探讨司马迁学术问题的信件，但苏青也被当作胡 风分子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
苦尝了一年多的铁窗生活后，苏青得到宽大处理，恢复了自由。
从此她的名声和生计同时陷入了悲惨境地，历史剧《司马迁》也由此流产。她创作的作品，已被他人改头换面窃去。
苏青出狱后，又回到剧团。一时无事可做，就成了门卫，专门负责看守剧场大门。
之后，苏青又当过编剧、唱戏的配角和字幕。
为了配合政治宣传，还写过《雷锋》等剧本，但没什么影响。
1966年，“WG”爆发，苏青被抄家，被被斗，工作也丢了，生活得更困难。
苏青的晚年极为凄凉。她住在小房子里，和邻居共用厨房、卫生间，经常受人欺负。
她与已离婚的小女儿李崇美和小外孙，三代人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里，相依为命，基本断绝与外界往来。
她在致老友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1982年，苏青在上海某弄堂一个破旧的寓所里去世，终年69岁。
临终前，儿子陪在她身边。
她31岁离婚后，终未再婚。
而她的前夫李钦，解放后在法院工作，最后因贪污罪，被政府处决。
1984年，上海市公安局作出说1955年以反ge命案将苏青逮捕是错误的，现予以纠正，并恢复名誉。
可此时，苏青死了已经有两年了。
06
胡兰成写过一篇名为《说苏青》的文章。
胡兰成说：“有一个体贴的，负得起经济责任的丈夫，有几个干净的聪明的儿女，再加有公婆妯娌小姑也好，只要能合得来，此外还有朋友，她可以自己动手做点心请他们吃，于料理家务之外可以写写文章。这就是她的单纯的想法。”
如此简单的心愿，她终其一生也没能实现。
离婚后的苏青也曾想重组家庭，曾结识一位颇为富有的对象。
有一次当她与男友吃饭时，三个孩子站在门口张望不敢上前。
苏青十分伤感，她怕再婚后，儿女们会受苦，坚持不再婚。
我估摸着，苏青之所以不选择与之再婚，说到底还是因为那位男士并不很爱她，所以也就无法爱屋及乌爱她的孩子罢。
现实生活中能真正称得上儒雅有担当，或者乐观开朗幽默、对生活充满热情豪气的，让女人敬爱的男人，本就少之又少。
要让这类男士勇敢地接受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女性，就难上加难了。
若是苏青财大气粗倒也好说，偏生她一生为钱所困，窘迫不堪。
看苏青的一生，我会想起一句话：站在时代的面前，每个人都是渺小的，都是微不足道的尘埃。
苏青有男女平权的意识，是一个有担当、肯拼搏、不怕吃苦的女性。在身无分文的前提下，她敢于带着三个孩子离婚，足见其骨气和魄力。
只可惜，她一生都面临“生存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更重要”的抉择。生存压力大到一定程度后，就难免会饥不择食了。
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苏青一生过得身不由己，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东逃西窜。
苏青的一生过得是有些狼狈，但这种狼狈很多时候是外界带来的。
相比今天在婚姻中活成了怨妇的女性，她是活出了精神高度的人。
在一篇杂文里，她一阵见血地说：
“男子即使有了外遇也不会轻易离婚，可以在处边养外室，喝花酒却一般不会和自家老婆提及离婚，因为即使老婆已为糟糠，毕竟服侍自己一场，再不济也可管家带孩子，且有能力和财力沾花惹草的，一般是名门望族，休妻也始终是件不名誉的事情。
而被偷了丈夫的妻子尚沉浸于三从四德、三妻四妾从一而终、以夫为纲的人伦中，未及反抗，只有隐着心酸了妒忌，暗自隐忍或使坏吧。提离婚的，一般是受过教育的女子，读了些许字，便讲求男女平等起来。
提倡夫妻一体、互相忠诚原不是什么错，但前提也得找得到一个配合的男子，千金易得却难求痴心一个，所有最直接的反抗自然是离婚。”
胡兰成说苏青：
“她的离婚具有几种心理成分，一种是女孩子式的负气，对人生负气，不是背叛人生；另一种是成年人的明达，觉得事情非如此安排不可，她就如此安排了。她不同于娜拉的地方是，娜拉的出走是没有选择的，苏青的出走却是安详的。”
苏青大概是已经看透了，所以离婚后，虽然生活困顿，却从未抱怨过。
苏青晚年过得凄凉，是时代所致，并不是“离婚”所致。事实上，如果她不离婚，或许只会过得更惨罢。
若是活在今天这个年代，她没准也能成为“钟丽缇”。
她只是不幸没赶上一个好时代。
有人说：“大道五十，天演四九，唯留一线生机。”
人生在世，争的就是那一线生机。
我们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往更光明的路上走，至于结果如何，人力是很难左右和控制的，只能听从上天的安排。
拥有财富、盛名、完美的婚姻家庭固然令人艳羡，但忠于自己、保持独立的姿态也很美。
席慕蓉写过一首名为《会开花的树》的诗，内容无比幽怨：
如何让你遇见我
在我最美丽的时候
为这
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
求它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
长在你必经的路旁
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
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当你走近，请你细听
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
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
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
朋友啊，那不是花瓣
那是我凋零的心
这首诗文辞优美，但在我看来却是一首闺怨诗。
诗中那棵会开花的树存在的意义，仿佛就是为了等待一个特定的人。
若是这个人对她的美丽视若无睹，那么，她就凋零给他看。
要我说，还是三毛写的这段话深得我心：
“如果有来生，我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一半洒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
树是独立的，不需要依靠别的东西，无论春夏秋冬，都坚强地站立着，风霜雨雪改变不了它，它只是兀自向上生长。
如果把树比做人，那么女人也应当活得像一棵会开花的树，坚韧、挺拔，不依靠他人也能顽强活下去。
能挺拔傲立，也能繁花似锦。
不求佛，只求己，绽放给自己看，成长给自己看。
苏青的人生际遇，确实令人唏嘘，但她曾以那么热烈的、果决的、独立的、抗争的姿态活过，让我心生敬意。
相比大部分旧式女人，我觉得她真的是以一棵树的姿态在生活的。
无论遇到什么挫折，都能以独立和抗争的姿态，踏平一段又一段的崎岖道路，也能把荒凉的路途走出一番壮美。
也许，我们最应该担心的不是未来会怎样，而是在与命运抗争过程中，我们到底会不会被想象的困难吓倒，会不会在看到世事艰难之后让自己变得更加软弱。
真的不必太在乎结果，因为我们走过的路不该由终点来定义。
在通往终点的路上，顽强走过的每一步，都是意义。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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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碎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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