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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茶道的茶叶在北部边疆的稳定中发挥了一定的“杠杆”作用

作者/孙树恒

万里茶道”始于17世纪中叶,见证了中俄贸易的繁荣与变迁。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国,1616年,茶叶首次作为礼物进入俄国,开启了中俄茶文化的交流。

瓦西里帕尔申的《外贝加尔边区纪行》记载, 到清代,俄罗斯人普遍饮茶。其西伯利亚的游牧、渔猎民族,已达到“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涅尔斯克(尼布楚)边区的所有居民,不论贫富、年龄,都嗜饮砖茶。茶是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爱喝茶的人可以喝十杯到十五杯。不论你什么时候走到哪家去,必定用茶招待你。”

公元1654年,俄国公使巴伊科夫在北京住了半年多,清政府每天提供一定的贡茶给俄国使团,巴伊科夫在同清政府打交道的北京贸易谈判中,购买了茶叶带回国,标志着华茶直接输俄的序幕。

1672年,俄国商队赴清朝贸易,皇帝赠予俄沙皇礼品和十普特茶叶。

公元1674年,莫斯科已经有了中国茶售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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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世纪以来,沙俄不是在打仗,就是在打仗路上。

17世纪,开始染指黑龙江流域。东西伯利亚广袤的土地,便彻底展现在了沙俄面前。为了扩张领土,沙俄派遣探险队深入东方,这些探险队不仅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甚至采取了极端手段,如掠夺粮食和以人为食,从而获得了“罗刹”或“食人恶魔”的恶名。他们在黑龙江流域灭掉了多个村镇,并在雅克萨修建城堡,意图长期占领这一富饶的黑土地。

尽管清廷通过军事行动,双方打了2次,均以俄军战败而告终。但是沙俄鼓动西部的准噶尔汗国与清朝作对,无奈之下清廷只好在1689年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双方划定东部边界,以外兴安岭为界,广袤的外兴安岭以北的远东地区3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这么拱手让给了沙俄。据说康熙对谈判成果非常满意,看着地图简直乐开花。清朝一下子获得了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所谓割让的土地,清朝压根就没统治过,但民间和史学家对割地有争议。俄罗斯人则认为自己受“侵略”并投降。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确认了两国东段的边界及其走向,也正式开启了两国间的商贸往来。此外,条约中还规定了严禁越界入侵和收纳逃人,以及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可以过界往来、通商贸易等内容。这些条款有助于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为了巩固北疆,1691年4月,康熙帝亲率官兵到达距北京800里的多伦诺尔 (多伦)驻营。喀尔喀蒙古三大部、内蒙古四十九旗王公贵族的营帐,以康熙帝大营为中心,众星捧月,四面环绕。从五月初一日到初六日,进行会盟。

通过多伦会盟,清朝与蒙古各部建立了更为紧密的政治和军事联系。会盟的时候,有的王爷请求皇帝批准内地的商人到卡尔卡蒙古去做生意,于是大规模的商贸活动在蒙古高原展开了,确立了与俄贸易的方向。

从1692年彼得大帝向北京派出第一支商队,那时经常有俄国商队来华,每个商队有数十人到数百人不等。他们携带毛皮之类的货物,到中国换取金、银、锦缎、棉布等,获得巨大利益。

公元1716年,俄国来华商队开始成交茶叶,此后,茶叶逐步成为俄国商队采购的重要商品。

沙俄政府以对华商业贸易有利可图,实行垄断制度,派官方代表或地方官员组织商队。1698年至1718年,就有十个国家商队到过北京。 沙皇本人有时给商队下达训令,还规定西伯利亚地方当局不得阻挠来华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以此鼓励和推动对华商业贸易,并从中获取巨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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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对与沙俄贸易并不感到兴趣,俄商带来的毛皮等货物,清朝并不太缺乏和需要,清朝对沙俄贸易态度审慎,提出诸多限制。1693年起限制俄商贸易频次、人数,规定交易物品,并限制在京停留时间。清朝更重视边界和逃人问题,将商业关系视为辅助手段,与俄国追求商业利益的立场形成对比。

清朝对沙俄贸易持审慎态度,康熙帝派人出使俄国,旨在解决边界和逃人问题,并孤立策妄阿拉布坦。出使增强了俄国对清朝立场的理解,也引起了俄国的警觉。

1722年鉴于边界和私逃者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清廷宣布中断两国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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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20年代,清朝政局稳定,农业手工业发展,为贸易扩大创造条件。但准噶尔叛乱和俄支持导致中俄关系紧张。为平叛,清朝在贸易上做出让步,换取边疆平静。俄国还面临向东北亚和北太平洋扩张的严重问题,加上连年作战,无力再在中国边境挑起战事,因此也需要缓和同中国的关系,重开边界贸易谈判。

1728年沙俄又与清廷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双方再次详细勘定了中部地区的边境线。虽然保住了整个蒙古,但也将包括贝加尔湖在内的整个西伯利亚地区的控制权。从此,两国贸易局面一步步打开,从单纯的商队贸易逐步过渡到商队与边境互市贸易并存。

中俄双方通过《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等协议,确立了边境贸易的合法地位,并推动了茶道的繁荣。恰克图意为有茶叶的地方,买卖城位于恰克图对面三百米的地方,是大清的北方海关,由政府批准、商民所建、官方管理。起初两地交易缓慢,最初几年交易惨淡,年均1万卢布,后逐渐加速发展,中俄贸易达到了鼎盛,形成了“彼以皮来,我以茶往”的独特贸易格局。

茶叶是主要的交易商品,尤其是中国的红茶、黑茶等受到俄国人的喜爱。最初的中俄贸易是以货换货的方式进行,商人将俄罗斯生产的商品换成中国茶叶。直到1855年,政府才允许使用货币结算。茶叶贸易在19世纪达到顶峰,例如1852年茶叶交易量高达175,000箱。1857年,马克思在《俄国对华贸易》中说:“在恰克图,中国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100万箱,但在1852年却达到了175万箱,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所以当时有一种说法,“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

但是清朝仍对与沙俄贸易不感兴趣,甚至存有戒心。1737年禁止俄商来京贸易,从此俄商主要集中于恰克图地方的边境贸易。就是在恰克图,由于沙俄的侵扰和收纳逃人,清朝也经常以停止互市进行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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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8年俄使来京企图与清政府订立商约,或要求俄商再赴北京,均遭拒绝,仅与清朝所派理藩院缔结了通商章程,签订了《修改恰克图界约第十条》,加强了对逃人的管束和惩处。从此恢复了恰克图的贸易。1784年又因俄国隐匿逃人不交正法,停止恰克图贸易,而且严禁大黄茶叶偷运入俄。在这两百年间,乾隆年间断断续续闭关15年,以茶制夷起到了很好的效果。1792年结束了闭关,中俄都开放了政策,迎来了60年的稳定繁荣期。

俄国学者西林说,“每个商人都用茶叶来炫耀财富。”

帕尔申记道:“这里的居民不论贫富、年长和年幼,都嗜好砖茶。无论你什么时候到一户人家去,主人必定用茶来招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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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茶叶贸易的历史中,旅蒙商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通过陆路将中国的茶叶运输到俄国,形成了著名的“茶叶之路”。然而,随着海上贸易的兴起,俄国开始直接从海上进口茶叶,这在一定程度上“兜了旅蒙商的后路”。

茶叶之路开通以来保持了170年的平衡被击破,中国商界被抄了后路。在俄方占据水运交通、通讯手段的绝对优势下,中国商人在茶叶贸易的利润完全被俄国人夺走,生计顿失。短期内,恰克图买卖城数百家中国茶行字号锐减至十余家。

据说,在1868年盛夏,巨商程化鹏会同各家商号掌柜来到绥远衙署,拜见绥远将军,呈奏折吁求皇上准予过恰克图赴俄罗斯经商。同治御准。此事距17世纪末归化商界提出过境经商和彼得大帝派团邀请中国商人到俄国经商已晚了 1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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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清朝覆灭前夕,在沙俄的怂恿下,因此外蒙连带着恰克图,在1911年便开始闹独立。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中俄之间的贸易彻底停止。1921年3月21日外蒙势力于建立了“蒙古人民政府”。这条万里茶道就偃旗息鼓了。这条万里茶道打开了中俄贸易的大门,将中国的茶叶远播蒙古高原、俄国以至欧洲,是以茶叶为纽带,在中俄帝制时代的落日余晖中留下了一段繁荣贸易、国家交往、民族互动与共融的过往记忆。同时,茶叶贸易不仅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更被清廷视为一种外交手段,清廷通过控制茶叶的出口,巧妙地利用茶叶贸易作为“杠杆”,以茶制夷,从而维护了清朝的利益,彰显了朝廷的权威。也展示了清朝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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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档案:孙树恒,笔名恒心永在,内蒙古奈曼旗人。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诗词学会会员,西部散文家协会会员,内蒙古通俗文艺研究会副秘书长,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兼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