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一场“革命”
本文摘自《中国式社区》， 王德福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出版
如果要评选 21 世纪以来影响中国人生活最重要的事件，住房制度改革肯定位列其中。1998年，我国实行了近四十年的住房实物分配制度终结。2003 年，国家提出让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将大多数家庭的住房推向了市场。
居住模式的改变是全方位的，几乎就是一场生活方式的“革命”。
一、职住分离带来诸多变化
社会层面，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理解居住模式改变带来的变化：
一是社会的陌生化。福利分房时代，相同的住宅来源途径，促成了大量单位小区的形成，户籍制度和获取住房的依附性又将人们的迁移能力降到最低，小区很容易因此产生长期且稳定的社会交往，进而形成地缘关系与业缘关系相融合的熟人社会。住房市场化赋予人们购房自主权，家庭购买力几乎成为决定小区居住群体构成的唯一因素，职业、地域、年龄等身份属性高度异质化，由此形成的新型居住小区完全成为陌生人社会。
老旧小区也在发生着住房交易和社会流动，天天打照面的老邻居慢慢消失，陌生面孔越来越多，甚至还没来得及混个脸熟，就又换了新人，居民间的熟悉程度大大下降。以往，邻居之间可以熟悉到对彼此家庭关系、内部矛盾了然于胸，现在则几乎连对方名字都难以知晓。
二是邻里纠纷的变化。成套住宅的功能完备性使得居家生活的个体自主性空前增加，很少再需要找邻居借个油盐酱醋，帮忙看个孩子照顾宠物，家庭生活的私密性无限放大，以前共用厨卫带来的频繁互动，包括争吵与纠纷都消失了。与此同时，共用小区电梯、绿地等共有设施和公共空间引发的矛盾纠纷则不断增多。不同群体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律的差异，使大家生活行动的时间分布无法统一，老年人要早起锻炼身体，年轻人却赖床不起，老人们在小区里放着音乐打太极拳、跳广场舞都可能引来年轻人的不满。
三是小区管理复杂化。以前，无论是住单位公房还是政府公房，房屋和公用设施维修，以及居住区保洁、保安等管理问题，都有相应管理部门负责。现在不同了，必须缴纳物业费，聘用专业的物业公司来对小区共有设施进行维修管护，对小区公共空间进行保养和管理，还要缴纳住房维修资金来应对共有设施的大型维修和更新，等等，这个过程中要处理的互动关系和事件，其复杂性和难度远超从前。
四是小区功能简单化。单位建设居住区时，会优先考虑通勤问题，一般都是毗邻工作地点建设，且小区功能相对完备，大量公共活动需求都可以在小区内满足。现在，职住分离已成常态，越是大城市，这个问题越严重。不仅职住分离，城市功能分区还带来人们休闲购物、健身娱乐等社会活动与居住空间的分离，住宅小区几乎只剩下纯粹的居住功能，一些住宅小区集中又远离中心城区的地方甚至形成“睡城”。这进一步弱化了人们在小区内的社会性需求，但也同时增强了人们对小区满足其生活化需求的期待，等等。
在我国，住宅小区构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社会空间，其空间特性包括集合式建筑空间与高密度居住空间两个维度，也就是“中国式小区”。
考虑到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集合住宅更是被认为是区别于西方的“中国式居住”的必然选择。进一步看，我国集合住宅不仅数量多，而且具有明显的高层化特点。居住在集合住宅组成的小区里，意味着要承受独立住宅所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建筑形式衍生的问题，二是集合居住产生的相邻关系问题，三是高密度居住衍生的问题。建筑形式衍生的问题主要有：集合住宅本身具有的居住舒适度缺陷；住宅毗邻存在的安全问题连带性，最典型的就是火灾，一户着火，很容易因建筑物相连而蔓延；高层建筑的高空抛物、高空坠落等问题，高空抛物既造成小区环境卫生问题，又存在造成伤亡事故的可能，有媒体做过调查显示，61.56%的人遭遇过高空抛物，15.88%的人被砸坠物到过。几年来由此引发的诉讼案件更是不胜枚举。
集合居住产生的相邻关系问题主要是：房屋装修对建筑物安全的影响，相邻居住产生的油烟、噪声、漏水等纠纷。集合住宅中存在大量的建筑物共有共用部分，即使正常使用都可能影响他人，更不要说一些过度声张个人权益而侵犯他人和公共利益的行为，比如饲养宠物问题。至于第三类问题，高密度居住几乎是集合住宅必然形成的居住样态，也是理解“中国式小区”的第二个关键词，需要单独论述。
二、高密度居住
高密度居住空间是我们这个人口大国的必然选择，尽可能利用有限的土地承载更多人口。从新中国成立后早期的低层（1-3 层）、多层（4-6 层）高密度职工新村、单位小区，到 21
世纪以来主流的高层、超高层高密度住区，无一不是高密度住区。与独立住宅组成的住区相比，集合住宅组成的住区，单位面积上承载的人口数量显然要高出许多。中心城区的高密度居住最为明显，不可替代的区位优势使其土地价值寸土寸金，加上中心城区大多通过旧城改造方式供地，单块开发土地面积往往并不大，这进一步推高了其新建住宅小区的居住密度，常常达到 1500人/hm2。
高密度居住带来的问题，可以归结为“拥挤效应”。现代大城市的拥挤已成为常态，无论是上下班高峰期的道路拥挤，还是休闲高峰期商场、广场、公园的人员拥挤，都让我们在享受现代化城市生活的便利性的同时，不得不忍受与更多的人挤在一起，拥挤已成为“城市病”的代名词。而从居住区来看，拥挤意味着上下班时的电梯拥堵，意味着小区公用设施更高的使用强度，意味着频繁忍受他人行为负外部性带来的侵扰。拥挤对人们心理与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它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居住和家庭生活私密性、舒适性的需求。从拥挤的城市道路和公交地铁上回到家里，人们渴望的是不受侵扰的身心放松：关上房门享受私密生活的自由与惬意、温馨与甜蜜，或者到小区花园、广场享受家人一同活动的亲密和放松。这种情况下，人们在小区内的社交需求会降到最低，陌生他者的介入往往会变成不礼貌的侵扰。居住空间的时间是那么有限而且宝贵，这就使得任何的侵扰都变得不可忍受，而人们对侵扰的反应也就很容易变得急躁和粗暴。一颗小石子都可能让人泛滥，鸡毛蒜皮都会掀起波澜。冷漠与暴躁，不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群体的陌生化会放大这种拥挤效应。在一个熟人社会中，人际互动预期长久且稳定，人们对社会支持的需要又会强化地缘关系的重要性，亲密交往的功能需要会一定程度上替代私密生活的需要。在一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空间中，无论是交往预期还是社会支持需求都大为弱化，而人们对生活私密性和自由性的需要则会压倒对亲密的地缘交往的需要，亲密交往则更多
安排在居住空间之外的城市公共空间中，通过血缘、业缘关系来实现。在一个拥挤的熟人社会中，人们基于长久的交往预期和社会支持的需要，会对生活交集中的接触与摩擦，有更高的耐受度，个人行为也会更多考虑到机会成本问题，社会舆论、群体制裁才会成为可能。而在拥挤的陌生人社会中，这种耐受度会显著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更低，人们往往更容易走极端，要么自由而且冷漠，关起门来过日子，要么暴躁容易冲动，蝇头小利都会变成意气之争，互不相让，鸡毛全皮的小事也很容易扩大化，变得难以收拾，事情非要分出个是非对错。
三、复杂邻里
高密度居住产生的另一个典型问题是复杂邻里。邻里关系也就是地缘关系，中国人常讲“远亲不如近邻”，这是集体生存经验的总结，意思是邻里关系是最便利的社会支持网，可以帮我们应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在流动性极低的乡土社会中，地缘关系具有先赋性和不可选择性，社会交往必须在给定的地缘关系网中展开，人们就倾向于维护这种关系。随着社会流动增加，地缘关系最先受到冲击，其可选择性的一面凸显出来。在城市社会中，地缘关系在人们社会支持网中的作用趋于边缘，亲缘、业缘与趣缘关系更为重要。
大型集合式空间与高密度居住形式，共同塑造了陌生人社会邻里关系的特点，笔者称之为“复杂邻里”，它具有“两高一低”三层内涵：
一是社会关联度低。对地缘关系的社会支持需求弱，社会交往频次稀少，且有限的交往也大多只是单一交往，不可能产生乡土社会那种附着了人情面子的深度交往，就很难形成社会关系网，不能发育出社区性的社会资本，彼此的社会关联程度比较低。
二是生活关联度高。一方面，日常生活中共同使用小区共用设施设备和公共空间时，必然发生互动和相互影响，另一方面，居家生活时也要受到上下左右邻居的影响，比如楼上楼下的漏水、噪音问题，房屋装修改造承重结构问题，阳台滴水问题，等等。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中邻里之间不得不产生相互影响。
三是关系脆弱性高，即关系很容易因为利益分歧和冲突而破裂。原因很简单，社会关联度低，就造成关系缺乏功能依赖的长期稳定预期，缺乏由此形成的人情润滑和维系，一旦在生活中发生利益碰撞和冲突，双方都倾向于一次性计算和分清是非对错，很容易导致关系永久性破裂，且缺乏社会性的关系修复机制。这就是邻里关系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一方面，日常生活需要共处，另一方面，每个人却以为足以独处，“互不相关”。显然，如果是独立住宅和小型社区，邻里关系就会是社会关联度与生活关联度都很低的状况，就不会产生如此明显的矛盾性与复杂性。
王德福 著
如何认识中国式小区？社区行政化真的一无是处？社区自治与群众工作是什么关系？社区服务如何更好对接居民需求？社区工作者队伍如何建设 ?业主合作为何难以达成？党建引领如何办好社区小事？社区治理现代化如何实现简约高效？为什么中国式社区要迈向治理共同体？
本书基于全国 20多个城市100多个社区的田野调查，对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社区治理主要议题做出了有力回应，提出了认识和理解中国式社区的初具体系的若干概念，是“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自觉实践。无论学术工作者还是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其他相关从业者等城市基层治理实践者，都能从书中获得富有冲击力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