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以琳/文
从剑桥大学毕业前，阿什利·方（Ashley Fang）收到了多家机构的录用通知，其中有两个岗位尤为理想。一是搬去瑞士，入职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生产企业之一，由此开启职业生涯；二是前往欧洲顶尖商学院读书。无论选择哪一种，她初入劳动力市场的预期年收入都在10万美元左右。经过一番深思熟虑，阿什利认为瑞士的工作机会能让她更快达成所愿。一年之后，苏黎世“这座欧洲小镇”令阿什利心生厌倦，于是她跳槽到某日本企业的新加坡分部，工资更是显著提升。除此之外，新加坡的纳税比例更低，企业福利甚至比日本总部还丰厚。我问及未来计划，阿什利并未立即回应，而是沉吟着将齐肩长发梳至一边。她双臂交叉于胸前，表示既可以留在目前的公司等待晋升，也可以再次跳槽获取更高薪酬。“再或者，”她露出自信的微笑，“去美国读MBA（工商管理硕士），比如哈佛或沃顿，都有可能。”
阿什利从剑桥毕业那年，柳向祖在亚欧大陆另一端的南京大学完成学业，拿到了名牌专业的毕业证书。大四时，柳向祖曾仔细权衡毕业后的去向。他拿到了几家公司的录用通知（得益于其学院在行业中的地位），也申请到了两个国内顶尖的博士项目。考虑再三，柳向祖决定攻读博士学位，以便毕业后自行创业。为了拓展人脉，他选择去北京读书，并迅速成为导师门下客户赞助的项目组的重要成员。他注册了领英账号，很快从一家在中国投资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公司那里获得了一个咨询师的职位。柳向祖身材高大，皮肤黝黑，举手投足间散发着自信，讲话时成熟老练，比大多数年轻人都要沉稳。尽管只是一名博士研究生，但他24岁时的收入水平已达到中国城市居民的前10%。他频繁出席商业会议和涉及商业机密的谈判，开着崭新的黑色奥迪上学。为深入了解国际市场，他打算毕业前去美国交换一年。
阿什利和柳向祖是新一代全球精英。他们与同龄精英皆毕业于世界顶尖院校，其后入职大型跨国公司，有志于建立自己的金融帝国。这群年轻人家境殷实，接受世界一流的教育，日子过得舒适，未来想必会过上奢华的生活。这些在中国出生成长的精英青年吸引着全球的目光，因为如今的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电影《摘金奇缘》和电视节目《公主我最大》曾描述类似的精英青年的生活，令西方观众惊叹不已。他们去到美国大学可推动当地豪车销售，去往欧洲则以学费支撑欧洲私立学校运转。
新一代中国精英越发引人瞩目，反映出全球财富向中国转移。2020年，中国所持美国国债居世界首位，国内亿万富翁数量也排在全球第二位。全世界每十位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中就有四位是中国人，而仅三位是美国人。来自中国大陆的买家正不断收购欧美企业，包括通用家电和沃尔沃。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这些流动资金充裕的买家被普遍认为拉高了房地产价格。愈来愈多的文献以中国崛起为研究主题，像《当中国统治世界》这样的书在全球畅销。“塑造全球产业格局的中国巨头”“中国主导全球经济的运动”之类的新闻标题更是层出不穷，暗示中国及其精英阶层将在不久的将来主导全球经济。
与此同时，中国正将新积累的财富运用在媒体、技术、教育等领域。西方新闻机构日益削减预算，中国的国有媒体却持续发力，在伦敦、纽约等海外分社开出高水平薪资，提升自身竞争力。技术实力的飞跃让中国可以在人工智能领域追赶，甚至与美国竞争在该领域的主导地位。中国的高等教育正蓬勃发展，相比之下，美国高校终身教职的数量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有所下降。如今，中国的大学与美国的大学在争夺教职工，前者能提供先进的设施和高于美国平均水平的薪酬。中国高校的国际排名也在逐年攀升：在2021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清华大学（中国两所顶尖高校之一）不仅在亚洲排名第一，还位居世界前二十。
有理论称，中国新一代精英青年正帮助自己的祖国征服世界，虽然并非有意为之。这样的猜测固然无凭无据，但中国的青少年精英们确实正在世界杰出人才的舞台上崭露头角。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的科学和数学测试中，中国学生表现突出，据报告，即使是较贫困的中国学生，其得分也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弱势学生的更高。申请美国研究生项目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美国高校教师聊天时常常说到，中国学生的GRE（研究生入学考试）分数好像比英语母语者还高。普遍优秀的中国学生正以前所未有的高速走向世界。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校园里，中国学生是最庞大的留学生群体，约占三分之一。而英国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的数量已经超过其他五个主要生源国的总和。部分国际学生接收国—如美国—已经收紧了移民政策，逐渐减少学生签证的发放数量。但当被问及签证配额的削减时，许多中国学生表示并不担心，他们仍计划前往美国学习工作。诸多迹象表明，中国的精英青年正在踏上主导全球经济的大道。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像阿什利、柳向祖这样富裕、享有特殊待遇的学生是如何在国内及国外获得精英地位的？本书将阐述青少年精英在国际竞争中进行精英地位再生产的过程，截至目前，鲜有研究揭示这一重要问题。具体而言，中国精英青年的例子突显出从国际视角看待“地位再生产”的必要性。精英通常被视为在本国极具影响力的小群体。而随着不同社会的联结日益紧密，资源和人口的跨国流动愈加频繁。在全球化的时代，精英们穿梭于各大洲，居住地于不同国家间跳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积累社会和经济资源。来自各国的精英彼此产生联系，因为他们身处同样的大学校园，参加同样的实习，在同一个地方工作。鉴于这些相互交织的路径，新一代精英不再仅是在本国内享有特权的小群体，而是演化为不同国籍者的联盟，他们追求相似的生活方式、职业和目标，基本不受政治界限或国界限制。因此，探究中国精英青年如何加入新一代全球精英之列，亦有助于我们理解一般意义上的地位再生产。
本书的数据源于长时间的民族志研究及采访资料，对象为北京的精英（体现在社会经济方面）学生群体及其父母师长。我对28名精英学生展开了超过7年（2012年至2019年）的跟踪调查，从他们读高二、高三时开始。在此期间，他们经历了人生中的重要过渡阶段：高中毕业，大学毕业，直到进入中国、美国、欧洲等地的研究生院或劳动力市场。
据我观察，中国的青少年精英会经由成为“学神”而在争夺全球精英地位的过程中取得系统性成功。所谓“学神”即成绩优异的学生，但“学习”并不是界定“学神”的最重要行为特征。学神之“神”，在于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在学业上取得优异成绩，而其他学生，包括“学霸”，则需要埋头苦读。学神未必在学校里最受欢迎，也不一定出身富裕家庭。这个称号与外貌吸引力和运动天赋无关。被称为“学神”的学生在学校里享有很高的地位，同学会认为他们天然高人一等。在与同学交往时，学神是众人瞩目的焦点；与成年人互动时，学神享受着老师的呵护和家长的溺爱。需指出，学神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精英地位的再生产。学神的定义在于（不费吹灰之力取得）优异的成绩，只有学业出众者才有资格成为学神。向下流动的危险始终存在，学神随时可能因为考试“成绩不佳”而跌下神坛。在这方面，父母帮孩子提升分数的努力为创造和维持学神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对自己跟踪调查的这些年轻人的情况进行总结报告。我的研究表明，这些少男少女高中毕业时已经掌握了一系列重要技能，有助于他们在全球社会中实现精英地位的再生产。他们已经学会欣赏并适应地位等级制度，预期同侪与位高者会根据地位差异给予他们不同的待遇，并在遇到可能有碍于地位再生产的目标的障碍时，向父母寻求外部帮助。高中时代的校园与家庭经历深刻塑造了年青精英的长期发展轨迹，而后在美国（和欧洲）的大学中，他们继续运用并发展这些理念与技能。毕业后深造或加入劳动力大军时，他们仍会诉诸高中时代的经验。那些对校园地位等级有深刻理解的学生有能力制定策略，维持自身的优越地位，或至少避免跌入低谷。在与同学和老师日常互动中所使用的技能，后来也被用于处理与同事和权威人士的职场关系。关键时刻，家庭成员也会发挥重要作用。上学时，父母会帮助孩子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磕磕绊绊，常以青少年难以企及的全球视野为其提供后备计划。毕业后，精英父母继续扮演安全网的角色，以防孩子的职业理想落空。
与其他国家的精英学生一样，本研究聚焦的中国精英学生也是一个面向全球的群体，他们在国外读大学或研究生，参加交换生项目或在跨国公司工作，与其他国际精英打交道。并非所有人毕业时都能获得薪酬可观的职位，许多人选择投身金融业，也有少数人热衷于环保、科技或学术领域。然而，即使是他们中间那些不太成功者所构想的未来，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普通学生而言也是值得羡慕的。虽然高中阶段的表现未必能够决定一个人的未来，但我的研究显示，学神往往对精英地位再生产所需的技能了然于胸，从而能在未来展现出更强大的个人实力。因此，学神们在高中获得的技能似乎适用于不同社会的职业环境，可谓一种弥足珍贵的特权。
21世纪的精英放眼国际，生活优渥（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相当大的国家，本研究探讨的中国精英青年既是不平等加剧的原因，也是不平等加剧的产物。如此背景下，精英面临的风险更大，因为向下流动者更难重获精英地位。鉴于目前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在中国成为精英便意味着跻身全球精英之列。国内和国际上不平等的加剧也催生出人们的地位焦虑，使精英父母在子女的教育上做出巨大投入，以保障他们的未来。考虑到这些更广泛的社会趋势，本书不仅是要关注那些“擅长”人生“竞赛”的中国精英青少年，更是要揭示一群刚刚步入成年人世界的年轻人如何将自身打造为新一代全球精英。
（作者姜以琳为上海纽约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本文为《学神：走向全球竞争的中国年青精英》一书引言节选）
责任编辑：刘锦平 主编：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