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间,在国民党政府“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上,在解放战争中输麻了的国民党要员们,集体将矛头对准连吃败仗的陈诚,有些人甚至要求蒋介石“杀陈诚以谢国人”。陈诚听说后吓坏了,不久后便辞去了自己“参谋总长”的职务。

陈诚下台后,顾祝同继任“参谋总长”,被认为是陈诚系将领的郭汝瑰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这个第三厅专管作战,国民党各个战区的作战命令,全部从这里发出。然而,郭汝瑰却执意不肯干,因为他跟直管上级,时任“国防部次长”刘斐关系极差。

郭汝瑰是陈诚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毕业于陆军大学十期,跟“土木系”根基之一的陆大十一期诸人往来密切。他去徐州给顾祝同当参谋长,就是陈诚推荐的,而在那之前,他原本就是第三厅中将厅长。

刘斐是桂系将领,却能得到蒋介石的重用,仅此这点就殊为不易。而郭汝瑰毕业自黄埔五期,又进入陆军大学深造。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用来衡量蒋介石嫡系势力的标准,叫“绿头巾赏穿黄马褂”,指的就是陆大毕业的黄埔生。只黄不绿,只绿不黄都略逊一筹。

作为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可以说是威风极了。每次开作战会议,郭汝瑰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下达命令,点到谁的名字,谁就要站起来立正说“是”。不管对方多大年纪,多高地位,都要听他的。能够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郭汝瑰当然是蒋介石的心腹。郭汝瑰跟刘斐同为蒋介石信任的幕僚,两人之间却关系极其糟糕,为此,两人曾在老蒋面前,互指对方是“共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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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汝瑰早年在黄埔时,思想上就偏向左倾,接触的人多为共产党员。毕业时正赶上宁汉分裂,他在共产党员吴玉章的指派下,回到家乡四川,想办法阻止其堂哥,川军将领郭汝栋出兵帮助亲蒋介石的杨森

在奉命回四川期间,郭汝瑰身边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他本人也积极寻求入党,因为其堂哥是军阀的缘故,需要接受一段时间的考验。到了1928年,他终于在郭汝栋部党支部负责人袁镜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追求的愿望。

随着蒋介石跟汪精卫先后暴露反革命面目,郭汝栋也开始在其部队中搞“清共”,郭汝瑰虽然没有暴露,但其平日行事及交往之人都是共产党,因此被郭汝栋送到日本学习军事。从那之后,郭汝瑰跟党组织失去联系。

抗战胜利前夕,郭汝瑰在重庆遇到了黄埔五期同班同学任狄猷,他们曾经是党内同志。郭汝瑰试图通过任狄猷回归党组织,没想到任狄猷也已经与党断了联系。最后,郭汝瑰通过任狄猷的堂弟任廉儒,与董必武取得了联系。当郭汝瑰提出恢复党籍,甚至请求到延安去工作,董老则表示,郭汝瑰留在国民党方面帮助更大。

就这样,郭汝瑰成为共产党的高级情报工作人员,与任廉儒单线联系。他凭借着自己特殊的身份,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往来于宁沪之间的任廉儒,累计向党提供了100多次核心军事情报。郭汝瑰表面上对蒋介石言听计从,却总能用他那合乎兵法的“见解”,一定程度上影响蒋介石的决定。他可以在国民党要人面前,一口气讲十来个“消灭共军”,可他自己就是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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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汝瑰是“共谍”无疑,那刘斐呢?

就在郭汝瑰执意部赴任第三厅厅长前后,国民党军队在睢杞战役中被歼灭5万余人,25万余人被击溃,中将兵团司令区寿年被生擒。而这次战役,跟刘斐有着莫大的关系。

1948年6月末七月初期间,国民党的区寿年,黄百韬,邱清泉三个兵团,共计将近30万人,集结在了河南省的雎县和杞县附近,而按照本来的作战计划,这些人是准备撤离战场,准备全力防卫徐州的。但是在此时,刘斐却突然大笔一挥,将作战命令直接改了:

“不能撤,区寿年部队坚守雎县。”

区寿年本就是个多疑之人,好谋无断,听了刘斐的这个建议之后,竟然真的守在了雎县,最终被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经一昼夜的激战,全歼了区寿年部队共计5万余人,生擒区寿年及七十五师中将师长沈澄年。

郭汝瑰想借此机会搞刘斐一下。可有一天,刘斐突然出现在郭汝瑰面前说:“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不简单啊!”郭汝瑰听了这话以后感到非常疑惑,为此,他找到任廉儒问:“怎么刘斐说这个话呢?难道他也是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同志?”

任廉儒对他说:“我们搞地下工作是单线联系,他与党有无联系我也不清楚。但最后不要整他,免得误伤自己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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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刘斐究竟是不是“共谍”呢?

1992 年,台湾《湖南文献》发表《读“郭汝瑰回忆录”有感》,“众所周知,郭汝瑰和刘斐,是我们在大陆戡乱军事挫败的两个关键人物。”“他们在国军中工作,都在二十多年以上,居然未能发现其行迹的破绽,这是自己的组织不够严密。”然而作者没能举出刘、郭出卖情报的具体例子。

军统中将文强是郭汝瑰在黄埔前后期的同学,他回忆,“1959年,全国战犯三百余人集中北京,每每分组讨论,或专题研究时,几乎一致将国民军的失败,归罪于内部出了两大叛徒,一个是蒋介石身边的参谋次长刘斐,另一个是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他们的发言几乎都是痛骂这么两个中将,是中共打入作战统帅部的匪特。”

蒋介石的私人医生熊丸曾在回忆中说,“我记得那时蒋先生在黄浦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三巨头分别是蒋先生、周菊村与刘斐(为章),三人在南京指挥作战。但刘为章本身正是个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战命令共方完全知晓,自然我每战必败。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于是徐州当地几个重要指挥官便稍加变通,提早进攻时间,作战结果才算顺利。后来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一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有想到。”

关于刘斐“共谍”身份的说法,全部来自台湾方面。甚至关于郭汝瑰“共谍”身份的宣传,也都出自台湾方面。蒋介石集团在大陆遭到了惨败,尤其是在军队武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被解放军秋风扫落叶一般赶到了台湾岛,找一点客观原因为自己开脱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老蒋也是讲面子的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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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大陆方面,郭汝瑰的身份基本上是可以确定的,毕竟他有确切的联络人任廉儒。在新中国成立后,郭汝瑰为恢复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终于在1980年接到了中组部的通知:“准许郭汝瑰入党”,次年更是被成都军区评为全军区的优秀共产党员。而对于刘斐,其身份始终是“党的一位真诚朋友”。

刘斐是湖南醴陵人,跟国民党元老程潜、开国上将杨得志、宋时轮都是老乡。他19岁投身于桂系白崇禧部。因聪明精干、有文化有抱负,刘斐深受李宗仁、白崇禧赏识,屡受提拔, 不久就成为桂系的骨干。1926年,他东渡日本留学考察。1934年春回国,帮助李宗仁、白崇禧从事抗日反蒋活动,促成“两广事变”。

迫于全国抗日舆论的压力,蒋介右不得不寻求与两广和解的出路。他为此专门征询刘斐的意见,意在请他从中调和。刘斐以其敏锐的观察,把握了蒋、桂各自的心态,尤其是蒋介石的处境被动,在急于平息事端,好去集中力量用于西北方面和围剿共产党的内战,这是蒋介石“最大的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