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26日，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毛主席对身边的保健医生发表了下面的谈话：
-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
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的问题上去。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后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65年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结束啊！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主席的这段话，被总结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因为这一指示是在6月26日发出的，因此被称为“六二六”指示。
“六二六”指示并非主席的突发奇想，实际源于主席对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的关心，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深恶痛绝，以及对当时战备形势的担忧。主席一生考虑的都是人民的解放、都是让劳苦大众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所以，关乎人民群众健康的医疗卫生事业，在他的心中始终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
主席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状况非常了解，也曾饱受因疾病失去双亲的痛苦。主席的妈妈文七妹（大名为文素勤，曾误为文其美）1919年去世时53岁，她得的病是扁桃腺炎，脖子上长了包，后来又有了并发症。
主席的父亲毛顺生是1920年去世的，那年他才50岁，患的是急性伤寒病。1959年，主席回韶山时，面对父母的照片，当着罗瑞卿、周小舟、田云玉等人的面，说过一句，“父亲得的是伤寒病，母亲是扁桃腺炎，脖子上长了包，如果到现在就不至于死了，就好治了。”
早在1933年，主席在长冈乡调查时就指出：“疾病是苏区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在20多年的革命战争岁月中，主席对根据地医药卫生工作作过多次指示。当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时，主席依旧把农民放在了文化、教育和卫生工作的首要位置。
他说：“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建国后，主席参与了卫生工作方针的制定，对那些轻视卫生工作的干部，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提出批评，要求：“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
在主席关怀下，新中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第一次卫生革命。以防治血吸虫病为例：血吸虫病在我国由来已久，解放前在长江以南12个省、市、自治区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流行蔓延，患病人数达一千一百万人以上；因血吸虫病肆虐致使家破人亡的情况屡有发生，甚至发生过整村、整乡人丧命。
1953年，时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的沈钧儒到嘉兴视察，了解到农村吸血虫病的严重情况时，写信向主席反映。主席亲复：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
1955年11月，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成立，并在疫区逐级建立了省、市、县、村各级防治机构，制定了四年奋战，两年扫尾，七年消灭血吸虫的规划。
1958年6月30日，当主席得知江西省余姚县消灭了血吸虫时，竟夜不能寐，挥笔写下《七律·送瘟神》：
-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诗词发表后，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推向高潮，激发了民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1966年，主席又指示对血吸虫病免费治疗。
正是由于对人民群众有着无限真挚的情感，所以毛主席最痛恨当官、做老爷的官僚主义作风。
1953年3月，军委卫生部政治部主任白学光就军委卫生部领导在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揭露。主席看到报告后批示：“根据白学光的报告来看，军委卫生部对全军卫生工作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领导，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须立刻着手解决。”
在批示中，主席指出，“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理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除军委卫生部外，可能还有别的部门，请你们在此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撕破面皮，将这些彻底整垮，改换面目，建立真正能工作的机关”。
此后，主席责成习仲勋、胡乔木对政府卫生部的工作进行了严肃检查。1953年12月，在第三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总结了建国4年来的工作经验，对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分散主义错误作了检讨。
1964年，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主席将反对官僚主义，反修防修的问题看得越来越重。在他连续批评了文化、学术、教育等部门后，对北京医院仅为高级干部看病的情况甚为不满。
6月，主席在接见越南外宾时，批评北京医院的高级干部保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助长生活特殊化。8月10日，他又在卫生部党组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
在他的督促下，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撤销专为高级干部设立的保健机构，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并向群众开放专为高级干部看病的北京医院。
曾几何时，毛主席的这一决策，竟然被李x绥等心怀叵测者宣称为是因为刘少奇患肺结核引起，撤销领导人的专职医生是不想让刘得到救治。而实际上，撤销保健局同刘少奇的病是风马牛不相及，刘少奇的救治也没有因此受到过影响。时任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顾英奇曾专门澄清过此事。
如果分析主席做出“六二六”指示时的国际形势，就不难发现主席的这个指示可能也和他当时的备战思想有关。1960年代中期，中国的周边国际形势十分紧张，美、苏加紧对我国进行军事威胁。在北面，苏联在中苏边境不断增兵，并且向蒙古派驻苏军。在南面，1964年8月，美国开始连续轰炸越南北方。
1965年3月，美国海军还调集大批舰艇，随时准备北犯，其飞机不断侵入我国云南、广西和海南岛上空。在这种形势下，主席作出了“要打仗了”的形势判断，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布局。
对于医疗卫生工作，他担心一旦打起仗来，医疗卫生机构都集中在城市，医务人员都不了解农村的情况，无法应付战争需要。因此，卫生医务人员到农村去锻炼，接触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帮助建设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理应是备战的一条重要内容。
1965年1月，毛泽东指示城市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为农村培养医生。卫生部党组决定将城市卫生人员到农村开展巡回医疗作为一种制度，凡主治医师以上的医药卫生技术人员，除年老体弱多病者外，都要分期分批轮流参加。
五个月后，主席再次发出“六二六”指示，促使巡回医疗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开展起来了。
在巡回医疗中，大批医务工作者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农民家中或田间地头看病治疗。很多知名的专家也纷纷下乡，在为群众看病的同时，手把手地辅导农村卫生人员，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经过他们培训出来的“赤脚医生”，成为了为农民提供初级医疗服务的主要力量。
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的吴孟超院士，当年就曾做过“一根银针一把草”的赤脚医生；著名“三八红旗手”、《人民日报》报社医务所的金学曙，也曾下到基层为农民服务。
到1975年底，全国有赤脚医生150多万，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390多万。全国城市和解放军医务人员先后有110多万人次下农村巡回医疗，有十几万城市医务人员在农村安家落户。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70%以上分配到农村。
在主席去世之前，全国5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基本都建立起了卫生院，让农村广大群众的医疗卫生条件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改善。而这，只是毛主席给民众带来的数不胜数的福祉中的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