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夏天，我去桑日县绒乡扶贫调研，绒乡位于雅鲁藏布江畔，自然条件差，群众生活困难。在调研时，我了解到有一位名叫次仁央宗的小姑娘，她虽然考入了河北民族师范大学，但因为家里经济困难，让次仁央宗踌躇不已。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决定去次仁央宗家里看看。
我去时，正值夏收时节，父亲顿珠下地干活去了；母亲吾金曲珍腼腆少言，微笑着端来酥油茶。我同次仁央宗交谈后得知，她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吃穿住都由国家负担，家里尚可维持。现在她要上大学，路费、学费、生活费对于她家来说，不堪重负。眼看着上学时间日益临近，他们一家都非常着急。
接受高等教育是人生的重要机遇。一个藏族农家小孩，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上大学机会，实属不易，却因经济拮据难以实现，令人同情。作为一名援藏干部，扶危济困是应尽的本分。
我想，在这个关键节点施以援手，或许将使她终身受益，于是，当即决定资助她。
9月初，次仁央宗如期上学。不久，她来信向我介绍了学习情况，信中最后写道：“如果没有您的资助，家里是没有能力继续供我上学的。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得到这样的帮助。这是我人生中最难忘、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2003年夏天，我结束援藏工作，心中还是牵挂着次仁央宗。于是，我带上砖茶和毛毯又去了绒乡。从资助次仁央宗起，我已经来绒乡5次了。吾金曲珍从地里赶回来，为我献上哈达，倒上酥油茶。岁月的风霜和生活的压力催老了她的容颜。她用黝黑粗糙的双手捧着我的双手，眼里噙着泪水，激动地说：“如果不是您的帮助，女儿就无法上大学。您就像她的父亲一样。我们全家都不会忘记。”分别的时候，她将家中积攒很久的一小布袋藏鸡蛋送给我。我想，这可能是她仅能示人的礼物，便狠下心来婉言谢绝，但那份真挚的感情，却永远留在记忆里。
离开西藏后，我依然关注着次仁央宗，主动了解她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当看到她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成绩也不断提高，期末考试取得班级第九名的好成绩的时候，我比她还高兴。
隔年秋天，我按时寄去生活费时，次仁央宗有些不好意思、支支吾吾地跟我说：“民族学院是五年制，实行三二分段。暑假前要交清后两年学费。”于是我立即将剩余的学费寄去给她，决定继续资助她完成学业。
大学毕业后，次仁央宗分配到日喀则市定日县绒辖乡中心小学当老师。“这里离家很远，离边境很近。不通车、不通电、不通邮，接不到电话更没有网络……”听着电话那头次仁央宗的声音，望着武陵山连绵的群山，我既痛惜又无奈，心里还多了一份担心。
3年后，我突然收到次仁央宗的电子邮件。与她重新取得联系，让我既高兴又感慨。2014年夏天，我随代表团回到山南。正在桑日县休假探亲的次仁央宗连夜赶到泽当与我相见。10年之后的次仁央宗，再也不是那个有些怯生的小姑娘了。长期在高寒偏远地区教书育人，使她变得更加成熟。她的脸上虽然已经有些岁月的印记，但眼睛依然明亮。她工作出色，教学有成，并光荣入了党。还在日喀则、定日的教师教学大赛中多次获奖，曾3次获得定日县优秀教师“园丁奖”。
次仁央宗已经成家，并有了一个5岁的孩子。她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患有严重的风湿病，生活不能自理，需要照顾。自己远离家乡，一心牵挂两头，忠孝难双全，她感到很为难。我有些心疼这个自己曾经资助过的小姑娘。在藏考察期间，我积极联系援藏医生为她母亲治病，并请求过去的同事对她母亲给予帮助。同事说：“你回去多年，还这么关心有困难的藏族孩子，我们还能不尽心竭力吗？”
2017年8月，次仁央宗打来电话说，她已调入桑日县中学，并已经办完所有手续。她刚讲两句，就泣不成声，久久难以平复，又说：“於翔叔叔，特别感谢您！除了父母以外，您就是我最亲的人。我会永远铭记的。”在外工作多年的次仁央宗终于回到家乡。长久的期盼，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
两年前，我再次回到山南，专程去桑日县看望次仁央宗。她早早在学校门口等候，笑容像高原的阳光一样灿烂，她热情地为我献上哈达，领着我走进学校参观介绍，在民族团结拱门前合影留念。如今，她担任了初中年级班主任兼英文教师。在山南市、桑日县教学论文、教学实践大赛中屡获大奖，多次被评为“骨干教师”“优秀教师”，连续获得“优秀班主任”称号，深得学生的爱戴。一路走来，无论是在边疆还是在家乡，次仁央宗执着于心，兢兢业业，坚定地走出了自己的人生之路。看着她干练自信的样子，我不胜欢欣。
中央对口援藏工作实施30年来，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藏族女孩次仁央宗从贫困学生成为人民教师、从受助者成为施教者的人生经历，使我充分认识到对口援藏工作的重要性。
三年援藏，一生情结。是援藏的机缘，把我和次仁央宗联系在一起。当初资助她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份汉藏情谊会延续20年。我关注的目光会一直追随她成长的脚步。她是我在西藏的孩子，也是我永久的挂念。
（作者系湖北省第三批援藏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