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0月,美国“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正行驶在茫茫大海上。

在邮轮里,正坐着一位改变了中国航天事业的伟大科学家——钱学森。

此时的钱学森心中百感交集,一方面,他担心会受到美国特务的刺杀,另一方面,他又满心欢喜,因为在经历千辛万苦之后,他终于能回归祖国的怀抱了。

虽然钱学森一家人一路有惊无险地回到了北京,但是,在国内依旧暗流涌动,随时都有美国或者台湾的特务来威胁钱学森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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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为了保护好这个爱国的伟大科学家,不惜先后派出了两名警卫来保护钱学森的生命安全,其中一个更是保卫系统军官才能担任的警卫秘书。

而这样的待遇,在中国只有“四副两高”级别才能享受,所谓的“四副两高”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及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

那么这两个警卫是谁?钱老的一生又有多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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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九勃与段恩润的保护

1955年夏天,我国为了庆祝劳动节,正在北京举行一场盛大的游行集会活动。

与这番热闹的景象相反的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钱学森此时正满脸忧愁。

他心中十分牵挂美丽的新中国,想着早日回去发挥自己的才智,去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忽然,他眼睛一亮,因为他看到在《人民画报》上,一个熟悉的身影正站在天安门前毛主席的身边。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钱学森父亲钱均夫的老师陈叔通,此时正任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与钱家一向交好。

钱学森看到了回国的希望,他马上拿起纸笔,写了一封自己想要回国的求救信,并将信的收件人写为陈叔通,然后将信送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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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几经辗转,最终成功送到了远在北京的陈叔通手里,陈叔通打开信件一看,这不正是自己学生的儿子吗?

这样一位科学奇才要回归祖国,这怎么不让他兴奋无比。

于是他立即将信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手里。

周总理一看此信,也是十分兴奋,这不仅能为祖国增添一个国之重器,还能拆穿美国虚伪的谎言。

此时的中国正与美、苏、法、英等国在日内瓦召开会议,周总理立即给正在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谈判的王炳南发了电报,嘱咐他向美国提出钱学森要回国的问题。

会议上,美国的代表约翰逊却以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发布的文件为借口,一再狡辩,并且还扬言没有扣留愿意回国的中国公民。

直到王炳南拿出了钱学森的信,这才狠狠打了美国的脸。

为了跟美国谈判,我国表示愿意按照法律程序,提前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但是美国也务必保证钱老安全回国。

终于,在周总理悉心的安排下,1955年10月,钱学森一家安全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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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钱学森回国后,为了保证钱学森的生命安全,给钱学森创造一个舒适安静的学术环境。

周恩来总理召见了从事国防科研工作的聂荣臻,对他说道:

“钱学森是伟大的爱国科学家,我们一定要重视,多多给予他支持,让他能搞出一番科学事业。”

于是,聂荣臻成了钱学森的“保卫科长”。

此时的新中国正处于开拓发展的时代,台湾的蒋介石蠢蠢欲动,随时准备卷土重来,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对中国虎视眈眈。

钱学森作为世界知名的大科学家,他的生命安全至关重要,虽然在国内,但是安全问题一点也不容忽视。

周总理安排钱学森一家住进了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大楼,在这里,有一名警卫日夜值勤。

但是这名警卫的主要工作是保护第五研究院,并且只有一名警卫,是没办法保证钱学森的生命安全的。

聂荣臻准备为钱学森配备专门的警卫力量,再三斟酌后,聂荣臻看上了一个叫刁九勃的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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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九勃十八岁的时候便参加了抗美援朝,现在在国防部五院导弹训练营保卫科工作。

他身手过人,胆大细心,对于上级指派的任务均能出色完成。

于是刁九勃便成了钱学森的警卫秘书,来贴身保护钱学森的安全。

1956年10月8日,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大会上,钱学森被任命为研究院院长,负责火箭导弹的研制工作。

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苏联拒绝再与中国进行合作,钱学森的肩上扛下了“1059”导弹的重任。

这段时间,是钱学森研究事业最关键也是自身安全最危险的时刻。他不仅要面对高强度高压力的科研工作,还要提防台湾特务的加害。

在一番考量之后,刁九勃最后提议钱学森搬出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大楼,因为这里属于民用单位,人流涌动,不利于他开展专门的防卫工作。

钱学森听取了刁九勃的建议,一家人搬到了国防部五院的宿舍楼,这里的安全环境相对来说好得多,毕竟这里是部队单位,而且一个单元6套房子,适合一对一的保护。

刁九勃在和钱学森一家搬进来后,对整个单元进行了全方位的检查,并且规定:

外人如果要面见钱学森,首先要在大门口的值班室先进行登记,并且要证明自己的身份。

随后值班室需要给钱学森家里致电,在获得钱学森的同意后才能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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