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经历过长征，而且他又是最讲真话的老干部，《黄克诚自述》中详细描述了他所经历的长征，从他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长征的残酷远超我们的想象！
蒋介石连续发动了4次对苏区的“围剿”，红军在毛泽东的作战原则指导下，成功地粉碎了这4次“围剿”。但第5次反“围剿”开始后，毛泽东遭到了“左”倾中央的排斥和打击，就连他的正确军事方针和作战原则也遭到了抛弃，李德这个教条主义者却被“左”倾中央捧为“太上皇”，由其总揽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
之所以把李德称作教条主义者，是因为他指挥每一场战斗，红军阵地上每一顶机枪的配备位置都必须绝对按图作业，他不允许前线部队有任何机动权，更不允许任何人对他提意见，这样指挥无疑就是典型的瞎指挥。结果李德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家当消耗殆尽，几乎断送了中央红军。
红军越打越弱，根据地越打越小，到了后来，中央红军无法在苏区立足，不得不放弃经营了七八年之久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艰苦的长征。但诡异的是，“左”倾中央并没有明确传达要长征的指示，黄克诚是从张闻天发表的文章和博古的报告中，察觉了“左”倾中央有放弃苏区、向外转移的迹象。
于是，黄克诚赶紧到红三军团医院里动员伤病员立即出院，准备随部队转移，当时红三军团的伤病员大约有1万余人，他们对部队马上准备转移一无所知，绝大多数伤病员不想或者不能出院，只有少数人很快出院归队了。后来，那些没有跟随部队转移的伤病员大部分被敌人杀害。
“左”倾中央作出长征的重大决策比较仓促，部队都是刚从火线上拉下来就匆匆上路，瞿秋白、何叔衡等一批名声很大、在白区很难立足的同志没能随主力红军行动而留在了苏区，结果相继遇害，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后来也遭受重大损失，这些重大损失完全是“左”倾中央的错误决策造成的，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长征开始时中央红军有86,000多人，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左右齐头并进，中央和军委纵队在红三军团之后跟进，红五军团是全军的后卫，走在最后面。其中黄克诚所在的第四师是红三军团的先头部队，走在最前面，师长是洪超，政委是黄克诚。洪超十几岁就参加红军，也参加过南昌起义，身经百战，能力极强。
在洪超和黄克诚的指挥下，第四师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斩关夺隘，为后续大部队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打开了前进道路。但第四师在信丰一线击溃国民党军陈济堂部，于10月21日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时，师长洪超不幸牺牲，由张宗逊接任师长。随后红三军团西渡赣江，于11月8日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1934年11月15日，红三军团继续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进至广西界首，敌人察觉红军西进意图，就利用湘江这道天然障碍，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这时，红军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左右有桂军和湘军夹击，后面有蒋军主力尾追，强渡湘江成了红军的唯一生路。
11月27日，红一、三军团先头部队各一部在广西的兴安和全州之间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铺之间的渡河点，为后续大部队渡过湘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在这个关键时刻，敌我双方为反复争夺渡河点展开了猛烈的战斗，红三军团在灌阳遭遇的是桂系敌军，这一仗打得很艰苦。
红一军团为了掉头对付湘军之敌，把界首的防务移交给了红三军团，奉命接收红一军团防务的正是黄克诚。红一军团军团长向黄克诚交代任务和敌军的情况后，叮嘱黄克诚，必须要过江在南岸构筑防御阵地，以阻止桂军之敌侧击，掩护我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渡过湘江。
张宗逊率第四师赶到界首，他和黄克诚就按照红一军团军团长的吩咐，在湘江南岸靠近山麓之处布防，很快就与桂军打了一场恶仗，这一仗红军遭遇很大损失，其中第十团团长沈述清牺牲，师参谋长杜中美接任团长后也牺牲，很显然，“左”倾中央选择走广西的错误决策是造成部队惨重损失的重要原因。
界首一战，中央红军遭受的伤亡是空前的，损失不下于2万人。中央红军在广西境内走了大概有10来天，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和桂系敌军紧张的战斗中度过。红军通过湖南通道，接着进入贵州黎平，到这时，中央红军主力已经损失过半。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候，毛泽东就军事路线的是非问题先后同王稼祥、张闻天等几位中央领导人交换意见并取得他们的支持。于是，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正式决定中央红军改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挺进。当时，毛泽东首先提出要考虑的是解决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
1935年元旦，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猴场召开会议，决定北渡乌江。突破乌江后，红军于1935年1月7日攻占遵义城和桐梓。1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这就是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获得了周恩来、王稼祥和张闻天等人的支持，圆满地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
遵义会议批判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基本原则，并决定立即恢复过去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保持高度的机动性，以便粉碎敌人的新围攻，创建新苏区，争取革命战争的新胜利，并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张闻天为总书记。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处理最紧迫的军事指挥工作和红军的作战行动。遵义会议是长征以来红军扭转命运的关键一步，是党和红军发展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让广大指战员在迷茫之中看到了光明，增强了信心。
1935年1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在赤水河边的土城与川军刘湘部打了一仗，这一仗红军没有打好，受到一些伤亡。不得不改而向西一渡赤水河，向叙永、古蔺前进。各路敌军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东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桐梓、遵义地区进攻，二渡赤水河。2月28日，中央红军再次攻克遵义城。
在娄山关和遵义城两次战斗中，红军受到不小的伤亡，第十二团政治委员钟赤兵和参谋长孔权都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腿被打断。那时候部队没有麻醉药品，钟赤兵咬着牙锯掉了一条腿。本来像他这样重伤员要就地寄养起来，但他说什么也不肯留下，凭着身强体壮和强大的意志力，不久就能骑马，还跳跃自如。
第二次攻打遵义时，红三军团的参谋长、27岁的邓萍不幸牺牲。很快，蒋介石调集吴奇伟和周浑元两个纵队向中央红军发动反攻，此时，担负阻击敌人任务的是黄克诚和张宗逊率领的第四师缩编后的第十团，张宗逊要黄克诚守在山头阵地上，他和参谋长钟伟剑率主力追击溃退之敌。
敌军发现红军追击部队兵力并不多，就稳住阵脚，重新调整部署，反过来攻击红军的追击部队，追击部队吃了很大的亏，张宗逊腿被打残，钟伟剑英勇牺牲。潮水般的敌人涌向黄克诚守着的山头阵地，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红一军团抄了敌军的后路，很快就把敌人给打垮了，这才反败为胜，歼灭敌人2个师8个团。
这一仗取得很大的胜利，也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打乱了蒋介石的追剿部署。黄克诚到遵义城后，从报纸上看到了方志敏、寻淮洲、刘伯坚等同志被俘、牺牲的消息，报纸上还刊登了湘鄂赣省委书记陈寿昌、军区司令员徐彦刚牺牲的消息，大家这才知道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损失有多严重。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接着三渡、四渡赤水，佯攻贵阳，调动敌军，成功渡过金沙江，终于彻底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的胜利。成功抢渡大渡河后，中央红军翻过夹金山，终于在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没料到，两军会师没多久，张国焘就闹起了分裂。
由于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作战命令，延误了军情， 害得中央红军在黑水、芦花地区被迫滞留了一个多月时间，食物吃尽，体力拖垮。不得不翻过一座较大的雪山“沙窝山”，一路上不少红军战士死在路边，惨不忍睹。为了争取红四方面军北上，中央一方面说服教育张国焘，一方面把两军混合编队，继续北上。
最艰苦、凶险的是时间长达一个多星期的过草地，草地气候异常恶劣，红军食物奇缺，很多身经百战的英雄没有在战场上倒下去，却在过草地时因体力不支而死去。一路上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后边的人不用向导，只要顺着络绎不绝的尸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数不清的红军战士葬身于草地，为革命捐躯。
这就是红军长征的残酷：先是因为“左”倾中央的错误领导和决策而让红军蒙受惨重损失，遵义会议后虽然有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但红军仍然要在生死边缘苦苦挣扎——不仅仅要从敌人的围追堵截和枪林弹雨中活下来，还要同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进行斗争，为此，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35年10月19日抵达陕北长征结束时，中央红军只剩下了7000人左右。
参考书目：
《黄克诚自述》：黄克诚著，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