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我国历代都是采取兵农合一的屯田政策，农民即为战时之军队，要这些人中选出的丁壮组成的军队长途跋涉远征异国他乡持久作战，日常生活安逸的军队难以适应长期艰苦的战斗生活，从心理和生理上保持战斗力往往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远征异国时军队补给统帅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传统的后勤先行也往往不能尽如人意，粮草断绝而导致失败这也是很多军队走不远的原因，几千年来，只有蒙古人脱离这个框架,蒙古人的远征,无论是持续时间之长,还是离国土之远,行动地域之广,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不多的。
蒙古骑兵之所以可以脱离这个框架，因为蒙古人的日常生活恰恰简单得很。为了适应迁徙需要,他们除了必要的生活用品外,没有过多的用于事乐的东西,饮食穿戴都来自于马、牛、羊以及猎取的动物。吃的方法也很简单,只要用火就可以了。而他们在战时所携带的东西也不过这些。正是这种生活方式减轻了他们在的后勤负担。蒙古军队不存在上述弊病,他们的军队出征时没有大量的物资,也不必粮草先行、蒙古军队在大规模远征前也做一些后勤准备,所不同的是,这些准备不是在他们的本土,而是在他们即将征服的地区成是行军的沿途,这种独特的后勤准备是前所未有的。
当然，只是这样蒙古人并不能称霸草原，这群羊需要一头狮子领头，成吉思汗出色的指挥才能是根据游牧民族的生活和行动特点,建立了兵牧合一的“千户制”军事制度。牧民都被纳入了严密的千户组织，平时进行生产劳动,战时自携鞍马、兵器服役随领主出征，蒙古15岁以上,70岁以下男子人人都特于骑射,有良好的军事素质。他们手中的马匹、刀具、弓箭等,既是其生活和生产的工具,又是战斗的武器,因而蒙古军的作战装备无须专门等措,兵士只需将这些生产工具带上就可以作战了，蒙古军队不打仗时必须从事打猎，学习如何追赶猜物,怎样摆开阵式，以动物为对象的战斗演习，即可以使士兵熟悉弓马，养成吃苦的习惯。又可以羊、马吃完后则射兔、鹿为食。这些措施使其战争动员极其迅速，所以虽然国家人口不多,但军队数量并不少,且潜力很大。
蒙古军队出征时只有羊马随行,不用携运粮草，在军队里设置了负责牧养马、羊、骆驼的总管，蒙古马出生一两年后就开始严加训练,调教三年后才能骑用。成吉思汗要求任何一匹战马都必须做到在千、万匹马的马群里不嘶鸣,下马后不系缰绳也不会乱跑,而且还要能熟悉战法、听从指挥。成吉思汗还规定了使战马能较长时间保持旺盛体力的“从马”制度等。在离前线军队不远处设立可以提供后备人力和军需物资的“奥鲁营”，可以不用像其他军队那样屯积大量的粮草等军需物资。这就大大减少了后勤保障的内容,有力地保障了蒙古军队的战斗力。
成吉思汗的另一个重要法宝是“取用于敌、以战养战”。掠取敌方物资是蒙古建国初期的主要战争目的之一。特别是在本部落生产难以保障日益扩大的军事需求,抢掠敌方物资成为军需补给的重要手段时更加如此。“因粮于敌”、“因补于敌”的后勤保障方式,有效地保障了其军队的生存和发展。这也是成吉思汗解决军队补给问题的个战略性指导思想。蒙古数十万大军每个士兵出征时只带一羊皮外套、一炊锅、一短斧、一小袋盐、一性刀、针线、少量的粮和弓箭。作战所需粮食器具,以及补充兵员,绝大部分取之于敌。每走一地,都要把城里的居民赶出城外,然后让他们的士兵进行为期几天的掠夺。从金银财宝到衣物食品，一切在他们看来有用的东西都不放过。不仅如此,他们还强迫征服地的人民以赋税和纳贡的形式,定期向他们缴纳各种物品。
西征中,蒙古军伤亡不少,又远离本土几千里,难以从国内补充军需和兵员，每攻一城除将城内富户的财物掠来作为军需,把工程技术人员召集起来制造武器装备，将部分壮丁编组成伍,强迫他们去修筑工事,或者作为第一梯队去做攻城的前锋，同时也让他们做各种杂务,以此来保存自己军队的力量，所以虽连续征战20多年,驰骋欧亚,横扫万里,始终保持着很强的战斗力，兵数未见减少，很少因物力人力不济而停止战争，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战养战的战略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