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有个文人说了一句非常牛的话：我一支笔要管两个党，国民党和共产党；鲁迅是我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我大哥。这个牛气的人就是作家萧军。
萧军原名刘鸿霖，笔名三郎、田军等，1907年7月3日出生在辽宁省凌海市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1988年6月22日，于北京逝世。值其忌日，如去特收集其在延安时期的点滴往事，以志缅怀。
萧军是以描写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奠定自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的。主席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和萧军不无关系。
萧军第一次去延安是在1938年3月。他从山西临汾取道延安，准备上五台山去打游击。尽管游击没打成，但是认识了主席，认为谈吐不俗、可交。尤其在陕北公学第二届学员开学典礼上，操场会餐时，没有板凳，主席和大家围着桌子站在一起，大碗装酒，你一口我一口轮流畅饮，这让萧军为之感动。
第二次到延安是在1940年6月，萧军挈妇将雏在延安生活工作五年多时间。到延安后不久，萧军因为和文艺界人士的个人感情纠葛发生了在生活检讨会上“拔刀相向”的事件。
当时，名义上洛甫是党的总书纪，兼中宣部部长，实际主要直接分管文化艺术工作。萧军就自己发现的问题向洛甫反映了以后，对洛甫的答复并不满意，于是就要求面见主席，直接反映。他这么做的目的，是“要决定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
1941年7月，萧军先后两次致信主席希望面见。主席约见他时，对他说：“党外人士当然可以批评党……你可以批评，而且应该到处批评，拿着施政纲领批评他们……”
萧军介绍了自己在延安一年来的生活工作后，也介绍了“拔刀相向”的事情经过，并得到主席的同情和理解：“你这动刀子，恐怕也是没得办法了吧？”
主席的开放情怀和开明态度，极大地鼓舞了萧军。此后一年里，萧军日记中记载的自己与毛泽东的直接交往就有十三次。其中一次，主席对他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
这让萧军觉得主席没把自己当外人。萧军自视甚高，“毛泽东对于我这人只知道是‘好人’，豪爽，忠诚，坦白，有力，其余是不会知道了，因为他没读过我的‘创作’，就不会懂得一个人的灵魂，也许将来他对文学有更深一层认识，读过我的作品……也许我们有更深一层接近，但这至少要十年以后。”
萧军经常从主席那里借书，也向主席推荐好书。“我们要互相教育，互相影响，互相帮助，这里面毫没有不洁的动机，我希望他更深地理解文学，理解鲁迅先生，这对于革命、他自己、文艺本身全有好处。”
1942年2月10日，萧军晚间来到主席住处时，喝了两盅酒，说了一句：“中国共产党现在似乎摸着正路了……我对于党处理冯雪峰、丁玲、瞿秋白一些事，我以一个作家的地位来看是不满意的……”
主席没有正面回答问题，说：“我在党内受过十一次处分，但是我什么也不说，我不向任何人说我的意见，因为这违背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我是一直准备着孤立，甚至连老婆我都不说……准备她看我垮台去另嫁旁人，准备着只剩下自己，这还不够，我准备一个脑袋……人在热闹场里没什么，能经得起寂寞，冷落，别人看不起……必须要能经得起这些锻炼……党内的箭比党外还不好受……”
这其实就是主席他多次倡导的“六不怕”。在这次谈话中，萧军说主席的讲演风格通俗易懂，不同于洛甫的书生腔，不同于王明的八股气，主席说：“你和农民讲话讲不通，他给你饭吃啊？”
本文开始的那句话，是萧军在酒酣耳热之际说的；后来，他改口为“在文学、精神上鲁迅先生是我唯一的先生，对于毛在政治上我也愿意以他为先生，为这政治理想而战斗！但我却以兄长的地位看待他。”
萧军与毛主席交往产生的最大结果，是促成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主席接手负责文艺界以后，对文化人之间的矛盾纠葛很不了解；从萧军这里，才知道了文艺界问题多多。主席曾在和老朋友萧三谈话时说：“我本来不管文艺的，现在文艺的问题碰到鼻子上来了，不能不管一下。”
主席考虑制定一些文艺政策。期间，萧军多次应邀参与讨论。1942年5月2日，萧军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一次会议后，居功不辞地在日记中记载：“这还是延安从没有过的举动，这也是自己这二年来，间接直接工作出来的结果，我可以如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