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很是有趣，从饮酒这个很小的细节切入，反映劝酒的时代背景和文化风气。揭示了劝酒文化背后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以及它如何随着时间和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演变，借此呼吁重视文化复兴和尊重个体尊严。
劝酒：从贵族礼仪、自治社区的酒会到服从性测试
文 | 李竞恒
中国先秦时期的喝酒，主要集中在贵族礼仪层面，所谓殷人嗜酒主要是商代萨满性的宗教祭祀通神的一种文化。
到了周代，封建贵族文化中将饮酒变为一种高度节制的礼仪，所谓“酒以成礼，不以继淫”（《左传·庄公十二年》），“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左传·宣公二年》），“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礼记·乐记》）。
在不断互拜行礼的仪式中，有节制地采用“哜”或“啐”的方式，只“至齿不入口”，更接近一种仪式和表演。
从西周铜器铭文来看，周人贵族对于大量饮酒常怀戒惧之心。
《大盂鼎》云：“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矣”，将商朝的覆灭归因于殷人各级封建贵族对饮酒的迷恋，而“酒无敢酣”，则成为新兴周人贵族的政治美德。
与之类似，“毋敢酗于酒”（《噩侯鼎》），“毋敢湛于酒”（《毛公鼎》）的辞章，都成为周人贵族政治美德的体现。
在清华楚简中，《耆夜》记载了武王大胜庆功宴会上，周公向毕公作诗，劝阻不要多饮。
清华简《摄命》中，周孝王也大臣摄做出要求：“汝毋敢朋酗于酒！”
正如陈梦家先生所说：“周人代殷以后，一再诰教戒酒，乃是礼的一大变革”，“周初以后铜酒器的减少以及此铭中关于‘德’的提出，改变了殷末的风气，兴起了后世奉周公为创制者的礼制”（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册，中华书局，2004年，第103页）。
在这一时期，孔子对饮酒的态度可谓中庸，持“唯酒无量”，较之纯正周人更为宽和的态度，但却也必须划定在“不及乱”的前提之下（《论语·乡党》）。
《论衡·语增》有“文王千钟，孔子百觚”的说法，描述孔子酒量之大，但即作为私人生活，酒量大可以随便喝，但却也不能到“乱”的程度。
与此相对的是，在小共同体的层面，“乡饮酒”作为一种共同体通过举行酒会，实现社区共同体议事、凝聚情感等功能的活动，仍然具有一定公共性的色彩。
《论语·乡党》提到“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孔子积极参与小共同体“乡”这一社区自治的活动，并在活动中体现出尊老等古典的绅士风度。
“杖者”，乃是社区自治中的自然精英、自然权威，在乡饮酒礼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赢得了孔子的尊重。
杨宽先生指出，礼起源于氏族社会的习惯，作为全体成员自觉的规范。
“‘乡饮酒礼’是由军事民主制时期的‘议事会’转变而来的，它不仅是尊敬长老的酒会，而且具有长老会议的性质，是借用酒会商讨和决定军政大事”（杨宽：《“乡饮酒礼”与“饗礼”新探》，《古史新探》，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2页）。
吕思勉在《燕石续札》中有“乡校”一条，介绍以前滇西地区的习俗，以论述先秦时期社区小共同体的治理：“时曰茶铺，众所集会之所也。议公事，选举乡保长，摊筹经费，办理小学皆于此。婚丧祝寿等事亦于此行之。”
这个庙旁的茶铺，其实就是“村之议会也，公所也，学校也，礼堂也，殡仪馆也，而亦即其俱乐部也。”
滇西地区的社区议会是茶铺，喝茶来商讨社区的公共治理。
这种以茶铺、喝茶来进行商议公共事物，甚至是按照习惯法对社会进行纠纷调解、治理等情况，也见于晚清、民国以来四川“袍哥”社会的“吃讲茶”。
根据学者的调查研究，茶馆是社会自治方面除了“宗族仲裁”以外的另外一种“社会仲裁”。人们会通过茶馆喝茶这一“公共空间”，邀请“袍哥大爷”这些类似先秦乡饮酒礼中“长者”、“杖者”，去作为仲裁者。
“‘茶馆讲理’这个实践显示了乡民的相对自治状态，他们试图在没有官方介入的情况下解决冲突，说明一种国家之外的社会力量的存在，这种力量是基于调解人的社会声望”；“遇到争端，居民们大多喜欢选择‘茶馆讲理’，而不是到地方衙门告状。”（王笛：《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1、第123页）
先秦时期的基层社区“乡”的议会，其实就是乡饮酒会议，人们通过在社区开酒会，增进共同体的情感，讨论共同体社区的治理细节。
社区酒会中的长者、杖者们，扮演着仲裁者、调节者的角色，具有社区内的声望和权威。乡饮酒礼，在基层社区自治领域则仍然发挥有与小共同体治理、习惯法等领域有关的功能。
根据《仪礼·乡饮酒礼》记载，在各种礼仪性的音乐、饮酒仪式结束完成后，在酒会后面就可以“无算爵”，根据郑玄的注释意思是“宾主燕饮，爵行无数，醉而止也”，即乡饮酒礼最后是人们一起愉快地随意饮酒，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自由随意而止，重在通过饮酒礼商讨事务，凝聚社区共同体的情感。
可以看出，这种乡饮酒礼“无算爵”的饮法，体现的是凝聚情感，以及对自由的尊重，而绝无权力性的强迫测试。
东周礼崩乐坏以后，小共同体的自治能力逐渐瓦解，乡饮酒礼也就逐渐废弛。喝酒变为私人、朋友之间的娱乐，喝酒时可以玩六博、投壶之类的游戏增加趣味，但并没有出现命令服从测验式的强制性劝酒。
这一时期，饮酒逐渐变为一种私人生活的娱乐，如“郑伯有耆酒，为窟室，而夜饮酒，击钟焉”（《左传·襄公三十年》），郑伯造了一间私人酒馆，晚上在里面喝，还有音乐助兴，“饮桓公酒，乐。公曰：‘以火继之’”（《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喝高兴了要从白天喝到晚上；“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而称乐”（《战国策·魏策一》）；“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史记·滑稽列传》）。
饮酒和社区自治会议的习俗已经剥离开，成为了纯粹私人化的娱乐活动。
秦国、秦朝原则上禁止民间喝酒，因为喝酒有助于增进小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情感，而且不利于军国耕战。
《商君书·垦令》规定“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让民间远离饮酒，去好好耕战干活当炮灰。
云梦秦简《田律》中规定“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田啬夫、部佐谨禁御之，有不令者有罪”。
类似规定也见于岳麓秦简“黔首居田舍者毋敢沽酒，不从令者迁之。田啬夫、吏、吏部弗得，赀各二甲”（陈长松主编：《岳麓书院藏秦 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106页），如果民众在耕作期间买酒喝，基层小吏不管制，也要遭到严重罚款，“二甲”的处罚会让他们接近倾家荡产的边缘。也可见秦对民间饮酒的管制，是较为严格的。
秦律甚至规定，当兵砍了敌军脑袋被赏爵位，同里的邻居让他请客吃喝，或者请客给他庆祝，也都是犯法的，“赀戍，各一岁”都要被罚当一年戍卒。
材官、发弩、善士等战友一起“入舍钱酒肉及予者”，以及为吏的同事入职时“出钱财酒肉，入时共分饮食”的，也都要受到处罚（陈长松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第220—221页），汉律继承了秦律，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 （《汉书·文帝纪》文颖注），尽量不让民间搞团伙，形成小共同体的情感。
所以，秦和汉初民间喝酒较少，服从性测试的酒文化还不多，到西汉的民间社会，喝酒也往往被禁止，所谓“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由是废乡党之礼”（《汉书·宣帝纪》），尽可能让民间不要通过乡饮而形成各类“团团伙伙”。
从北大收藏的秦简《酒令》及令骰来看，骰子上写着“不饮”“自饮”“饮左”“饮右”“百尝”（李零：《北大藏秦简〈酒令〉》，《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2期），秦人的饮酒应该更类似游戏，用掷骰子决定坐在哪个方向的人喝，或者在座的一起喝。
秦朝没有出现服从性测试的灌酒文化，一是因为官府倾向对饮酒的管制，二是因为秦律统治的社会下“利出一孔”，本身就在严格的服从管理体制下，不需要再多此一举，所以赵高用指鹿为马来进行服从性测试，而不是用灌酒方式。
在秦和楚汉之际，民间的饮酒是私人生活，但似乎还并未转化为权力的展示。如刘邦为亭长时“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以及为群盗时“高祖被酒”“高祖醉”（《史记·高祖本纪》）之类，也都不是权力展示。
至于郦食其好酒，自称“吾高阳酒徒也”之类，也都是个人爱好。
即使是权力斗争的白热化，劝酒也并未变成一种权力的服从性测试，典型的例子便是《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的鸿门宴，无论是项王赐给樊哙“斗卮酒”，以及询问其“能复饮乎”，都不是一种权力命令的展示。
而后来刘邦更是“起如厕”并宣称“不胜桮杓”而走，并未因遁走而遭受不服从的惩罚。
服从性测试的劝酒，恰恰出现在管制较强，但又出现一定松动的西汉。热衷此道的一是皇帝和官僚，二是游侠。
《汉书·高五王传》记载，吕后统治时期举行“燕饮”，刘章担任行酒官，按照军法喝酒，有一个吕家人喝醉了“亡酒”，即被灌多了想跑，最后被刘章杀死，理由是“有亡酒一人，臣谨行军法斩之”。
这种宫廷的灌酒，喝醉敢跑要被按军法处死，属于服从性测试。
同样，《汉书·楚元王传》记载楚元王刘交很尊重自己的同学穆生、申公等人，每次宴会，因为穆生不喜欢喝酒，楚元王就给他准备度数很低的“醴”。
但是楚元王去世后，刘戊继承王位，以后喝酒就逐渐忘记给穆生准备醴，穆生由此得出“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的结论。
这时候，君王宴会喝酒与权力的傲慢，已经很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穆生在这方面可谓十分敏锐。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载，一次宴会上，有任侠背景的灌夫给丞相田蚡行酒：“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满觞。’夫怒，因嘻笑曰：‘将军，贵人也，属之！’时武安不肯。”
田蚡自居地位高，告诉灌夫你敬的酒，我不会喝满杯，意思一下就行了。灌夫想再次强行给田蚡劝酒，遭到田蚡的拒绝。
这个例子看得出来，有混迹军方和游侠经历的灌夫，喜欢劝酒，这可能是当时汉军和游侠圈子中出现了强行灌酒文化，他不知深浅地将这种习惯带到了上流社会。而田蚡作为领导，根本不屑于喝掉满杯卑微者的敬酒，这也是一直传承到现代社会的。
汉代游侠圈子有强行灌酒文化，如著名的西汉黑老大郭解，他的外甥便习惯于给人灌酒，《汉书·郭解传》：“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釂，非其任，强灌之。”
郭老大这位外甥命令人“釂”，根据颜师古的注解是“其人不饮，而使尽爵”，意思是别人不干了满杯酒，就强制喝光，不喝光就强行灌酒。
郭老大的外甥仗着舅舅的江湖地位，平时早已习惯给人灌酒，没想到这次遇到个刺头，发飙把他杀了。《汉书·陈遵传》记载另外一位黑白通吃的老大陈遵，“遵嗜酒，每大饮，宾客满堂，辄关门，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
这位老大每次喝大酒，都要把大门封死，把客人马车两轴的销钉取下来扔到井里，不喝翻不准出门。
最喜欢通过灌酒巩固皇权的，则是东吴皇室。
在三国之中，东吴政权是最缺乏法统依据与合法性的，换言之其生态位最接近僭主。越是接近僭主的生态位，就越是要依靠各种服从性测试来巩固僭主的权力。
从法统依据来说，曹魏篡汉至少走完了“禅让”的全部法律程序，包括“五让四辞”的程序等。（《三国 志·魏书·文帝纪》注引《汉纪》《献帝传》）而蜀汉也有刘姓血统，以及延续汉朝法统的合法性依据。
相比而言，东吴的合法性最为欠缺，其称帝的依据仅仅只是东吴领土的夏口、武昌出现了所谓黄龙、凤凰的祥瑞而已。（《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正因如此，东吴皇权的生态位，其实最为脆弱、缺乏合法性，是属于僭主生态位的。
其实如果一个统治者有足够的合法性，是不需要投入那么多服从性测试的折腾成本去不断搞测试的。显然，东吴皇帝作为僭主，需要通过灌酒来不断做服从性测试。
据《三国志·吴书·张昭传》记载：“权于武昌，临钓台，饮酒大醉。权使人以水洒群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
孙权把众臣灌得大醉后，还给他们洒水，说要喝得从台子上掉下去才行。这种强制性的狂饮烂醉背后，其实是权力服从性测试的考量。
《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记载：“权既为吴王，欢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阳醉，不持。权去，翻起坐。权于是大怒，手剑欲击之。”
孙权当了吴王，开庆祝宴会喝大酒，虞翻假装喝醉，等孙权走开后又坐起来。孙权见此人不服从自己的权威，而且还欺骗自己，气得拿剑立马要宰了他。
所谓酒桌政治，便是通过灌酒考验手下忠诚度。一直到东吴末期的孙皓，仍然热衷此道，《三国志·吴书·韦曜传》记载说：“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又于酒后使侍臣难折公卿，以嘲弄侵克、发摘私短以为欢。时有衍过，或误犯皓讳，辄见收缚，至于诛戳。”
孙皓通过给臣下强行灌酒，再记录他们酒后的隐私、过错，加以判刑和杀戮，这是皇权通过强制灌酒来暴虐大臣的极致。
南朝刘宋孝武帝加强皇权，也喜欢通过喝大酒来施虐群臣，《南史·蔡兴宗传》记载：“时上方盛淫宴，虐侮群臣，自江夏王义恭以下咸加秽辱，”
酒会上侮辱虐待群臣的方式还包括“昵戏”。既可以展示权力，也可以进行服从性测试。
此外还有一种灌酒是暴发户的变态心理，如西晋暴发户石崇，他父亲石苞出身低微。石崇发迹后，内心还是有自卑感，特别是面对琅琊王氏这种世家。
根据《世说新语·汰侈》记载：“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
琅琊王氏的王导、王敦两堂兄弟去喝酒，石崇命令美人给客人灌酒，客人不喝就斩杀美人。王导是老好人，虽然酒量很差，但怕出人命，被喝得烂醉。王敦铁石心肠，见石崇一连杀了三人，还是面不改色不肯喝。石崇的残忍豪奢，最终得到恶报，在此不论。
这次酒会，其实是暴发户和老世家的心理对抗，暴发户用人命去逼酒，有服软接招的王导，也有不服软不接招的王敦，可谓酒桌即战场。
《北齐书·高乾传》附《高季式》传记载高季式好酒，“恃举家勋功，不拘检节”，即仗着自己家族的豪门功业，有恃无恐，鄙人喝酒。
一次，强行将黄门郎司马消难关在自己家中灌酒，甚至“命左右索车轮括消难颈，又索一轮自括颈，仍命酒引满相劝”，强行给司马消难的脖子上套上车轮，自己也给脖子上套个车轮，大家都别跑，还是继续昏天黑地的灌酒。这种“恃举家勋功”的酒风，也是和权力自豪感密切相关的。
在《三国演义》第五十一回中，张飞强迫曹豹喝酒，甚至因为其不喝而发怒说“你违我将令，该打一百”，因此导致遭到曹豹的报复。
此事虽然并不是真实历史，但小说家言作为一种承载了“集体记忆”的心理结构，也反映了人们对这种恶性劝酒、权力文化的厌恶。
总体看，灌酒这种恶劣文化，是礼崩乐坏后的产物，和皇权、官僚、黑老大之类的权力展示、服从性测试之间有密切联系。不能将这种恶劣的酒桌文化，视为中国传统“礼”的产物，其产生恰恰是礼的崩坏。
在宋代，士大夫们从精神文化方面回归华夏正统，北宋在洛阳的退休士大夫们结社，建立起“洛阳耆英会”，司马光为结社撰写了《会约》，其第四条规定“酒巡无算，深浅自斟，主人不劝，客亦不辞”，意思是聚会的饮酒，酒倒多倒少、饮多饮少自便，东道主不得劝酒，客人也不需要勉强，量大尽兴，量少随意，尊重每个人的自由，决不允许出现以劝酒展现权力测试之类的情况。
这种华夏士大夫结社的饮酒规定，尊重了每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其精神才是真正先秦“乡饮酒礼”以来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