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18日，在北京的一个10平方米的小屋内，一位名叫傅玉芳的妇人因心肌梗塞猝死于家中，无儿无女的她在临终前只有丈夫陪在身旁。
因为家中贫寒，她的棺材还是由清洁工的丈夫在清洁队中帮忙打造，一口薄薄的棺材便草草下葬于北京的公墓当中。
然而，就在这名妇女病入膏肓、行将就木之际，却始终用伸出手来，睁大眼睛看着丈夫，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仿佛是有意要在自己离世之前交代些什么。
经过仔细地询问和聆听，丈夫才从妻子口中得知一个天大的秘密：自己的妻子原来竟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的皇妃！
作为皇妃的她，本该享尽荣华富贵，可为何晚年如此凄凉？
傅玉芳，本名额尔德特·文绣。1909年，文绣出生于声名显赫的北平方家胡同锡珍府邸。她的爷爷额尔德特·锡珍曾担任清朝的吏部尚书，父亲也曾在内务府任职，祖父两辈的经营让文绣看起来身世十分不凡。
14岁的文绣便成为了溥仪的妃子，在皇宫中也学到了各种的宫廷礼仪，还有一名英文老师。由于生活条件一直都特别的优越，常年累积下来，她高贵的气质便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
溥仪是我国的末代皇帝，他一生充满了太多的传奇，从三岁开始就成为了傀儡皇帝，之后又投奔日本人，依旧还是一个傀儡。文绣在嫁给溥仪之后，因为皇后的光环太耀眼，所以她一直都不得宠。
再加上婉容觉得自己长得比文绣漂亮，经常在溥仪面前撒娇，争宠，处处都要压文绣一头。婉容素来提倡一夫一妻，很讨厌与别的女人一起分享自己的丈夫，因此，婚后没多久，溥仪去看文绣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了，不仅享受不到皇妃应有的快乐，而且还常常遭到婉容的白眼和欺负。
这样的日子过了不到两年，1924年11月。溥仪被赶出了皇宫，他带着婉容、文绣还有17名随从，匆匆打包了一些随身物品坐车奔向了醇王府。
溥仪不愿意做平民百姓，文绣便藏剪刀在袖中，愿同溥仪自尽殉情，可见其气节。
历经废帝、复辟、保留帝号等人生变革，溥仪并不认为自己就此会真正成为平民百姓，他仍寄希望于另一股势力的扶持，好让自己保住“皇位”。
这时，前清旧臣中的亲日分子郑孝胥别有居心地向溥仪献策说：“要想复辟满清帝业，必定要借助日本为外援。”
文绣听说后，极力劝阻溥仪，她说：“日本人残暴无比，日俄战争时，即屠杀中国人无数，绝对不能听信郑氏的鬼话，引狼入室，否则后果将极其悲惨。”
但是被复辟冲昏头脑的溥仪怎么可能听得进去。
1925年，受到日本政府庇护的溥仪带着家人来到了天津，住在了日本租界内的静园。到了天津之后，溥仪依然同日本的军官频繁接触，妄想依靠日本重振清朝王业。
到了天津的婉容仿佛出笼的小鸟，她开始穿洋装，看起来时髦极了。而文绣还是依然打扮老套，还时不时地劝谏溥仪日本人不可信。由此，溥仪对文绣越发厌恶，对婉容却越发宠爱，两人总是出双入对。
1929年，溥仪搬到了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70号的静园。文绣继续遭受冷落，这一次她崩溃了，萌生了离婚的念头。多年后，文绣回忆说：“在天津虽然我们同住一幢楼房里，无事谁也不和谁来往，形同路人。婉容成天摆着皇后的大架子，盛气凌人，溥仪又特别听信她的话，我被他们俩人冷眼相待。”
文绣经过这些事算是看清了溥仪的本质，当时的她无路可走，唯一能解脱的办法就是自尽，与其继续犹如行尸走肉一般活着，倒不如死了一了百了。她从桌上摸起一把剪刀，毫不犹豫地捅向自己的腹部。幸好有个小太监路过，注意到了她的举动，手忙脚乱地把剪刀夺了下来，这才挽救了文绣一命。但是当溥仪知道她试图自裁的行为后，不为所动，还拿这件事取笑她，文绣“刀妃”的名声因此传了出去。
文绣已经彻底对溥仪死心了。
1930年，就在文绣对眼前的生活深感绝望的时候，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民法》，民法规定“允许自愿离婚”。
整日闷闷不乐的文绣，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好友玉芬，玉芬一语惊醒梦中人：“现在是民国时代，溥仪被赶出了皇宫，就不再是小皇上了，民法他也是要遵守的。”
听到玉芬的话，文绣点头称是，接着玉芬又说：“如今社会倡导的都是男女平等，溥仪这样欺负你，你完全可以状告他同他离婚，并向他索要生活费。”
文绣要做得是一件从未有过的事情，皇妃提出离婚，对于皇帝来说，定是奇耻大辱，她必须有详细而周密的计划。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要离开静园，离开溥仪的辖制。
经过一番缜密谋划，1931年8月25日，文绣的妹妹文珊来到了天津静园，向溥仪表示姐姐文绣心情郁闷，她想要陪姐姐一起出去散散心。溥仪也没有多想，就答应了，还派了一位太监随行。
在离开静园后，文绣让司机将车直接开往了天津民国饭店，并入住了酒店的37号房间。
文绣在离开溥仪后，第一件事就是让随行太监将律师函和亲笔信交代给溥仪，并向溥仪传达自己的意思。
听起来多么荒谬的事情，文绣似乎已经想象溥仪的震怒了，堂堂一个“皇帝”被自己的妃子要求离婚，简直是骇人听闻。
经过几次商讨，双方各持己见，差距太大，无法达成一致：溥仪坚持不许离婚，不许起诉，不许登报申明，文绣则表示坚持不回宫，并要求溥仪支付赡养费50万元。
皇帝一家还在争论不休，殊不知外界早已炸开了锅，因为在文绣出走的第二天，这条新闻便不胫而走，当时革命是个时髦的词，文绣的出走，意味着进步和新潮，当时很多人都说这是“妃子革命”。
文绣很显然知道溥仪不会轻而易举地答应离婚，她直接将溥仪告到了法院那，现在的年代可不是大清了，讲究的是民主、自由，文绣对溥仪的控告中有一条实在不容反驳：溥仪生理有病，同居九年，未得一幸。
被妃子起诉离婚，还被暗指那方面不行的情况，令溥仪恼羞成怒。他不断向文绣的家族施压，各种威逼胁迫，想让文绣放弃起诉、并道歉“辟谣”。但文绣的态度十分坚定，舆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溥仪最终同意了离婚。1931年10月22日，在天津律师事务所，溥仪和文绣签署了离婚协议书，主要内容有3条：
1、溥仪需支付文绣生活费5.5万元。
2、文绣有权带走属于自己的首饰和衣物。
3、文绣不得继续损害溥仪和皇室其他成员的名誉。
死要面子的溥仪还在各地各大报纸上，发表了“废妃宣言”：淑妃擅离行园，显违祖制，撤去原封位号，废为庶人，钦此！
成功脱离苦海，并于最后关头逃离那艘名为汉奸的贼船后，文绣再次成为了一般老百姓。文绣拿到钱以后，分给了玉芬、文珊一笔钱。再加上1000块钱的律师费用，文绣手里还剩下3万多。过惯皇妃生活的文绣又找来了四个人专门伺候她的生活。就这样，钱一天比一天少。后来，玉芬又从文绣手里骗走了一部分钱。
1932年感觉手中的钱越来越“吃力”的文绣，迫不得已辞退了伺候她的四个人。从天津回到了北平，也将自己的名字换成了傅玉芳。
因为她粉笔字写得好看，文画兼备，于是成为了一名国文老师。
不久，她当过皇妃的消息传出去，正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傅玉芳的生活也因此受到干扰，她不得已辞去老师的工作。
到现在她的平凡日子还算过得不错。
直到1937年，日本人的铁蹄踏进了北平，文绣更是连维持生计都难。曾为皇妃的身份以及抗拒日本、跟溥仪离婚的经历都使得她始终不得安宁，反而常常遭受更加严重的剥削。那些在日本人面前低头哈腰的警察、保长之类的人常常跑到文绣家中敲诈勒索，让她为日本的“大东亚圣战”缴纳重金。文绣只是一介独居的弱女子，也没有经济来源，接二连三打发了几次后就彻底毫无积蓄了。
最后，傅玉芳不得不在街头卖香烟为生，日子变得非常困苦。
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文绣才结束了每日被骚扰的困苦生活，这时候文绣曾经回到原来与母亲生活的老房子，她多么渴望能跟家人团聚。
但是当她到达老房子时，才知道母亲早已故去，她的身边再也没有亲人了，得知这一切的文绣大哭一场，此后她就又回到自己租住的小屋子。
经过友人介绍，文绣进入了一家日报上班，日子总算踏实下来。
在报社工作期间，傅玉芳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赏识，加上自己对当时的社会有着独到的见解，文章也十分具有批判性，也不像其他女人那样唯唯诺诺，便得到了报社老板的赏识，甚至决定将自己退伍的侄子介绍给傅玉芳。
听到这个事情的傅玉芳并没有高兴，上次爱情的失败给其留下的深刻的阴影，本来决定孤独余生的她拒绝了社长，但社长不愿意看到傅玉芳就这么孤独终生，便一定要他们二人见个面，实在不合适再决定。
彼时的刘振东可不是清洁工，他当时还是国军的少校营长，刘振东自幼家贫，所以才从军，由于作战勇敢，因此被提拔为少校营长。刘振东为人憨厚直爽，他身上没有民国时期军官那些恶习，由于常年身处军队，因此刘振东一直到40来岁还没机会娶媳妇儿。
就这样刘振东与文绣接触交往，刘振东对文绣一见钟情，不久两人最终步入了婚姻殿堂。
婚后，刘振东在西城白米斜街租了三间平房，添置了新家具，为了不让文绣做家务，他还雇了一个年纪大点，干活很利索的老太太。
这次婚姻带给文绣前所未有的安宁。她辞掉了工作，生活轻松了，日子过得宽裕了，文绣又开始关注穿衣打扮了。她经常梳着时髦的卷发，身着漂亮的旗袍，俨然一副官太太的模样。这也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岁月。
1949年初北京和平解放，刘振东当过国民党军官，内心恐慌，想要逃往台湾，文绣劝他留下来，坦白交代了历史问题。两年之后，因刘振东表现良好，北京市政府解除了对他的监督管制，分配到西城区清洁队当工人。为了方便上班，刘振东偕文绣搬到西城区辟才胡同西口居住。
1953年9月18日，年仅44岁的傅玉芳因心肌梗塞逝世，走完了她短暂的一生。
遗憾的是，她一辈子孤苦清贫，更没有一儿半女。不过在临死前向丈夫交代了她的身世，也算是了却一生！
但此时的傅玉芳对于刘振东来说，她原来是什么身份并不重要，因为她永远是自己的妻子。文绣死后，刘振东所在的清洁队为文绣做了一口薄皮棺材，仅仅是用4块木板拼凑成的，将她安葬在安定门外的义地里。
从此刘振东再未娶妻，他经常笑着和朋友说：“自己一生值了，能够得到皇妃真爱”。
文绣作为“末代皇妃”，勇于提出离婚，在那个时代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文绣不仅是第一个与皇帝离婚的妃子，还是历史上第一个当过教师的皇妃。
虽然离婚后为生计奔波，但文绣的精神获得了解放，行动获得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