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先秦史，也是一部民族融合史，当时大江南北、黄河内外，分散着诸多部族，最终各个部族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后来的汉族。
在此过程中，有一个叫“土族”的部族非常特殊，无比悍勇，曾是商朝的生死大敌。更重要的是，“土族”极有可能就是禹夏的后代，破解大禹与夏朝的关键钥匙之一。
武丁，商朝一位里程碑式的帝王，中华女英雄妇好的丈夫，一生征服了无数强敌，平定鬼方，击败羌方，征伐了夷方、巴方、蜀及虎方，以及征服了土族的土方等。
其中，在多次征讨土方时，武丁每次都是狮子搏兔，每一次都是全力以赴，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根据甲骨文记载，最少是“登人三千呼伐土方”，出兵最多是“共人五千伐土方”，且多数都是亲自出马。
在距今3200年前，出动三五千兵马，难度基本上如同现在出兵30万—50万，且多次出兵攻打土方，因此说明土方非常凶悍难打，商土仇恨却又难以和平化解。
最终，武丁征服了土方，俘虏了土方首领，土方成为商朝“北土”，“土族”也成为汉族的一部分，甲骨文记载后来武丁还经常视察土方，即“王省土方”。在此之后，甲骨文上再无“土方”的记载，说明土方或被彻底灭亡，或逃亡远方而渐渐消亡。
那么，甲骨文上的这个神秘土方国，到底有何来头呢？其实，土方极有可能就是商汤灭夏之后，夏后氏在北方建立的“夏代小朝廷”，其中以下第三点可能还揭开了夏朝叫“夏”的原因。
首先商土战争非比寻常，商朝与很多方国发生过战争，但与土方战争次数最多。郭沫若考证指出：在殷商时期，土方是与殷商发生关系最多、战争也最频繁的一个民族。
土方位于北方，距离殷商相距千里，完全可以和平相处，为何商土还频繁爆发战争，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如果将“土方”视为北逃的夏国，那么商土如此对立关系就顺理成章了，土方攻打灭国仇敌，商朝要消灭前朝余孽，两国对立关系不可调和。
其次根据《史记》记载，商汤灭夏之后，一支夏人北逃，后来成为了匈奴。虽然如今考古发现匈奴或许另有起源，但诸多史书都记载了一支夏人北逃。
如果二里头遗址是夏都，那么商汤灭夏之后，一支夏人以此出发，沿黄河北逃，应该是逃到山西北方一带。之所以逃到此地，因为此地临近河套地区，土地肥沃水草肥美。
根据《左传》记载，山西运城古称“夏邑”或“夏墟”，因此夏都可能在山西运城一带，此地距离二里头遗址不太远。如果夏都是在运城一带，那么北逃就更方便了。
夏都无论是在二里头，还是在运城一带，都符合史书记载的商族眼里“西邑夏”的地理位置。而且，甲骨文中也有“西邑”的记载。
郭沫若根据商土战争情况，推断“土方距殷京（今河南安阳）约十二三日之路程，每日平均行程八十里计，已在千里之下，则土方之地望在今山西之北部。”
也就是说，土方所在的位置，与夏人北逃情况，相对较为吻合。
第三，虽然只有甲骨文记载了“土方”，但在先秦文献上，却有一种类似的记载，而这种记载与大禹有关。
《诗经》中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楚辞·天问》中说“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尚书》中说“帝釐下土方，设居方”......总之，先秦史书没有记载“土方”，却记载了大禹“下土方”或大禹下“土方”。
如果解释为大禹下“土方”，其中“下”是动词，那么就与甲骨文相印证，即甲骨文上的“土方”，完全可能就是史书上的大禹降临的“土方”。
如果解释为大禹“下土方”，其中“下”是与“上天”对应的方位，那么就是大禹降临到“下土”国，古人解读为“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诸夏”，因此“下土”意思为大禹代表天帝管理“天下所有土地”，是下土之王，这是一种自吹自擂、盲目自大的行为，却很符合时代特征。
如此一来，“夏朝”的真相可能是：因为“夏”与“下”读音相同，而夏天草木茂盛，长的很大，于是“夏”有“大”的意思，因此所谓“夏朝”其实就是“下土国”，“夏”与“下”都代表辉煌大国，周朝误称为“夏”。
“下土”（夏土）是夏人的自称，或周人（夏后氏盟友）的称呼，自吹自擂，但作为敌人的商族，必然不会承认夏后氏代表“天下之土”，也就不可能称其为“下土方”，而可能将之改称为“土方”，即表明代表“土族”的土方国，极有可能就是代表“夏族”的夏国。换言之，甲骨文中或许不是没有“夏政权”，而是“夏”（下）代表的意思过于狂妄，被商朝有意抹去，故而甲骨文上不见“夏政权”。
总之，甲骨文中发现的“土方”，不仅填补了历史，表明商朝时北方存在一个强大的“土族”，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史书上的“禹敷下土方”，为大禹与夏朝的存在又提供了一条重要证据。
更为重要的是，史书上的“下土方”可以印证甲骨文上的“土方”，说明夏朝的真相可能就在史书上，只是如今还没能正确打开，需要考古找到相关证据，给予相应“提示”，因此随着未来考古研究的深入，夏朝的真相或将很快就被揭开。
参考资料：《史记》、《尚书》、《诗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