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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上期咱们讲了维州事件的过程，这件事在唐朝政坛上引发了巨大的震动，甚至皇帝都换了，李德裕还喋喋不休地掰扯。
关于维州事件的争议非常大，很多大佬级别的人物都发表过看法，有的挺牛，有的挺李，各种意见纷至沓来。
今天咱们就从牛僧孺和李德裕入手，先来看看他们观点能不能成立，哪些观点对，哪些观点不对，之后我们再来说，后代各种大佬的立场。
首先来说牛僧孺：
维州事件爆发后，西川的官员基本属于狂喜的状态。这种态度倒也好理解，吐蕃的军事压力让他们感同身受，现在有机会拿下维州，就是晚上睡觉也能踏实点。
但以牛僧孺为代表的牛党一瓢凉水浇灭了他们的热望，李德裕暴跳如雷也很正常。
那么，牛僧孺的观点能不能站得住脚呢？
我们先来看看他都说了啥。
《资治通鉴·唐纪六十》记载：“吐蕃之境，四面各万里，失一维州，未能损其势。比来修好，约罢戍兵，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应敌次之。彼若来责曰：‘何事失信？’牧马茹川，俯于秦、陇。若东袭陇坂，径走回中，不三日抵咸阳桥。此时西南数千里外，得百维州何所用之！徒弃诚信，有害无利。此匹夫所不为，况天子乎！”
这段话一共说了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说的是“势”；
吐蕃面积很大，丢一个维州不会伤筋动骨。
第二个观点说的是“信”；
作为大国得有信誉，不能随便赖账。
第三个观点说的是“能”；
吐蕃军力很强，给他们整急眼了，三天就打到咸阳了。
三个观点说的对不对呢？
“势”的观点，牛僧孺说的没错。
维州离吐蕃核心区距离很远，有没有维州确实没有太大影响；
“信”的观点说得不一定对，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牛僧孺的核心论点是 “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应敌次之”，即对待周边戎狄，要恪守信义，军事手段并非优先选择。
这个观点符合《春秋》的逻辑基础，即 “《春秋》之义，贵信而贱诈，诈人而胜之，虽有功，君子弗为也”。[1]
所以牛僧孺最后的总结道：“徒弃诚信，有害无利。此匹夫所不为，况天子乎！”
从表象上看，李德裕讲“利”、牛僧孺讲“义”是二者最大的差异。
但是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守信”，都要无条件的“守信”，这一点就算在儒家内部也是存在争议的。
把话说出来很容易，站在道德高点上指责别人也不难，问题是自己能不能做到。
孔子确实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他同样也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牛僧孺这辈子能不能做到，“正其谊（义），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这其实是个问题。
一个君子修身都很难做到的标准，放大到国家层面，要求“何必言利，有仁义而已”是不是要求太高了？
另外，国家作为一个最大的人类集群，在对外邦的时候，一味寻求“信义”，用教化来进行感动，是不是有可操作性？
汉宣帝曾对自己那个“柔仁好儒”的儿子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这不都说的很清楚了嘛，治天下以“霸王道杂之”，不能一味施恩。
说的再直白点“没有霹雳手段，显不出菩萨心肠”，人本就来是贱骨头，你不给他上点手段，他就以为你好欺负。
但我们也得承认，“义”和“利”的问题，不适合好与坏的评价体系，不能一定说“义”好，还是“利”坏。
后世各位大佬在评价维州事件的时候，很快就偏离了事件本身，开始纠结于“义利之争”，之后又加进来了“华夷之辨”，谈论的焦点变成了“该不该对夷狄讲信义”。
所以，维州事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切片，从中可以看出汉人士大夫思想的变化轨迹。
牛僧孺的第三个论点，属于吐蕃的能力范畴。
他们在唐文宗的时间点上，还有没有能力三天就打进长安？
答案是没有这个能力！
在牛僧孺的描述里，吐蕃“牧马茹川，俯于秦、陇。若东袭陇坂，径走回中，不三日抵咸阳桥。”
这里提到的“茹川”，也叫蔚茹川、葫芦川，指的就是宁夏固原旁边的清水河。
清水河流经的河谷，从汉唐到明清一直都是重要的交通线，也是战火纷飞的古战场，因此河道沿线堡寨林立。
现在清水河两岸遍布市镇农田，但在古代周边有大片的牧场，吐蕃占据原州后，便在清水河周边牧马。
“东袭陇坂，径走回中”指的是走“回中道”。
这条古道南起陕西千阳，北出萧关，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萧关道，也吐蕃进攻关中的主要路线。
关于这段话，还有一个小细节值得扒一扒：
刚才用的这段原文出于《资治通鉴》，但在《旧唐书·牛僧孺传》里可不是这么写的。
《旧唐书》的写法是“闻赞普牧马茹川，俯于秦、陇。若东袭陇坂，径走回中，不三日抵咸阳桥。”
看上去就多了三个字，但意义可是大不相同。
按《旧唐书》的说法，热巴巾就在原州，如果维州事件惹怒了吐蕃，热巴巾御驾亲征，吐蕃军队势不可挡，长安危矣。
按《资治通鉴》的写法，吐蕃在原州在牧马，这件事已经几十年了，属于常规事件；吐蕃向东打关中，也打了几十年了，也是常规事件。
所以赞普在不在原州，就成了一个关键点。
热巴巾在原州，蕃军可能会爆发前所未有的战斗欲望，算比较大的威胁；
热巴巾不在原州，吐蕃从763年（唐代宗广德元年）以后，打了几十年都没打进来，为啥这次就能打进来？
公元831年，热巴巾在不在原州呢？
我们来看一份《全唐文》里收录的文献：
这份名叫《奏吐蕃交马事宜状》的文献，写成于828～834年之间，恰好在维州事件爆发前后。[2]
在文献里，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借吐蕃人之口，说出了吐蕃当时的政治状况，其文曰：“臣又见蕃中来人说云，其首领素已年侵，更兼心疾，不恤其众。连诛旧臣，差征无时，凶荒累岁。”
这里的“其首领素已年侵”，指的是热巴巾当政已经很久了。
热巴巾于817年上位，在公元836年，或837年遇刺身亡，到831年的时候，已经进入他执政的末期，确实称得上“素已年侵”。
“更兼心疾”指的是热巴巾身体很不好，很多政务都交给大臣处理。
“不恤其众，连诛旧臣”指的是吐蕃国内政局不稳，出现了明显的派系斗争。
“差征无时”指的是热巴巾全力弘佛，大量抽调劳动力兴建佛寺、供养僧人。
“凶荒累岁”指的是吐蕃内部连续遭遇灾荒。
把这些描述合在一起，吐蕃国内的局面很不乐观：
赞普身体不好，已经不能亲自理政；
政治势力开始相互倾轧，僧相贝吉云丹横死，热巴巾也倒在了斗争的路上；
弘佛事业已经走火入魔，对民力的压榨超过了极限；
至于吐蕃连续遭灾，目前没有其他资料证实，不确定是否属实，前面几条确定无疑是真的。
在这种情况下，热巴巾有没有可能亲自到原州来牧马？
肯定是没有可能！
还别说他身体允不允许，就是国内这写乱遭事儿，也不允许他跑到远离拉萨数千里之外的宁夏。
那么，唐朝有没有可能不知道热巴巾身体不好？
唐文宗在位25年，从826年干到了840年。
在此期间，吐蕃使臣每年都不止一次访问长安，唐使回访也达到了11次之多。[3]这些使臣都是要面见赞普的，热巴巾身体不好，瞒个一年两年或许有戏，连续瞒十几年根本就不可能。
再说，泾原节度使通过马市上的吐蕃人，都能打听到赞普身体不好，可见此事早就人尽皆知了。
牛僧孺作为当朝宰相有可能不知道吗？
满朝文武大臣有可能不知道吗？
唐文宗有可能不知道吗？
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牛僧孺瞪眼说瞎话，唐文宗也不吱声，大臣们也不吱声？
估计唐文宗心里也不想折腾了，所以牛僧孺表示反对的时候，他也就顺坡下驴了。
大臣们畏惧牛党的势力，又看到皇帝的态度也很暧昧，干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都不吱声了。
于是悉怛谋这倒霉孩子，就成了牛李党争的牺牲品。
那司马光在写《资治通鉴》的时候，为啥要删掉“闻赞普”三个字呢？
要知道，《旧唐书》成书于五代时期的后晋开运二年（945年），《资治通鉴》写成于北宋神宗的元丰七年（1084年）。
也就是说，司马光写通鉴的时候，《旧唐书》是重要的历史资料。
司马光在描述牛僧孺论点时，几乎用了《旧唐书》里的整段原文，唯独删掉了“闻赞普”三个字。
这是因为司马光是个坚定的挺牛派！
他在《资治通鉴》里也写了：“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仅能自守，久不为边患。”
这就是说，他自己也承认热巴巾身体多病，不能处理政务。
如果没有“闻赞普”这三个字，那么牛僧孺就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吐蕃人确实在原州牧马。之后的推断（蕃军三天就能打到咸阳桥），就算是错了，也不过就是失察而已。
皇帝征求意见，我表述了自己的意见，最终是皇帝做了决定。
就算错了，错了就错了呗！
承认错误，接受处罚，最多也就是免官、罚俸。
但如果有“闻赞普”三个字，性质就变了。
牛僧孺身为当朝宰相，明明知道热巴巾身体不好、明明知道吐蕃国内有那么多烂事儿。你还对皇帝说赞普在原州有可能造成巨大威胁。
这个事情的性质，就不是失察了，是欺君！
欺君是什么处罚级别，大家应该都懂。
不得不说，司马同学为了牛同学，可谓是处心积虑！
其实，司马光维护牛僧孺的地方还不仅这一处。
他自己都写了吐蕃“仅能自守，久不为患”，所以在评论维州事件时，特意避开了牛僧孺的第三个论点，而是大谈守信的问题。
估计他也知道，三天打进长安不符合当时的情况。
其实，吐蕃后期军事乏力的情况，后世史家都看得很清楚。
明朝人费元禄在《甲秀园集》里就明确说道：“长庆之役，岂其罢兵息民？南困于南诏，比摧于回鹘，力不支而为之耳。”
“力不支而为之”就是长庆会盟能快速达成协议的原因。
牛僧孺作为当朝宰相，又曾经参加过拉萨的会盟大典。
他在这个节骨眼上说出这种话，很难不让人怀疑他的目的性。
司马光这种级别的大咖，《资治通鉴》这种级别的史料，写的历史都有这么明显的倾向性。
中国的历史记载，还能相信吗？
“中国历史不可信”这种话，在网络空间经常能听到，在我的读者群里也有小伙伴说过。
中国史的地位，不光是研究中国境内各族群历史的基础，它还是整个东亚历史的锚点。
很多周边国家在写自己本国历史的时候，都会参照中国史料的记载，甚至很多国家的古代史干脆就是用汉文写的。
如果中国历史不准确，那整个东亚的历史都漂移了。
但我们刚才也说了，司马光这种级别的存在，都这样有取舍的使用材料，都有这么明显的倾向性。
那中国史的记载，还可信吗？
这就是老布以前说的，要如何对待史料的问题。
不管是多大的咖位、不管是在什么时代、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也不管是用什么文字。
只要笔碰到纸的一瞬间，倾向性就已经出现了。
完全没有倾向性的史料是绝对不存在的，只要是写东西，就一定有倾向性。老布给你们讲吐蕃史，我一样有倾向性。
所以，当你们跟我说《通俗西藏史》写得好的时候，我经常会说：“看看就得了，千万别当真。”
可能你们觉得我是谦虚，其实我的意思是你们千万别以为，我写的就是真的，就是历史的原貌。
其实我写的，只是我觉得是真的！
至于是不是历史的原貌，我也不确定！
我们看历史要尽量多看资料。
看的资料越多，越容易形成自己的历史架构。
有了这个架构，能主动感知当时的社会背景，你才不会被史料带到沟里去。
史料所能代表的，仅仅是写史料那个人的个人想法。
你要是就看过这一本史料，那完了，他的想法就是你的想法。
你多看资料，才能从各种想法里甄别出哪个更靠谱，哪个是胡扯。
这就是史料可信，还是不可信的答案！
这个答案不是史料可信，还是不可信。
也不是这个史料可信，那个史料不可信。
而是你能不能甄别史料！
牛同学的发言，咱就算分析完了。
讲得有点太细了，篇幅超过了老布的预期。
李同学的发言，咱们下期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