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发飘飘、打扮精致的奕霖（化名）穿着小套裙，踩着高跟鞋走在自家制冷设备的工厂车间时，仿佛写字楼的白领突然穿越而来。这家工厂年产值上亿，厂内机器声震耳欲聋，粉尘飘扬，工厂围墙外是农田。奕霖和这个环境显得格格不入，但她却是这个工厂的二代接班人。每天她都要从上虞城区开车到汤浦的工厂，路上接近50分钟，在工厂工作一整天，灰头土脸，回家后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健身。第二天，她又要来这里和爸爸一起“看”厂。
“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我说毕业后想去大厂工作。我的目标是阿里，但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大厂很‘卷’，我可能一进去就是打杂的，学到的东西可能也很有限，除非我真的打算一辈子就留在那里了。”奕霖最后决定，回厂子，回到父亲身边。
在奕霖家工厂所在的浙江绍兴上虞的汤浦镇，她是鲜有愿意回家继承工厂的年轻人。上虞铜业商会秘书长徐立新告诉银柿财经一个数据，在汤浦这个有着120余家铜管厂的小镇，企业主平均年龄在60岁左右，愿意接班的二代仅10%。
传统制造业、亿元左右的产值、百名左右的工人，类似体量的工厂在浙江的乡镇间数不胜数，像奕霖这样的“厂二代”却少之又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生代的意愿、能力和选择，将决定一家小企业的生死。面对传承困境，徐立新表示，目前大家都没想到有效办法。
看合同、看账本、组织年会
“我家的厂子如果做服装或美妆之类的行业，我肯定会很乐意接。”在和银柿财经聊天的时候，奕霖冒出了好多次这句话。和很多“厂二代”一样，奕霖在新加坡、英国的名校读了工商管理。在她看来，制冷设备工厂和自己完全不搭边。“如果是做服装，我感觉自己的一些时尚眼光可以派上用。”
但审美在这一堆铜管机器中派不上用场。来到工厂后，奕霖才发现管理一个工厂远比打工难。“别人都叫我‘小老板’，但心里其实根本不服、不信任你。”奕霖想推进数字化改革，老师傅们不配合，“数字化改革不是简单地上机器，而是要他们从内心去认同去理解”。面对一批在岗超过20年的员工，“哪怕是看到一些他们做得不好的地方，你也没办法说”。
奕霖想从做内销开始学起，因为内销是现在工厂非常重要的部门。厂里那些资历很深的销售人员表面对她客客气气，却不会有人来指出“小老板”的问题，没有人真正给她做老师，“这个身份在这里变得有点尴尬”。
在厂里看到了很多问题，奕霖不知道如何解决，“管理层”都是亲戚，而她只是一个晚辈。“我的二伯、叔叔、姑姑、姑父，我的舅舅、舅妈，全都在这里，有些话很难说。”
不仅和周围人相处变得很难，作为女儿，奕霖发现跟老板/爸爸要钱也变得难开口。“前八九个月一分钱工资都没有，财务、行政、送资料，啥都干。”但相比于没工资，奕霖更无奈的是，当她向父亲反映工厂的问题时，父亲会找理由驳回她的意见。
“我老爸获取信息只是单方面，我觉得我是我爸的眼睛，能发现一些他看不到的问题，但是他竟然不信我。”这对奕霖来说是个巨大打击。她有点生气：“我对他说，这个厂子里，只有我才是全身心地为你好，完全站在你这边。”说完这句话，奕霖发现，爸爸竟然眼眶有点红了。
困惑不解的事太多了。奕霖对银柿财经甩甩长发，笑着说：“我这么小，现在居然有了很多白发。”这些难题，没做过“厂二代”的人很难理解或者代入。奕霖曾经和朋友提起自己做的事，比如看招聘合同、看账本、组织年会，朋友开玩笑说：“你能不能干一点让你可以让你成长的工作。”
说到这里，一直在旁边陪着奕霖接受采访的父亲——一位年过六十的绍兴企业家突然插话：“这些工作对工厂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曾经因为没顾得上和工人签订劳动合同，支付了很多赔偿金。年会对提升公司士气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更不用说看账本了。”
接班？想又不想，想又不敢
27岁的陈雨（化名）是杭州一家国有保险企业的产品经理，肤色白皙、打扮精致、气质优雅。大概只有陈雨的MBA同学知道，陈雨的父亲在余杭有一家经营了二十多年的铸造工厂。“最厉害的时候，整个杭州的窨井盖都是我们家生产的。”说到这点，她颇为骄傲。
厂里长大的她到现在都记得机器运转时刺耳的噪音、油腻的元器件和粗布工作服。“太熟悉了，小时候就经常在厂里写作业。”也正是这份熟悉，让她有点抗拒回去。
陈雨有姐姐、有弟弟，按理说，她不应该是那个考虑接班的人，但现实在逐渐逼近。“弟弟学医，人在新加坡，姐姐做的是营养食品研究。爸爸已经六十多岁了，家里三个孩子，没有人有意愿来继承这个厂。爸爸有说如果没人接，厂子就要关。”她心里有个声音在说，“厂关掉还是很可惜的。我妈说起过，现在一个月营收有上千万。”
但陈雨对接班很犹豫。除了对工作环境和行业的不喜欢，陈雨觉得更难面对的是客户。“客户都是和爸爸差不多年纪的人，和他们在一起有压迫感。”更深层的原因是对自己能力的担忧。陈雨家的工厂已经从杭州搬迁到安徽，2024年5月在安徽正式开炉。工厂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数字化升级，“我不知道自己行不行”。
这些年，陈雨虽然一边做着普通打工人，说着“我不想回去”，一边却很实诚地在做着准备。陈雨学了15年的民族音乐，研究生却读了海外大学的商科。“学民族乐器的真的很难找工作，我还是决定读个商科，现在我还在读浙江大学MBA，也是想看看能不能为爸爸的工厂积累一点资源。”有一天，陈雨听一位MBA的师姐台上发言说，要成为新一代女浙商，她有一种触电的感觉。“我觉得这句话很燃，真的点燃了我。”
接班十年后，儿子说想去国企打工
陈雨知道，要接手一个企业，需要准备的实在太多了。但很多时候，当企业家和二代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有人抬脚迈进工厂，也有人转身离开工厂。银柿财经在企业采访时听到厂长们闲聊，附近有家工厂的孩子回来接班，干了两三年又跑了，“听说去教培行业做老师去了”。
“现在厂子的希望寄托在孙子辈。”朱江（化名）的一句玩笑话道出了他的无奈。鼎盛时期，全省各地上千所学校的学生校服都来自朱江的工厂，但现在业务量和范围在逐渐缩小。他最近开始盘算，等干不动了，工厂就出租给别人当仓库吧。
朱江的儿子已经近中年，大学毕业后便跟着他在服装厂，干了快十年。“但我儿子最近和我说，想到国企去找个事情做，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儿子回到工厂后，朱江常带着他跑业务、拉单子，逐渐发觉儿子不是生意场里的那块料。“饭桌上说话很重要，怎么说，怎么谈，他有时说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做生意，还是要看是不是这个料。”这十年，由于校服生意竞争日益激励，朱江原本想依靠之前积累下来的客户资源，转型做学校实验室装备，也没有做起来。
朱江打趣道，“现在我对儿子就一个要求，我现在六十多，再努力守着厂干十年，他们必须多生孩子，生三个，希望有一个能接手的。”
已经拥有自己的成熟品牌、和妹妹一起在温州开服装厂的沈女士，也曾打算让儿子回来接班，儿子确实也听话回来了。“但是跟父辈理念不同，经常产生冲突，干了没几年就放弃了。”沈女士说。
传不下去的小企业该怎么办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企业家学院副院长、浙大城市学院创业与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朱建安告诉银柿财经，当下经济处在缓慢复苏的过程中，父辈经营都很困难，二代接手的意愿就更低了。
浙商博物馆馆长、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副院长杨轶清教授在接受银柿财经采访时直言，第一代浙商大都已经五六十岁甚至六七十岁了，解决传承问题迫在眉睫。企业家要传承的，一是企业家精神，更重要的企业家能力。从实践经验看，传承越早越好，越早接班，二代所缴的“学费”就越少。企业规模大或者已经上市，相对来说传承的压力就会小，但是大量的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谁来接班，是个严峻的考验。
“两代人的观念有分歧是很正常的。这个时候，除了二代要尊重父辈的创业精神和经验等等之外，父辈要有向二代们学习的心态。这个对父辈来说是很难又很关键的。他们之间往往缺乏有效的沟通方式。”
杨轶清表示，这时候需要第三方，比如政府、协会、智库等，来承担桥梁功能，化解中小企业传承的痛点，给一代和二代做指引，助力浙江中小企业的传承。
如果二代实在不愿意接班，这些企业将来是否会走向关门歇业？
朱建安认为，在子女没有意愿也缺乏能力的情况下，职业经理人团队或是可以考虑的选择。朱建安特别提到，与其说是培养二代，不如说是培养二代领导的高管团队。如果企业家子女能够成为负责任的股东、有掌控企业方向用人识人的能力，具体管理职责可以由职业经理人团队完成。
银柿财经采访过程中，有民营企业家表示，自家企业规模较小，没必要找职业经理人。对此，杨轶清认为，现在浙江中小企业所面临的主要困境是，儿女不愿意接班或者接不了，而交给“外人”往往又不放心，权衡之下，或者是让儿女勉强接班，或者无奈之下，选择把工厂转让掉。
另外，如果没有长期激励机制，真正的人才也留不住。杨轶清提出，或许日本家族企业的“养子模式”可以借鉴。“从自己的团队里培养接班人，给他股份，把他/她视为干儿子/女儿，这或许能兼顾接班人社会化和控制权家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