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书争议
《山海经》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今本《山海经》共卷，由《山经》和《海经》两部分组成。《山经》依次分为南、西、北、东、中卷；《海经》依次分为海外南、西、北、东卷，海内南、西、北、东卷，大荒东、南、西、北卷和《海内经》卷。《山海经》全书仅三万一千多字，却包含了地理、历史、民族、神话、宗教等诸多内容，是研究我国上古社会的珍贵文献。
关于《山海经》的成书时间、地点和作者，目前学界仍未有统一的观点。刘秀在《上〈山海经〉表》中说道：“《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王充《论衡别通篇》云：“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所不至，以所见闻作《山海经》。”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云：“（禹）与益、變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朱熹《楚辞辩证》：“大抵古今说《天问》者，皆本此二书（《山海经》、《淮南子》）。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书本皆缘解此《问》而作，而此《问》之言，特战国时俚俗相传之语。”
近人袁河认为：“《大荒经》四篇和《海内经》一篇成书最早，大约在战国初年或中年；《五藏山经》和《海外经》四篇稍迟，是战国中期以后的作品；《海内经》四篇最迟，当成书于汉代。它们的作者都是楚人——即楚国或楚地的人。”孙致中认为《山海经》“最早的编著者是西周时的殷遗巫师……历东周、春秋战国，数百年间的巫师们对它的内容进一步充实、丰富，秦汉时的文士们对它又有所增饰”。
综合上述各家的观点，笔者认为《山海经》的初步编著时间大致在春秋战国，但秦汉时期又有所增饰。《山海经》的整个成书过程应该包括其潜在的准备时期，这个准备时期即是《山海经》所述内容在民间的产生和收集整理时期。在时间上应追溯到春秋战国之前的夏商周时期。《山海经》所反映的人文、社会、历史等信息则又应追溯到更早的远古时期。另外《山海经》在秦汉时又有所增饰，因此其神怪形象的生命意识研究在时间范围上应包括整个先秦至汉时期，但重点在先秦。
性质争议
《山海经》丰富的信息量和著作风格给它的性质带来了诸多争议。性质争议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解读是《山海经》众多研究领域中数量最庞大的部分。世纪之前，《山海经》的性质争议主要有以下三类。
刑法家之书。《汉书艺文志》将《山海经》作为刑法家之首和《国朝》《宫宅地形》《相人》《相宝剑刀》等列在一起。《汉书艺文志》对此分类解释为：“刑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地理之书。汉代刘秀最早把《山海经》列入地理类。刘秀在其《上〈山海经〉表》中指出：“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锁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疏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隋书经籍志》把《山海经》列为地理类和《水经》《黄图》《洛阳记》等放在一起。随后的《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王务臣的《崇文总目》、尤袤的《遂初堂书目》等也把《山海经》列入地理类。
小说。《四库全书总目》把《山海经》归入子部小说家类。“书中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故《道藏》收入太元部竞字号中。究其本旨，实非黄、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
世纪以来《山海经》的性质争议又新增了以下几种观点：
巫书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山海经》今所传本十八卷，记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祀所宜，以为禹益作者固非，而谓因《楚辞》而造者亦未是；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然秦汉人亦有增益。”学界有不少研究者追随鲁迅先生的“巫书说”观点，如孙致中的《〈山海经〉的性质》、翁银陶的《〈山海经〉性质考》这两篇文章在谈论《山海经》的性质争议时皆偏向“巫术说”。
神话说。茅盾在其《神话研究》中认为《山海经》“大概是秦末的喜欢神话的文人所编辑的一部杂乱的中国神话总集”。继茅盾首提《山海经》的“神话说”之后，袁河是力挺《山海经》“神话说”的又一人。他认为“《山海经》匪特史地之权舆，亦神话之渊府”。在袁河先生的引导下，学界不少研究者幵始致力于《山海经》的“神话说”研究。
信史说。近二十年来，学界也兴起了《山海经》的“信史说”风潮，如王大有的论文《〈山海经〉是上古史书》就认为《山海经》是研究我国上古社会的综合性通史著作。张岩的《〈山海经〉与古代社会》—书则是这方面研究的典型著作，被广大研究《山海经》“信史说”的作者借鉴。
上述《山海经》性质的多种争议反映出《山海经》是一部意蕴丰富的古籍，它具有从多种角度解读的可能性，也就具有多重阐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