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7日,余秋里正因病在广州休养。

“老人家病情严重,你赶紧来一趟北京。”

当天,老战友王震突然给余秋里急电说道。

听了王震言外之意的余秋里不顾医生劝阻,当即动身前往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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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何,遗憾才是世间常态,纵使余秋里紧赶慢赶,但还是迟了一步,下午余秋里刚下飞机,便得知,老人已在上午病逝了。

悉闻事实,余秋里瞬时眉头紧蹙,随后抬头望了望天,叹然道:

“走了也好,走了也好。”

这个老人不是别人,正是和余秋里私交甚密的周总理,二人相识数十载,并肩作战数年,情谊早已深入彼此的内心。

当今,周总理离世,余秋里却极为坦然,这又是为何?

临危受命

石油相当于一个国家的血液,任何国家想要健康发展都离不开它,50年代初,由于我国刚刚恢复和平,百业待兴,但我国的石油资源极为紧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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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数据,当时我们国家的石油短缺达到了60%,而西方国家为制裁我们国家,严词拒绝了我们的“石油引进需求”不说,还对我们实行了经济封锁。

苦于现状,长安街上一度出现了“公交车背着煤气包”行驶的现况。

部分地方的汽车甚至还烧起了酒精、木炭,毛主席戏称这种现象为,“车无油”。

但实则,我们国家的石油资源是极其丰富的。

只是,碍于地质勘探能力弱,再加上负责石油开采任务的团队能力相对欠缺,众人虽付出了诸多努力,但终没有取得什么突破性的成果。

到1949年,我国的石油产量只有12万吨,其中5万吨还是人造石油,这对于急需石油资源带动整个工业化发展的新中国来说,实属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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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尽快找到一位有力的领导人,加强我国的石油工作成了当下的第一要务。

几经搜寻,中央方面仍未有满意的结果之际,彭老总找上了正为此事忙得焦头烂额的周总理。

“我看余秋里就挺合适的。”

彭老总如此言语,周总理瞬时豁然开朗:

“是啊,我怎么没想到余秋里呢。”

余秋里,16岁参加革命,在军中以年轻,却颇有胆识、见地闻名。

参加革命不久,同期战友还在战场上浴血杀敌,余秋里便早已凭借着红军反“围剿”战中,妙计活捉敌纵队司令员张振汉一事,声名远扬。

解放战争中,余秋里善于根据不同的战斗环境,制定相应的战术,发明了包括“三查运动”在内的多种战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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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知事情始末,毛主席对余秋里大肆夸赞了数次不说,还将其推广至了全军。

而开采石油一事,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位有胆识、有气魄的领导。

周总理当即找上了余秋里,不想,事情进行得远没有他想象中顺利。

接到通知后,思量一番,余秋里以“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恐耽误国家大业,国家一定会找到更合适的人选”为由,谢绝了周总理的力邀。

好在之后毛主席及时出面,一番语重心长,这才扳回了余秋里毅然决定让位的决心。

“工作经验是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期间你有什么困难,尽管和组织提,组织一定会全力帮助你,眼下我们国家急需石油,还是需要我们的同志多付出一些的。”感慨于毛主席为国为民仁心的同时,余秋里也有自己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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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势必是一件繁重的任务,过去数十年,先辈们几经努力,也不过才开采了十几吨。

余秋里担心自己无法胜任这一要务,但遇难而退不是中国干部的风骨。

思索数日,最终,担当战胜余虑,余秋里主动向毛主席请了愿,“我去石油工业部。”

梅花香自苦寒来

1958年3月1日,余秋里到任石油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先前的领导李聚奎退居后位,辅佐余秋里。

隔山如隔山,为尽快入门,余秋里先是去拜访了地质部长、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从李四光那里,余秋里了解到了大量石油地质方面的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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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聪慧之人,由点及面,很快,余秋里便断定,我国石油开采量上不来,相关技术欠缺是其一。

最为根本的是,眼下我国地质勘探能力太弱,无法有效界定石油资源所在的具体位置。

方向明,谋事专,为解决这一问题,余秋里当即召集了数十位地质部、石油部的专家,共商此事。

一番集思广益,唇枪舌战过后,让余秋里为之一振的结论跃然纸上,“我国东部地区可能蕴藏着大量的石油资源。”

时不我待,余秋里当即率众前往东部地区,事情进行地顺利,也不顺利。

辛苦数月,众人在此处确实发现了油田,并且还一连发现了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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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大家还没来得及为这来之不易的结果欢呼,便被残酷的现实打懵了。

“这三个地方都有原油,但我们还没怎么开采,石油就见底了。”

付出但没有得到成果的挫败、失落感,余秋里在战场上体验过无数次,但从未像这次这么无力。

“国家急需石油,我却把事情办成这个样子,我觉得我辜负了国家和人民对我的信任。”

即便事情过去多年,再回忆起当年的那一幕,余秋里仍颇感愧疚。

之后要不是毛主席及时出现,给余秋里打了一针强心剂,后面的路到底该怎么走,余秋里实在是不知道。

“开采石油期间遇到困难是肯定的,只要大家不气馁,不放弃,坚持下去,一切就都有可能。”

悉知事情始终,毛主席主动找上余秋里,宽慰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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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这番话,犹如一团希望之火,又重新燃起了余秋里决定和石油开采困境对抗到底的决心。

简单收拾了下事态,余秋里紧急召集众人,开始了下一轮的“探油规划”。

结合上次的经验,又积极讨论数日,最终,众人将目标地定在了东部地区的松辽盆地。

为避免重蹈上次的覆辙,正式开采前,余秋里又带领众人仔细研讨了数日。第二次得到的结果和第一次的完全一致后,简单休整数日,余秋里带领团队启程前往了松辽盆地。

好在结果还算理想,不分昼夜,拼命苦干数日,众人在地质浅钻中发现了油砂,发现油砂,便证明,这个地方肯定含油。

欣喜于众人付出暂时有所得的同时,余秋里又随之为一个问题苦恼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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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这个地区有石油,那便意味着,接下来团队要在这片土地上大干苦干,以尽快开采出地下的石油。

开采石油,少说也需上万人,但眼下,他手上根本没有这么多的人手。

为尽快解决这一问题,余秋里开始到处奔波。但因国家正值建设巅峰时期,各个部门都需要人手,余秋里虽求助了诸多人,却都没有得到什么回应。

问题归问题,但行动还是必须得进行下去。

“涉及国家大计的事情,我们不能耽误分毫。”从接下石油开采任务的那一刻,余秋里便笃定道。

余秋里又随即踏上了求助之途,不想,努力却始终毫无所得才是世间常态,几经求助,余秋里仍旧一无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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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的路,到底没有白走的,就在余秋里仍在苦苦思索破局的方法之际,周总理找上了他。

“需要多少人,你给我说。”周总理着急询问余秋里道。

“三万人就够了。”惊讶于周总理竟会主动找上自己的同时,余秋里当即应答道。

“立即给石油部调三万退伍兵。”随后,周总理一声令下。

来之不易的惊喜击得余秋里手足无措,本想郑重感谢周总理一番的余秋里念及当下事态紧急,强压下心底的感激之情,当即开始部署开采石油的后续事宜。

4月27日,松辽盆地石油开采大会战在萨尔图草原举行,只是,彼时的余秋里断没想到,也就是这一举行,竟会开创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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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着前面的铺垫,再加上后期技术到位,开采石油的工作进行地远比余秋里想象中顺利。

单日开采量远高于第一次不说,最为根本的是,随着开采工作的进行,该地区的石油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越发增多的迹象,如此便意味着,该油田极有可能是一块特大油田。

但考虑到开采工作远没有结束,为避免最后又是一场空,余秋里心底虽欣喜难耐,但终没有做些什么,只是一昧全身心扑在开采一线,指导着石油开采工作。

到1964年,因选址正确,再加上数万人大干苦干,我国的原油年产量达到了500多万吨,四大类石油产量达到了437万吨,至此,我国已基本实现了石油自给自足。

据相关数据,1964年,我国的石油自给率达到了88.3%,这和我们最初的,60%的石油紧缺率,可谓一个天,一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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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欣喜的是,该地区的石油产出量仍在源源不断增加,而这片油田不是其他,正是“养活”了整个中华民族,乃至日后名震世界的大庆油田。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总理对余秋里等人的辛苦付出给予了高度赞扬、肯定。

“因着余秋里等同志们的辛勤努力,我国的石油开采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眼下,我国各方面建设所需的石油,基本上都能自给自足了。”

感恩于周总理及时伸出援助之手的同时,昔日,众人辛勤付出的一幕幕又逐渐浮现在了余秋里眼前。

石油是每一个国家都十分看重的自然资源,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地质学家就曾多次到东北地区进行过地质勘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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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前期准备工作不足,技术不到位,日本方面虽付出了诸多努力,但始终一无所获。

为此,刚发现大庆油田时,为防止消息泄露引来日本方面,余秋里积极响应国家保密政策,对内对外都宣称该地区为“农垦场”。

保守秘密的每一天,余秋里无不是在心惊胆战中度过。

好在最终结果很是理想,开采石油期间,得益于余秋里守口如瓶,及对部下强调关于大庆油田的消息,民众不知分毫。

平日里,他们住的是“干打垒”住房。所谓“干打垒”,即该房间的门窗和房檩用木材搭建,周围墙体则都用泥土夯实垒起来。吃的是自己在大荒原上种的高粱米饭、蔬菜。

难是难,但好在一切他们都挺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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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启程

结束也是开始,就在余秋里准备进一步在石油领域大展身手的时候,一纸新的调令打乱了他之后所有的安排。

鉴于余秋里在石油领域出色的工作能力,毛主席决定调任他到国家计划委员会,担任第一副主任。

全然意料之外的安排打地余秋里措手不及。碍于国家计划是个综合部门,工作内容繁杂,且自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也不具备相关的经济学知识。

为此,对于当天找上他,告知他这一安排的周总理,余秋里焦急回应道:“不行,我担心自己做不好这项工作。”

不想,周总理非但没答应他,反而直言,“工作经验都是积累出来的,前期你需要什么,你尽管提,我一定尽全力支持你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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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周总理之所以如此言语,是因为他断定,余秋里定能担得起这份大任。

执掌国家计划委员会,该领导人需具备一定经济学识,但比起经济学识,该领导人更需具备一股不惧万事的“狠劲儿”。

而这一点,周总理就曾在余秋里身上亲眼“见证”过。

1936年3月,长征行至云南乌蒙山区,时任十八团政委的余秋里奉命率部截停大部队背后穷追不舍的国民党军队。

前期,因余秋里部署有力,我方战士配合默契,交战数次,我方捷报频频。就在所有人以为事情会一直这么下去的时候,危急情况突发而至。

“团长,快卧倒。”本应在后方部署战斗的余秋里倏然冲出,拉着团长就往地上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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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好坏参半,因着余秋里的舍命一搏,团长安然无恙,但余秋里的

左臂却因此严重负伤。

子弹正中余秋里的左臂,因穿透力过大,余秋里的左臂被完全击穿,皮骨炸裂,整条手臂血肉模糊。

惊魂初定,之后随着团长的追问,在余秋里的讲述下,刚才危急的一瞬间又瞬时展现在了众人面前。

原来,当时余秋里正在观察对面的地形,以进行新的军事部署。

刚低下头看地图的工夫,再抬头,再看,对面山坡的制高点上竟有一名敌军狙击手正瞄准着团长。

顾不得其他,余秋里当即跑上前去,提醒团长危险的同时,一把拉过了团长,团长有惊无险,而他自己却躲闪不及,被子弹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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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骨的疼痛刺激着余秋里的每一根神经,奈何当下事态紧急,为不耽误大部队正常行军,余秋里强忍下剧痛,简单包扎了下伤口,便又转身投入到了战斗中。

而这一忍,就是整整192天,直到9月抵达甘南后,因拖延时间过长,余秋里的伤口溃烂严重,恶臭频发。

医生坦言,左臂已没有再留的必要,且再留肯定会危及生命,不得已之下,余秋里才做了截肢手术。

实则,也不是余秋里想忍,是他不得不忍。

行军途中,部队缺医少药,别说做手术的相关器械了,部队就连最基本的麻药也没有。

碍于现状,余秋里是忍也得忍,不忍也得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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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无论多疼,多难,余秋里都没抱怨过,为止痛,余秋里直接拿凉水往伤口上浇。

痛意再次来袭,便再浇,重返往复,直到最后连凉水都拿他的伤口没了办法。

念及革命大业尚未完成,痛失左臂,余秋里固然心痛,但终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一昧隐忍着。

敬佩于余秋里钢铁般意志的同时,战士们当即为他起了一个别名,“独臂将军”,自此,“独臂将军”便成了余秋里的专有名号。

实践是检验所有事物的唯一标准,而之后的事实则证明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这一决策是有多么英明。

继往开来

念及国家当下确实需要有力的领导人,自己也属实心系民众,余秋里心底虽很是忐忑,但还是接下了这一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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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之后的路远比他想象中难走。

工作过程中,繁杂的项目,工作的忙碌,这些余秋里都能忍受,真正让其无法忍受的,当属计委内部部分陈旧,严重阻碍国家发展的规章、计划。

时代在进步,民众的需求在变,为让国家计委更好地为民众服务,余秋里在组内提出,“我们需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一些新的计划。”

余秋里本以为自己定会“收到”不少异议,且已做好了和组内成员辩驳的准备,不想,成员们非但没反对他,反而很是支持他的提案。

也就是在这时,余秋里真正意识到,自己当初的那一决定是有多么正确。

原来,刚上任时,余秋里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先是组织成立了一个“计划参谋部”,主要负责抓大的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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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计划参谋部”时,上级建议他从其他单位调选人员,但余秋里却坚持认为,该小组的成员需从国家计委中选取。

至于原因,“隔行如隔山,肯定还是我们国家计委的同志更为熟悉计委工作。”

回顾始终,也正是因着他当初的那一坚持,当今事情才会进行地这么顺利。

提案一致通过后,余秋里根据实际状况,编制了一项新的“三五计划”。

所谓新的“三五计划”是指,余秋里将之前安排投资的农、轻、重顺序转变成了重、农、轻顺序。

因余秋里指导有方,组内同志们行事利索,很快,该计划便取得了初步成效,之后,余秋里又根据实际情况做了新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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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改革期间,苦是苦的,累也是累的,但好在周总理一直在背后支持着余秋里的工作。

“期间,我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会及时找周总理,周总理不管多忙,都会抽出时间帮我。”

即便过了多年,但回想起当年二人并肩作战的那一幕幕,余秋里仍感慨道。

而这一帮就是整整十年的时间,如果说,在国家计委工作期间的经历让余秋里对周总理感激备至,那么之后“特殊时期”的那件事,可谓彻底坚定了余秋里决定终身追随周总理的决心。

特殊时期,余秋里也受到了波及,就在余秋里以为自己一定会受到惩处的时候,周总理及时站了出来。

“无论是开采石油,还是抓国家经济建设,余秋里都付出了很多,且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余秋里肯定是要保的。”

因着周总理的庇护,余秋里转危为安,得以进行之后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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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激周总理对自己力保的同时,余秋里将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国家经济建设中。

1975年,因其成就突出,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在周总理的提名下,余秋里被提拔任命为了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家计委主任。

奋斗多年,终于取得了一点成就,但余秋里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欢喜。

遗憾才是常态

因操劳过度,彼时,周总理的身体已严重抱恙,余秋里心痛欲裂,却又无能为力。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过数月,余秋里也因病住进了医院。

人在医院,心在总理身上,住院期间,余秋里时时记挂着周总理,唯愿总理能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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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事与愿违,不过数日,当他得知周总理的消息时,竟已是其病重之际。

1976年1月7日,正在广州休养的余秋里倏然接到了老战友王震的电话。

“老人家病重,你赶紧来一趟北京。”

听出了王震言外之意的余秋里,力驳医生让他务必留在医院治疗的提议,当即动身前往机场。

但一切都来不及了。余秋里下午刚下飞机,便被告知,周总理已在上午病逝了。

愕然的现状击得余秋里心如刀绞,悲从心上来,顾不得周围众人,余秋里瞬时泪如雨下,“我还是来迟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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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何,事已至此,悲痛之余,余秋里亦释怀道:

“也好,走了也好,走了就不用再受病痛折磨了,他为新中国付出了太多。”

1月10日,余秋里拖着沉重的病体参加了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

告别仪式上,因太过悲痛,余秋里崩溃大哭,一度连路都走不稳,最后是在几个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走完了全程。

事情好过去,但回忆难消,日后每每回忆起周总理,余秋里便心痛难耐,“没有周总理,也便没有今天的我。”奈何,往事不可追。

1999年2月3日,余秋里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走完了他光荣而伟大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