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了一件事，让很多人反感。
南方医科大学的一名医学老师，在临上课前，发现诊室里的一名患者疑似脑出血。
因为紧急处理病情，导致上课迟到29分钟。
校方得知该情况后，不仅没有给予理解，反而将其认定为重大教学事故。
该老师被扣除5月份的奖金，约2000块的工资，同时被取消本年度评优资格。
有记者问校方的处罚行为是否合理？
可校方却以套话式的公关话术回应：
“因为耽误课了，我们对她进行了处罚。
作为一个医生，要处理好教学与医疗的工作。
我们是有一整套管理体系的。
这已经是最轻的处理方法，已被当事人认同。”
事后有人爆料，举报人正是与该老师朝夕相处的学生。
这名留学生在了解到具体情况后，仍选择背刺老师，让人不齿。
患儿的命和一堂课相比，到底孰轻孰重？
有人说：
“校方的校训是‘博学笃行，尚德济世’；
这次的处理结果与校训极为不符。”
也有人调侃说：
“马上就要填报志愿了，南医大以一己之力，让广大考生望而却步。”
还有网友吐露了众人的心声：
“这个老师是个好人，不能让好人寒心。
如果大夫没有人性，那世界该多可怕。”
尽管不想承认，但此种”可怕的事实“，其实就在我们身边上演过。
为什么医生不敢“主动救人”？
19年3月的一个中午，在柳州至南宁东的一列动车上，一位乘客身体极度不适。
在车内广播的一遍遍播报声中，陈医生主动请缨，前去查看病情。
根据患者的症状，陈医生判断他是胃肠功能紊乱。
在吸氧过后，又服用了藿香正气丸，患者的腹痛慢慢得以缓解。
本来一切皆大欢喜。
陈医生妙手回春，是救死扶伤的好榜样。
患者病情稳定，可以等到车站停靠就近复查医治，恢复健康。
可奇怪的事情来了。
就在陈医生准备返回自己车厢时，他被列车乘务员叫住。
他们要求陈医生出示医生证。
陈医生表示自己没有携带，列车乘务员又提出查看其身份证和车票、拍照存案。
除此以外，她还被要求书写一份情况说明并签字。
陈医生按照要求一一配合，但事后回忆起来，仍然觉得不舒服。
自己明明是在见义勇为，为何却要被当成犯罪嫌疑人一样遭受盘查？
列车员此番操作，明显是为了撇清关系和责任。
一旦患者出现任何不良反应或性命之忧，患者家属上前讨说法，就可以通过这些白纸黑字，让自己置身事外。
作为医生，治病救人自然没错。
但就怕患者的身体突遭变故，否则就会摊上责任，有理也说不清。
还记得两年前的”除颤仪事件“吗？
一个老人突发哮喘，叫了120，自己叫的120没到，邻居叫的120赶巧到了。
老人家属与邻居协商，让自家老人先用救护车。
但120救护车拒绝打破规矩，也拒绝借用车上的除颤仪。
患者家属眼看借不到，拿出手机拍视频，想以此借助舆论施压。
写到这里，可能有人不禁要问：
“为什么这位救护车上的医生，不肯救助眼前的病人？”
要知道，看似简单的救助，其实背后的问题十分复杂。
车上有备用的除颤仪吗？
应该是没有。
除颤仪借给老人后，是用几分钟，还是几十分钟？
能够确保及时归还吗？
假如借出去，老人正在用，可到了该发车的时间，你总不能上前去抢吧？
那无异于杀人。
可是，如果不能确保及时归还，一旦在通往医院的路上急需除颤仪，邻居家的患者有了三长两短，借助除颤仪的医生一定会摊上责任。
所以，这位医生选择了最稳妥，最不可能承担事故责任，也同样在大家眼里十分冷血的做法：
摇上车窗，不予理会。
从制度层面讲，法律不保护医生在非医疗环境下的行为。
现实中，一个有着基本判断力的医生，大概率是不会主动现身，承担责任的。
如果贸然出手相助，却对患者造成伤害，患者家属完全可以起诉医生。
一个医生历经寒窗苦读，做了无数的实验写好论文，好不容易进入一家医院。
在医院里作为助手实习一两年，终于成为正式的医生。
却因为一次见义勇为，很可能被患者家属纠缠不休，声名狼藉，甚至倾家荡产，被吊销执照。
你说从医生的角度讲，这又是何苦呢？
我们口口声声说医生是白衣天使，身上负有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
却忽略了他们背后艰难的选择。
也忽略了他们也是人，也要有自己生活的权利。
因此，出现一位见义勇为的好医生，那是十分珍贵的存在。
是这个社会的福报，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福音。
所以，回到南方医科大学不近人情的处理方式，也难怪有那么多人表示反感。
生命至上，还是规则至上？
美剧《良医》中有一段剧情：
美国某一州，共有约1000名患者等待肝脏移植。
为了保证供体匹配度较高，手术成功率增加，医院规定：
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6个月内不能饮酒、不能吸烟，一旦被发现将失去资格。
这一天，肝脏移植的名额，终于轮到了一位普通家庭的黑人父亲。
但因为在女儿的毕业典礼上饮了一杯香槟，违反医院的规定，失去移植肝脏资格。
医院认为，如果为他手术，就是对其他999名患者不公平。
但转眼间，获得移植的资格落在了医院的一位VIP客户身上。
这位客户的来头可不简单，他正是这家医院的重要资助者之一。
他无视规定，6个月内不断地抽烟，却依然保有移植资格，成功进行手术。
你看，普通人总是被规则束缚。
社会资源多的人，却可能视规则于无形。
今年年初的电影《第二十条》中说：
“法律，应该让犯罪的成本更高，而不是让好人出手的代价更大。”
同理，规则的出现，应该是让社会资源较多的人，破坏规则的难度更大；
而不是让普通人生存的难度更大。
之所以强调生命至上，是因为规则，本就应该是保护普通人而服务。
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医生都必须成为见义勇为的英雄。
但至少，每一个挺身而出的医生，不该被冰冷的处罚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