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月26日，开国少将王良恩非常绝望地看着办公桌，上面全是他这段日子写下的检讨，可惜通通被打了回来。思考很久，他再度提笔，可这次不再是检讨，而是遗书。
他一共写了两封，一封是写给妻子的，希望妻子能继续为自己申诉；另一封是阐述自己的经历，说自己犯下了很大的错，但“属于上当受骗范畴，绝没有和他们串通。”
中国人常说盖棺定论，但王良恩去世后事情都没有结束，没多久他就职的中央办公厅做出《撤销王良恩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开除党籍的决定》，这个处置可谓极其严厉。
王良恩进入中央办公厅是许世友推荐的，到岗后也很得周总理信任，为何会有这样的遭遇呢？
王良恩1918年出生于山东潍县，父母虽然是贫苦农民，但依然全力供他读书。8岁那年王良恩进入村里的小学读书，后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青岛市立中学。
在青岛就读期间，他亲眼目睹日本人的横行霸道，内心无比痛恨。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寇的种种暴行更是让他义愤填膺。
于是在1938年他加入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开始革命生涯。
抗日战争时期，王良恩担任过排长、营教导员、营长等职，在沂蒙山区的反“扫荡”和反顽斗争中立下过不少功劳。
解放战争时期，他作为山东本土人士，没有跟随罗荣桓出关，就留在华东地区战斗。历任华野3纵团政委、三野22军65师政治部主任，华东的重大战事他都有参与。
新中国成立后，王良恩跟大多数三野干部一样留在华东军区，55年军区改制又进入南京军区，60年时担任了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这个时期，他的级别已经很高，与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接触非常多。
许将军对王良恩这种有能力的年轻干部相当欣赏，64年时为他申请到了晋升少将的机会（王良恩55年是大校）；
66年中央办公厅缺少一位从事政治工作的干部，许世友又将王良恩推荐了上去，之后就改变了他的命运。
中央办公厅是中央的办事机构，基本可以说掌握了党的全部机密。这么重要的岗位，又在这么关键的时间节点，很多东西，就注定了无法避开。
在中央的核心岗位上，王良恩本应谨言慎行，但他说话太随意，为人大大咧咧，无意间就得罪了很多人。
比如他曾说有极个别女性“作风霸道，经常干扰中央工作”，还有那几个从上海调上来的人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等等，这就为自己树了几个重量级敌人。
最开始他没什么地方被人抓住，总体上就还算安全。但1970年他有几件事没处理好，导致别人有了突破口。
这年很多冲突变得激烈，8月的全会，对于要不要重设国家主席之事，两种意见吵得不可开交。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支持重设，王良恩也紧随其后。
如果光是一个表态，倒也不算什么，毕竟支持重设的人并不少，其中的一大部分后来都没怎么受影响。最主要的，还是他负责的简报和信件出了问题。
会上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及顶头上司汪东兴都分在华北组，王良恩负责印发的简报上，就登出汪东兴支持的内容。
由于汪东兴跟毛主席关系非同一般，很多人看过简报后以为这是毛主席的意见，造成的影响很大。
主席对此非常生气，将汪东兴叫到身边狠狠批评了一顿，汪东兴则称王良恩在印发前未经他审阅，且把不是自己说的话，胡乱安上去了。
另外，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三人曾写信批评南京军区张政委，这个信，是托王良恩转交给林的，王良恩还在信上签了字。
本来按照军队的办事流程，三个大军区司令员写信给军委反映问题是很正常的事，只要军委领导再转交给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就行了。
可这次林办的叶主任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信看完后就扣下没再往上递，导致毛主席没看到这几封信。
九一三后，这三封信从北戴河林总住处搜了出来，那三个大军区司令员倒还好，周总理看完信后发现没有私人性质的内容，只是向上级反映问题，所以没有追究。
但王良恩作为中央部门的核心人员，有事情竟然不上报，江某等人抓住机会，要求彻底调查。
1973年1月3日到8日，中央办公厅接连召开会议，针对王良恩的个人问题集中讨论、批评。王良恩的检讨写了又写，但始终无法过关。
在这种巨大压力下，王良恩承受不住，精神崩溃了，最终在1月26日自缢于宿舍的卫生间里，去世时未满55岁。
他的遗书里写着“自己犯了严重方向错误，对党和人民有罪，但属于上当受骗，绝对没有和他们串通。”
但在组织里自杀的性质不太好，就如战场上的逃兵一样，且他先前得罪过很多人，这些人仍不想放过，就继续扩大，导致王良恩死后还被开除党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开始大力审查旧案，老上级许世友全力为他申诉，引起高度重视。中央办公厅随后展开调查，发现王良恩确实无勾结行为，便在1980年4月7日予以平反。
1981年5月5日，中央为王良恩补办追悼会，很多领导人都有出席。这，或许是对他家人最好的慰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