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民解放军进军上海、福州、宁波一带，直接威胁到帝国主义在华利益时，他们会不会直接出兵进行干涉呢？不少人都有这个忧虑和担心。
1949年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伟人毛泽东说：
“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一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以来，美国政府的态度的摇摆不定和某些变化，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在对美国直接干涉的可能性有多大的认识上，毛泽东还是倾向于直接干涉的可能性不大这一判断的。因为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强大已是确定无疑的。
毛泽东分析人民解放军无论在数量上、士气上和装备上均优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由于人民的支援，后勤供给亦有保障。在辽沈、淮海、平津等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威震敌胆，所向披靡，一次就能够包围和歼灭10万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强大精锐兵团。我们的坚决也是我们的敌人和朋友都承认的。
毛泽东于1949年元旦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表示,中国人民绝不听从某些所谓好心人关于要怜惜敌人的劝告，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从战争发展过程的经验看，1948年11月，蒋介石在军事上遭到惨败、政治上众叛亲离、经济上迅速崩溃的情况下，又向美国提出增加美援和公开发表支持国民党政府声明的要求，遭到美国的拒绝，于是不得不表示要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同中共的“和谈”。美国官方人士还一再表示，从1945年12月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以来,美国就遵守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
毛泽东说，到1949年2月为止,“尚未遇到帝国主义的严重干涉和阻拦。小的冲突是有过几次的。例如，在天津城外某地、山东岛市附近都发生过冲突。那都是他们出来试探的,一遭到我方的抵制和打击，就龟缩回去了，接着就逃之夭夭，索性撤走了。因此，毛泽东在1949年2月1日至3日同米高扬会谈中分析道：“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把军火军用物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剩余物资）大量供应给蒋军，指望这些饭桶发挥作用。
但这些可怜虫实现不了其美国主子的愿望，只能起运输队的作用。其他帝国主义目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各自苟且偷安，保全自身，谁也不愿，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出来冒险。目前，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就是这样的。这也是有利于我们把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条件之一。这个形势，在往昔，中国是难以得到的。我们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当然，我们不是美国的参谋长，不能完全保证他不进行战争冒险。为了防止这种冒险行为万一发生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毛泽东还是将立足点放在他可能冒险，直接出兵和我们打这样一种可能性上边的。为此，他在兵力部署上作了必要的准备。在解放平、津、唐、张、保等地时，我华北和东北人民解放军为了防止美军从海上登陆,将第二十兵团开赴秦皇岛、塘沽地区布防。解放京、沪、杭、青岛等地时,以第二野战军作为机动兵力，协助第三野战军准备对付美国可能的军事干涉。
在作出防范性军事部署的同时，毛泽东还致电前线指挥员：“我方对英、美侨民（及一切外国侨民）及各国大使、公使、领事等外交人员，首先是美、英外交人员，应着重教育部队予以保护。”
正由于我们强大、坚决并做了以上准备工作，美国才未敢直接出兵介入中国内战。当我军向苏、浙一带挺进时，美国军舰及1营陆战队于4月26日撤至吴淞口外，英国的军舰伦敦号及永恒号亦和美舰一起退往吴淞口外。
1949年8月，美国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艾奇逊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信中明确地承认，国民党的失败，“并非由于美援不足”，而是由于“其领袖不能应变，其军队丧失斗志，其政府不为人民所支持”。白皮书宣告了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府采取袖手政策。这对国民党政权是沉重的一击，加速了它的崩溃。
一代伟人的预判：“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对今日的世界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适用。重读毛选，学以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