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红安，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红色的摇篮，先后孕育了200余位开国将军，而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李先念、陈锡联。
二人是一起长大的发小，是战场上可以为对方挡子弹的战友，也是工作上最默契的搭档，两个人都为新中国的成立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1年李先念回到红安，奔丧完第一件事就是打听陈锡联母亲的下落，并将自己攒下的30块银元尽数交给了红安的区委书记，叮嘱他一定要照顾好陈锡联的母亲，兄弟之间的感情可见一斑。
那么，在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李先念与陈锡联二人经历了怎样一番风雨？
李先念千里送银元的背后，又充斥着怎样的辛酸？
李先念，湖北红安高桥镇长丰村人氏。
1909年出生在李家大屋的他，9岁开始读私塾，12岁开始在红安、汉口等地学习木工。
然而，深受革命思想影响的李先念，却不甘平凡地度过一生，穿上军装、保家卫国才是他的梦想所在。
1926年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北伐军在武昌城内进行了一次大检阅。
彼时，正在汉口球场街当学徒的李先念，怀着好奇的心情，乘坐小木船从汉口来到了武昌，他想亲眼目睹北伐军的英姿。
挤在人群中的李先念，看到了阅兵场上戎装整齐、肩扛长枪、气势如虹的革命军人，内心再度涌现出了对军旅生涯的无限向往。
同年冬天，革命浪潮席卷武汉三镇，并向全省各地迅速扩展。
李先念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回到红安老家，加入到了当地的农民运动。
从汉口回到李家大屋的李先念，被村民认为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在众人的一致推举下，成为了九龙乡农民协会执行委员。
次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为响应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斗争，中共湖北省委决定在黄安（后改名为红安）、麻城成立中共黄麻特委，以两县为中心，组织农民暴动。
起义通知下来后，高桥镇镇委书记指定李先念担任高桥工人纠察队大队长和农民暴动义勇队队长，让他领导此次的农民暴动。
11月13日晚间，暴动队伍整装待发，义勇队队员们个个威风凛凛、英勇无畏。
“暴动！夺取黄安城！”李先念的一声令下，义勇队向着黄安县城的方向奔去，汇入到了黄安的起义大军之中。
18岁的李先念，就此正式加入到了革命斗争。
在这段充满血与泪的历史岁月中，开始谱写自己的辉煌人生。
与此同时，12岁的陈锡联也在同一年加入到了农民协会的童子团，成为革命队伍的预备团。
相较于李先念相对圆满幸福的家庭，陈锡联的童年无疑要更加艰苦。
1915年1月出生的他，3岁那年父亲便离开了人世，只剩孤儿寡母艰难存活。
为了吃饱饭，陈锡联七八岁时就被安排到了地主家放牛，回到家里还要帮助母亲干农活。
这样的日子虽然辛苦，但磨砺了陈锡联坚韧性格的同时，也激发了他内心对于参与革命斗争的热情。
陈锡联家里有一个远房叔叔，在当地横行霸道。
陈锡联母子穷得吃不上饭时，他不仅没有伸出援手，还嘲笑母子俩丢了陈家的脸。
陈锡联将这位叔叔的丑陋嘴脸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黄麻起义后，陈锡联听说义勇军要除掉当地的土豪劣绅，便将叔叔供了出来，声称要亲手办了他。
一旁的李先念对陈锡联的想法大为赞赏，让他带路到叔叔家中。
陈锡联敲开大门后，队员们蜂拥而上，将人顺利拿下。
经此一事，陈锡联内心对于革命斗争的向往更加强烈，央求李先念让他加入义勇队。
但是考虑到陈锡联的年纪实在太小，李先念就把他安排到了童子团锻炼。
往后的两年时间里，陈锡联饱受李先念革命思想影响，从他那里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发展、现状。
就这样，在李先念的引导下，陈锡联终于在14岁那年参加了红军队伍，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红军队伍里，陈锡联虽然年纪小，但初生牛犊不怕虎，在战场上非常有冲劲，半年时间就成为了班长。
1931年11月，陈锡联所在队伍被编入了红四军第十师30团。
骁勇善战的陈锡联很快就因为一场战斗而打响了自己的名声，也获得了“小钢炮”这个称号。
有一次，陈锡联奉命带领通讯队攻打敌人的前哨联队。
前哨的指挥部位于一处山顶，山坡下布满了联队的防线。
按照常规打法，肯定是从山下往上攻，但陈锡联想到了一个出其不意的方法，从上往下攻。
他带领士兵绕到山的另一坡面，悄悄登上山顶，以迅雷之势拿下了前哨连队指挥部，紧接着再挥师下山，从背后快速歼灭了山坡上的防守力量。
此战下来，陈锡联以极小的代价打掉了敌军的前沿哨所，活捉100多名敌军。
通过这次战斗，陈锡联彻底在部队中打响了自己的名气，小钢炮的称号也开始流传开来。
后来，红四方面军被调往川陕一带，原先的四个师部扩充为四个军，陈锡联由原先的班长，一步步成为了30军263团团政委。
巧合的是，此时的李先念被任命为了30军的军政委，成为陈锡联的顶头上司。
昔日在一个村庄长大的伙伴，在革命队伍中再一次成为了战友、同袍。
在调任30军之前，李先念就听说过不少关于陈锡联的战斗事迹。
看到曾经的小老弟现在已经成长为了独当一面的战场指挥官，李先念由衷地感到高兴。
红四方面军在后面的征战中，涌现出了一大批能打硬仗、恶仗的猛将。
而这其中数陈锡联最为出名，他最为出名的一场战役就是1937年10月的夜袭阳明堡机场战斗。
全面抗战开始后，陈锡联奉命开赴晋中前线。
日本军队来势汹汹，三天两头用飞机对我军驻地进行轰炸。
根据日军飞机出动的时间和频率，陈锡联敏锐地觉察到：日军的机场很有可能就在太原附近。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陈锡联派出大规模侦查人员，誓要追查到敌军机场的下落。
果不其然，侦查员在距离太原10公里开外的阳明堡发现了日军机场。
1937年10月19日夜间，陈锡联率领人马沿着漆黑的山谷，悄然奔向了阳明堡。
在确认了敌军部署之后，陈锡联一声令下，大部队疯狂地涌向了守卫力量薄弱的机场。
不到一个小时，守备敌军被尽数消灭，日军的24架飞机被我军尽数炸毁，夜袭阳明堡机场取得大捷。
李先念收到消息后，亲自赶到陈锡联部驻地，对其进行了表扬。
此后，陈锡联愈加受到李先念赏识和重用，李先念不止一次当众称赞陈锡联“打仗数第一”。
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仿佛就是所有有志之士逃不开的魔咒，李先念和陈锡联也不例外。
从加入到革命队伍起，二人便离开了红安，此后十几年中再未回去过，家人也成为了他们一直以来的遗憾。
1932年6月，国民党大军发起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进攻，红四方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李先念正准备率部撤退，却在河口遭遇了敌军的阻击。
双方正处于猛烈交火中时，突然有部下报告，称李先念的母亲来到了根据地，想要见儿子一面。
原来，这位始终牵挂儿子安危的母亲，听闻李先念即将转移离开，不顾战场子弹和炮火，连夜跑了几十里的山路，想在军队转移之前看一眼儿子。
母子二人多年未见，却在如此危险的战场上相逢。
李先念担心母亲被炮火殃及，顾不得叙旧，与母亲三两句话之后，便命人将其送往了后方。
只是他万万想不到，此次匆匆一面便是永别。
1941年夏天，李先念从亲戚那里了解到，自己的母亲已经于1935年病逝，临走前母亲一直在呼唤着自己的名字。
听到这个消息的李先念，痛哭流涕。
次日，李先念返回了红安老家，跪在母亲的坟前，伏地痛哭。
从丧母的悲痛中缓过神之后，李先念想到了陈锡联的母亲。
于是便来到了陈锡联的家中探望，却发现陈家破旧的茅草房早已经空无一人，几经打听才知道，陈锡联的母亲早已经在外流亡多年。
原来，在陈锡联参军之后，母亲也表现出了对革命事业的极大支持。
她数次帮助当地的革命战士躲避特务追杀，还曾经收留过后来的开国大将徐海东。
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之后，红安沦为国民党的地盘。
陈锡联两位支持革命的叔叔都惨遭特务杀害，陈锡联的母亲为了躲避国民党欺凌，只好流亡他乡。
由于前线事务繁忙，李先念没有时间寻找陈锡联的母亲。
只能委托当地的区委书记帮忙寻找，并交给他30块银元，嘱咐他说：“陈锡联同志是抗日英雄，现在正在前线浴血厮杀，现在他的母亲流亡在外，请你务必帮忙寻找，照顾好她。”
后来，陈锡联的母亲返回红安后，受到了当地同志的悉心照顾。
靠着李先念留下的银元，买下一个纺纱机，安稳地度过了后面的日子。
而陈锡联与母亲的重逢，则是要到1947年的冬天。
彼时，已经官至第三纵队司令员的陈锡联，率部转战麻城，驻地距离红安仅仅几十里的距离。
身边的警卫员见他抽不开身，便将他的母亲悄悄接到了驻地。
母子分隔18年，终于得以相见。
陈锡联看着双鬓斑白的老母亲，内心满满的愧疚和自责，跪倒在母亲脚下，迟迟不愿起身。
短暂的相逢之后又是离别，第二天部队要奔赴前线，陈锡联只能再次告别了母亲。好在全国解放在即，此次分别不久后，陈锡联便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再一次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1948年，江北局势日趋稳定，中共中央开始酝酿各地行政区域干部和兵团司令人选。
李先念向中央传达了自己的观点：陈锡联出任二野兵团司令最合适，自己最好能回到地方工作。
就这样，陈锡联成为了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总司令，统率大军进逼长江。
而李先念则是出任了湖北省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全权主持湖北党政工作。
李先念上任后，剿匪反霸、改革土地政策、稳定物价，带领湖北经济迅速走上了快车道，也为前线战事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1954年5月，李先念由于突出的政绩，被调往中央，担任财政部部长。
几个月后又荣升国务院副总理，再往后的22年时间里面，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鞠躬尽瘁，做出了卓越贡献。
而另一边的陈锡联，率领第三兵团跟随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解放了重庆等周边区域。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重庆市市长、市委书记等职位，统筹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
次年，中央作出组建新中国炮军的计划，陈锡联被任命为炮兵总司令。
走马上任的陈锡联，励精图治，9年时间将新中国的炮兵队伍带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后面的军旅生涯中，陈锡联接连担任过东北军区、北京军区的司令员，为祖国的军队建设和安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陈锡联与李先念共同入选国务院副总理。
这两位共同奋战了大半生的发小、战友，再一次成为了工作上的伙伴，同心同力为祖国的发展燃烧自己。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这首流传在红安当地的歌谣，唱出了红安人的骄傲、唱出了大别山人民的自豪。
它是红安近代百年历史的真实写照，也是无数位红安忠烈在革命战争年代中，留下的血染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