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的死与慈禧太后的死，几乎是连续发生的，前后相隔还不到一天时间。
光绪死于光绪34年10月21日（1908.11.14）的酉刻（下午5点至7点之间）。也就是说，光绪是死于10月21日的傍晚。
慈禧太后则是在10月22日的未刻（下午1点至3点之间），病死于仪鸾殿。慈禧是死于10月22日中午过后。
两者之死，前后相差仅20个小时左右。
还有令人深思的政治安排。在光绪死去的当天，从慈禧太后的寝宫官仪鸾殿传出懿旨，立溥仪为嗣皇帝，命摄政王载沣为监国。
慈禧太后选择载沣，是以确保她本人身后的安全和大清帝国最高权力交接后的平稳过渡为着眼点的。而这其中，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载沣接班后，除了监国摄政王这个头衔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孝子。按照礼节，载沣要为慈禧太皇太后穿孝百日。慈禧太后没有后代，小皇帝溥仪虽然过继给她为孙，毕竟年幼无知，所以只有载沣作为孝子履行一切礼仪。
光绪帝生前并没有营建陵寝，死后才临时到西陵界内踏勘、兴建，梓宫于翌年三月十二日移出紫禁城至梁各庄暂放，直到民国二年才安葬。慈禧太皇太后陵寝已修好，所以于翌年九月二十七日出殡东陵安葬。一段时间里，两宫的梓宫都停放在大内宫中。国务固然繁忙，但载沣也不能不尽孝子义务，所以他必须频繁到孝钦显皇后和德宗景皇帝灵前叩谒、祭奠。
当载沣在光绪帝灵前祭奠时，他会不会有一种五味杂陈的异样感觉？或者说，会不会为自己的兄长感到冤屈？
此时的载沣应该清楚地知道，他的兄长死得不明不白。因为，自光绪帝驾崩，怀疑他是非正常死亡，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据内务府三席大臣（内务府大臣四人，分首席、次席、三席、四席）增崇之子回忆，就在光绪帝去世前，当天下午五时许，内务府大臣增崇在家正准备用晚饭，内务府来了一位送“知会”的官差，通知他说，万岁爷病重，请堂官（负责人）即刻进里头预备差使。一向对光绪帝病情十分关注的增崇难以置信，一是据他掌握的情况，最近光绪帝并没有致命疾患，前天还在外屋站着呢，只是脸比平时灰白了些，感到痰盛而已；二是这样的方式不合规矩， 因为若真是皇上病危，应该“发抄”（正式抄录脉案及药方通报各处）。所以，他怀疑有人捏造谣言，经多方核实后，确信送知会的确实是内务府官差，才将信将疑进宫，并和内务府首席大臣商议，仍穿常服，备带素服，用时再换。
增崇到宫中，光绪帝已经驾崩，而且已经被从其居住的瀛台移灵到宫里了。太监们告诉增崇等人，大人们的差使我们都替当了。
这让增崇感到不解。皇上驾崩，太监们把内务府的差使都擅自替当啦？而且，没有听说传“万年吉祥轿”，那光绪帝的遗体是怎么从瀛台移到宫中的呢？
增崇之子回忆称：“总之，光绪身故后，便是销声匿迹地移入宫中，不但没有用‘万年吉祥轿’‘请’，甚至入殓之际究竟是怎样，也无人能知其祥。就连在内务府供职的父亲、叔父也讳莫如深，避而不谈。此后无论是内务府的司官，或是外部的司官，我婶母娘家的兄弟子侄们以及别的亲友，没有一个见面不说奇怪的。”
主持两宫丧葬之事的礼部尚书溥良的曾孙启功回忆说，他的曾祖父在任时正赶上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先后驾崩。作为主管礼仪、祭祀的最高官员，在慈禧太后临终前要昼夜守候在她下榻的乐寿堂外。因为慈禧太后得的是痢疾，所以从病危到弥留的时间拉得比较长。就在宣布慈禧太后临终前，礼部尚书溥良看见一太监端着一个盖碗从乐寿堂出来，出于职责，溥良就问这个太监端的是什 么，太监答道：“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塌喇（酸奶）。”送后不久，就由光绪帝皇后的太监小德张向太医院正堂张仲元宣布光绪帝驾崩了。所以启功认为慈禧太后赐给光绪帝的塌喇，就是一碗毒药。
太医院正堂张仲元在民国时期曾经向人说过，据他所知，光绪帝之死，确系由于中毒。”
另据为光绪帝写《起居注》的官员回忆，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的生日，光绪帝自南海步行，入昌德门，正活动筋骨，准备向慈禧太后跪拜，但是太后却传旨，说自己卧病在床，免拜。皇帝听后大恸。这时慈禧太后已经得了痢疾，连续数日拉肚子。她得到情报，说光绪帝面有喜色，这使她非常恼怒，发狠说：“我不能先尔而死。”这以后就发生了赐塌喇的事。
这些回忆未必真实可靠，但至少向我们传达出了这样的信号：光绪帝之死疑云密布，就连当时内务府主官们也大感不解。
首都官民对光绪帝死因的怀疑，只能私下里说说，没有谁敢公开提出质疑，官方自然没有必要回应；但是康有为的质疑是公开的，对此，作为最高领导人的载沣不可能一无所知。
但是，载沣不能说，也不会允许臣下妄议。据增崇之子说：“我记得很清楚，过了没有一星期，（怀疑光绪帝死因不明）这一类的话就戛然而止了。”
确实，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仅仅相隔20个小时就相继去世，本身就颇为诡异。大清帝国官方，无论是作为最高领导人的载沣，还是有关职能部门，对此没有做过任何回应，就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的传闻与质疑，当然也就不可能成立专案组彻查此事。
光绪之死 真相大白
光绪皇帝的死与慈禧太后的死，前后相差仅20个小时左右。
事情发生得如此巧合，这是很难叫人相信的。如果考虑到两位死者生前的长期矛盾，以及特殊的政治背景，自然使成的可能性将更小。
令人深思的政治安排。在光绪死去的当天，曾从慈禧太后的寝宫官仪鸾殿，很快传出懿旨，立溥仪为嗣皇帝，命摄政王载洋为监国。
如果我们将视线再向前推移，那么就会发现,溥仪是在光绪临死的前一天,也即10月20日,由醇亲王府被接进宫的。载滓也是在同一天,被封为摄政王的。细想起来,这里面似乎大有文章。
究竟谁下的命令,谁让这样做的呢?慈禧太后。谕旨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但其内容却是在传述慈禧太后的意思。
1938年,一群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野蛮地盗挖了埋葬着光绪帝及其皇后隆裕的“崇陵,不仅墓葬中的文物大量流失，而且严重破坏了陵寝。
1980年,经批准,清西陵文物管理处对“崇陵”地宫进行了清理。墓葬清理完毕后,再次予以封闭。为了今后研究之用,清西陵文物管理处的专家将光绪、隆裕的头发及部分尸骨和遗物带出,保存于库房之中。
正是这个聪慧之举,使得今天的人们揭开光绪死因的百年之谜成为了可能。进入21世纪，运用科技手段进行检测，才终于揭开了光绪帝死亡之谜。
2008年11月2日（光绪帝去世一百年之际），”清光绪帝死因专题研究课题组”于公布了一份采用现代刑侦和高科技手段检测的报告报告称，在不能开棺直验且时隔久远等不利研究因素下，专家们历时五年，由光绪帝头发中的砷含量入手，利用“中子活化”“X射线荧光分析”“原子荧光光度”等一系列现代专业技术手段，通过开展对比、模拟实验、双向图例等工作，对清西陵文物管理处提供的光绪帝遗体的头发、遗骨、衣服以及墓内外环境样品进行了反复的检测，结果显示，光绪头发中含有高浓度的砷元素，且各截段含量差异很大，经过对检测结果的研究和缜密分析，最终确证：光绪帝突然“驾崩”系急性胃肠性砒霜中毒所致。
那么，谁是毒死光绪帝的幕后真凶？
必须明确的是，袁世凯或者奕劻是幕后真凶的指控难以成立。
首先，戊戌政变时袁世凯告密出卖光绪帝的说法本身就值得怀疑，光绪帝是不是真的有杀袁世凯报仇的想法流露（无论是文字的还是口头的）都没有直接的证据。至于奕劻，冒天下之大不韪弑君，动机为何？
其次，光绪帝日常生活在慈禧太后的严密监控中，外人很难上下其手。光绪帝居住的瀛台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小岛，与陆地相连的只有一个木板桥，岛上有二十多个太监日夜严密监视。况且，对于皇帝的饮食，有严格的程序。清制：任何人向皇帝进献物品，都是由内务府有关机构接收，不可直达御前；皇帝的日常食品和饮料，必须由御膳房和御茶膳房进供。且皇帝进膳也有特定的制度，所有食品的盘碗上均放有银牌以验毒，亦需经随侍太监试尝，无事之后，皇帝方可进用。另外，皇帝的每次传膳、传饮料，均会由敬事房记载入档。有如此之多的障碍，由此可以推断，袁世凯通过食品或饮料对光绪帝下毒而不被人发觉的可能性不大。
太监李莲英和崔玉贵的可能性也不大。此乃弑君大罪，仅仅因为害怕可能出现的报复就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显然超出了正常思维范围。如果真是太监上下其手，那也不是他们自己主动要这么做，而是受人指使。
也就是说，毒死光绪帝的幕后真凶，只能是慈禧太后。
这样的事，慈禧太后做得出来。“庚子之乱”西逃前，她命人把光绪帝最喜爱的珍妃推到水井淹死，就是一例。
亲情、人性，在权力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中国历史上，为了权位，弑父害母、杀子毒弟之类的事屡见不鲜，何况，光绪帝并不是慈禧太后的亲子？发生这样的事，确乎不必大惊小怪。
那么，问题又来了：慈禧太后为什么要毒死自己的养子兼亲外甥呢？
慈禧太后戊戌政变后就囚禁了光绪帝，甚至一度尝试要废掉他。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一个成年的皇帝却不能正常行使应有的职权，甚至失去人身自由。如果说光绪帝对慈禧太后没有丝毫怨怒，也是不符合人之常情的。而在慈禧太后看来，光绪帝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很难说他的一腔幽怨不会在她身后转化为报复。
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个人恩怨层面，就简单化了。
换言之，担心死后遭到光绪帝报复，或许是慈禧太后下决心毒死病中的光绪帝的一个直接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甚至不能说是主要原因。
慈禧太后是老练的政治家，作为大清帝国的当家人，她的眼界和胸怀，不可能只局限于个人恩怨。
正如前述，慈禧太后身后中国将发生政治大灾难的说法一直流传并得到相当多人的认可。这与担心死后遭到报复一样，令慈禧太后感到不安。
这样的事实是不容怀疑的：慈禧太后对光绪帝能不能肩负起大清的江山社稷是持否定态度的；她很可能认定，无论是能力还是身体、精神状态，光绪帝都难以胜任。这无疑给大清的未来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发生政治大灾难的预言将变成残酷的事实。
两位皇帝（同治、光绪）没有子嗣的尴尬，本身就是巨大隐患。如果缺乏政治强人的有力驾驭，势必导致继承权的争夺。追溯起来，咸丰帝一支已绝嗣，从血缘上就要回到道光帝那里去，道光帝的子孙众多，有资格觊觎皇位者多达几十人。一旦内讧，皇族自相残杀不说，很可能引发政局动荡，甚至成为葬送江山社稷的导火索。这个可怕的场景，可能时常在慈禧太后的脑海闪现。作为大清帝国的当家人，她意识到自己有责任采取措施，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
而毒死光绪帝，一举两得，可以化解慈禧太后的这个心结。
笔者的意思是说，提前结束光绪帝的生命，是慈禧太后的深谋远虑，为权力顺利交接铺平了道路。
也就是说，大清帝国之所以能够在政治强人突然去世后没有出现人们所普遍预言的那样的政治大灾难，却实现了最高领导权的平稳过渡，正是奠立于一个惊天阴谋之上！
回顾起来，慈禧太后产生这样的念头，应该是在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下旬。
这一年四月二十六日，载沣次子溥杰诞生。
至此，载沣已经有了两个儿子，这样一来，一个过继给同治帝兼祧光绪帝，载沣本人还有自己的儿子，从人情上说，就具备了基本条件。当然也可以这样认为，当时婴儿夭折很普遍，载沣已经有两个儿子，继承皇位的保险系数大为 提高，可以按照这个方案操作了。
所以，溥杰出生仅仅十四天，慈禧太后就颁布懿旨，任命载沣进入枢垣——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当然，让载沣入军机学习政务，是准备取代庆亲王奕劻还是准备让他接自己的班，不能说此时慈禧太后已经有了明确想法，只能说是她的一个备选方案。
又过了七个月，慈禧太后就消去了“学习”两字，正式任命载沣为军机大臣。冒着巨大政治风险让年轻的亲贵载沣担任军机大臣，很可能标志着慈禧太后经过深思熟虑，已经下定了决心，无论是自然死亡还是提前结束光绪帝的生命，都必须在她生前把继承人问题解决好。
光绪三十四年入秋以来，年迈的太后和壮年的皇帝都处于病病恹恹的状态。迟暮之年的慈禧太后可能意识到，历史给她的时间已经不多，到了承担责任的时候了。
如果不宣布光绪帝将不久于人世，慈禧太后就没有机会安排继承人，作为政治强人的慈禧太后一旦辞世，光绪帝既没有能力领导危机四伏的国家，也没有能力协调皇族亲贵的关系，确立继承人，或者他所确立的继承人得不到皇族的公认，争夺将不可避免。基于这样的判断，慈禧太后不得不做出决断，以光绪帝病危将不久于人世为由，确立了她的继承人方案；为确保这个方案的顺利实施，采取了断然措施。
既能确保自己身后安全，又能为政权平稳过渡打下基础，可谓一举两得，就是说，于公于私都有利而无弊，是慈禧太后采取非常措施的原因所在。
一切都按照慈禧太后的计划实施了，只有一点，作为政治强人的慈禧太后失算了，那就是，她并不认为载沣已经成熟，而是需要继续历练，她本人还想对载沣“扶上马，送一程”的，这样就更稳妥，更让她放心了，没有想到死神那么快就降临到她的头上，仅仅十来个时辰，她也撒手人寰。
虽然只争取了不到三天的时间，可是，就是这三天，却为大清帝国最高领导权的顺利过渡，打下了基础。
慈禧太后的高明之处
不过，问题接踵而至：毒死光绪帝，却挑选他的弟弟接班，是不是让人难以理解？
这恰恰是慈禧太后的高明之处。
经过考察，慈禧太后认定，醇亲王家族没有历史包袱，载沣政治上可靠、形象清新，能够被广泛认可；而且载沣性情醇厚，非刚愎自用、专横跋扈之人，这在筹备立宪也即政治妥协的过渡期是比较合适的人选。
这就为慈禧太后采取断然措施提供了前提条件——可以选择载沣做自己的接班人，为大清帝国掌舵。
可以认为，正因为暗自选择了载沣当自己的接班人，慈禧太后才做出了毒死光绪帝的决断。甚至也可以说，要提前结束光绪帝的生命，只能选择载沣做她的接班人，两者相辅相成。
道理很简单，光绪帝最亲的人是载沣，而载沣父子的地位是慈禧太后赐予的，否定慈禧太后就等于否定他们父子的合法性。无论内心对她是不是有仇恨，都不可能公开表达出来，更不可能去彻查光绪帝的死因。只要载沣家族不要求甚至不允许去彻查，那别人就只能私下议论一番，一旦敢提出质疑，就会招惹祸端，此所谓“皆畏罪不敢言”。如果是别人接班，载沣家族则很有可能要求彻查，那就可能掀起一场风波，后果就不可预料了。
事实正是如此。
终大清政权存在之日，官方一直以光绪帝是正常死亡定论的，从来没有就光绪帝之死的传言有过回应，而包括载沣本人在内，并不是没有听到过光绪帝中毒而死的质疑。直到后来，废帝溥仪才以嫁祸于人的方式，对此做出过一个回应：“我亲耳听到一个侍候光绪帝的老太监讲：‘光绪帝死前一天，只是用了一剂药，才变坏的。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送的。’”综合胡思敬记载说他当时就“遍询内廷人员”和溥仪的这个说法，都证明了，载沣家族当时就知道光绪帝是被毒死的，至少知道有这样的质疑。既然知道了，为什么这么重大的事件载沣没有下令追查，却装聋作哑？
秘密就在这里。
其实，不仅光绪帝之死的真相不能追查，就连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这个旧案，载沣也不敢去翻，哪怕他急需用这个旧案打击政敌，也隐忍着不去触碰。
政治强人就是政治强人，深谋远虑下，为了大局，该出手时果断出手，哪怕是弑君这样的惊天大案，也下得了狠手，而即使是自己的生命已然终结，后果也在掌控中。
也就是说，载沣接班后之所以能够平稳过渡，正是慈禧太后奠定的基础。
资料来源：
《摄政王载沣：大清王朝最后的掌舵人》郭宝平
《是谁害死了光绪帝》陈郭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