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山东无棣县。
县委办公室干部张学德，正在来回审查一个名叫牛宝正的本地小商贩。经过县里多轮调查，基层同志们几乎已经可以肯定：这个牛宝正，应该就是多位中央领导都在找的大恩人。
看着这个普普通通，看上去没有任何过人之处的牛宝正，张学德多少有点儿不敢相信。真的会是他吗？要知道，他的历史档案上可是赫然写着5个大字：反革命分子。
为了搞清楚情况，张学德索性扮成一般审查人员，把牛宝正叫来谈话。他问牛宝正：“你认识刘澜涛同志吗？”牛宝正摇摇头。刘澜涛，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张学德不死心，又报出了另一个名字：“那你认识安子文同志吗？”安子文，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部长，是一名部级干部。
牛宝正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被叫来问话。听到安子文这个名字，他仍然是摇摇头，很肯定地表示：我真不认识他。
难道，同志们找错人了？眼前这个牛宝正不是中央要找的那个“牛宝正”？事关重大，张学德还得细细再查。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北京西城区，有一个名叫草岚子的胡同。胡同不算很大，但在战争年代这一带却不是普通老百姓敢随便溜达的地方，因为解放前这里曾有一个在整个华北地区都很有名的监狱：草岚子监狱。
这座监狱坐南朝北，分为南监和北监，一共有48间牢房。西边有一座灰色的二层小楼，是管理人员办公的地方。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西城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早在上世纪30年代，这里就成为了国民党政府关押北平、天津两地共产党人的主要监狱之一。我党华北局的很多领导，都曾被关进来过。
在监狱里，有一位名叫牛宝正的看守班长。
据档案显示，牛宝正1886出生在山东一个农民家庭。和那个年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在军阀混战的山东，牛宝正的人生从小就是悲剧色彩的。
因为家贫，牛宝正没读几年书就早早辍学了。此后，他在老家各种脏活、累活都干过，却始终摆脱不了穷苦日子。一面是军阀为争地盘，发动大大小小的战役；一面是当局的不作为，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
33岁那年，县警察大队招人，牛宝正也曾去干过一段时间。后因时局不稳，他便早早地解甲归田了。回到家后，牛宝正娶妻生子，在家务农。但因为收成太差，他又不得不再次出去谋生。
这一次，他和几个同乡一起去了北平。此后，他通过朋友认识了北平宪兵侦缉队的一个小官，并在草岚子监狱谋得了一份差事。到这一年，牛宝正已经年过40了。
因为吃过太多苦，再加上天性比较老实，牛宝正和监狱里的看守们相处得都不错。日子久了，他也就由一名普通看守，被升任为看守班长。
而对监狱的犯人们来说，牛宝正也属于比较客气的看守之一。平时，他对犯人不会像其他看守一样凶。他总觉得活在这个世道，大家都是苦命人，没有必要互相为难。
如果日子这样过下去，牛宝正的一生必然是浑浑噩噩的。直到有一天，一群英雄被捕入狱。
1931年前后，因为叛徒的出卖，北平、天津的地下党组织，受到了破坏。正如同当年上海地下组织遭遇顾顺章的叛变事件一样，这次北方地下党组织受到的破坏，几乎可以说是“毁灭性”的。
当时，被敌人逮捕的我党骨干包括：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殷鉴、省委委员安子文、省委巡视员刘澜涛、杨献珍等一大批人。这些人，都被关进了草岚子监狱。
几乎从第一天见到这些人开始，牛宝正就对他们另眼相看。因为在他们身上，牛宝正看到了一种骨气：
首先，这些人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
他们中有很多人，受到了一次又一次地拷问，有的被关进死囚，有的被钉上大镣，却都能做到面不改色。
其次，这些人在牢里一直都很乐观。
自入狱之日开始，这些了不起的人就在狱中成立了一支特殊的党支部。他们推举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殷鉴为狱中党支部书记，另几位骨干也各司其职，带领大家继续学习革命精神，准备在狱中与敌人斗争到底。从他们的眼神里，牛宝正意识到：这些人，并没有被打败。
为了方便狱中的斗争，同志们不但细细了解了监狱的结构，管理人员的情况。而且，还给每个管理人员都取了一个代号，方便互传信息时用得上。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给牛宝正取的代名叫：OX。这是根据“牛”字的英文，来取的。
一方面，牛宝正观察着这群重要的“犯人们”；另一方面，“犯人们”也在观察着他。
通过观察，我党同志们发现这个牛宝正比一般的看守，更容易争取过来。一件特殊的小事，让大家有机会跟牛宝正有了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那天，牛宝正收到了一封从山东老家寄来的信。信里说，他的老母亲病重在家，日日盼着他早点回来。同时，因为没钱给老太太看病，亲人们也希望牛宝正能寄点钱回去。
这件事，可难坏了牛宝正：
一来，他不认得几个字，要写信回家对他来说有难度。他问了一圈，看守人员里没人会写字；
二来，他在北平本来就举目无亲，吃饭、租房都得花钱，一下子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
牛宝正想了想，这批送进来的犯人里，好像个个都挺有文化的。于是，他找到了一个叫杨献珍的犯人来帮自己写封回信。恰好，这杨献珍是我党华北地区地下党的一员骨干。
那天，牛宝正拿着笔墨，到大牢里找到杨献珍，请他为自己代笔。牛宝正一句一句地表达着自己对母亲的挂念，在北平生活的不易，以及这些年受过的苦，等等。讲到伤心处，杨献珍发现牛宝正脸上写满了对母亲的愧疚。
这件事，给了杨献珍很大的触动。他迅速把这件事，汇报给了狱中党支部的同志们。大伙儿细细讨论后得到结论：这牛宝正良心未泯，是一个值得争取的对象。
于是，从那以后，每次牛宝正执勤的时候，杨献珍都会跟他聊天、搭话。日子久了，两人也越来越熟。后来，同志们还特意凑出一些钱，让杨献珍交给牛宝正，并叮嘱对方：快拿去给你老母亲治病吧！（当时有些被认为“罪”轻的同志，家属探监时能带一些钱进来）。
这一举动，深深地感动了牛宝正。来北平这么久，几乎没有人这么关心他，他对杨献珍说：“兄弟的一番情谊，我牛某人心领了！以后有什么我能帮得上的，定当尽一些力！”
杨献珍见他这样说，便抓住机会提出了自己的请求：
“兄弟是个读书人，生平没什么嗜好，就是喜欢看看书、读读报。牛班长方便的话，能帮我买一些书报进来，我一定重谢！”
牛宝正觉得这都是些小事，当场就答应了。此后，他便经常偷偷带一些进步书报进来。咱们的狱中党支部，也因此得到了极快的发展。
后来，受到这些进步书报，以及杨献珍、安子文等同志们的话语宣传，牛宝正的内心也越来越向我党倾斜。
特别是当他陪着那些反动派审讯我党干部们时，看着他们视死如归、不屈不挠的样子，牛宝正心里受到的震撼是巨大的。他并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但人心都是肉长的，他打心底希望这些好汉们能有个好结局。
在此期间，牛宝正冒着被发现的危险，主要为我党做了以下几件事：
其一，送情报。
狱中党支部要跟外面的同志们联系，牛宝正自己不方便出面，就派妻子和儿子去联络点送取信件。这些信的内容牛宝正看不懂，也不敢拆开来看，都是原封不动的传递。
其二，掩护地下党前来探监。
按理来说，重犯们都是不允许探监的。但在牛宝正的安排下，我党同志们经常能扮成家属，进来与党支部取得联系。
其三，提前通知同志们做好应对审讯和调查。
监狱里的审讯工作，是一阵一阵的。每次牛宝正接到命令，要对在押重犯进行某种方式的审讯时，他都会提前通知。
有时候，敌人甚至会安插几个特务伪装成犯人，希望能打入被捕人员内部，获取我方情报。对于这些情况，牛宝正也会及时通知。这样一来，就避免了我党支部被敌人渗透。
在朝夕相处中，牛宝正最大的心愿就是：这些好人要是都能平安出去，那自己也算是没忙活这一场。
1936年年初，机会终于来了。当时，全国抗日浪潮高涨。工人、学生都纷纷走上街头，要求当局积极抗日。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没有那么多精力和财力来管理各大监狱的犯人。
事实上，自从同志们被关进大牢那一刻开始，我华北局就在想办法积极营救，并一直叮嘱他们：一定要坚持住，等待时机。现在机会来了，时任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迅速向中央汇报：是时候想办法营救他们出狱了。
既然要狱内、狱外配合，就肯定需要最值得信赖的人来传递信息。这一时期，牛宝正就充当了这一角色。在同志们的各种斡旋和安排下，自1936年9月份开始，陆陆续续共有60多名同志出狱。
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出去后各自潜伏。在街上见到了也不说话，完全当不认识。等到风平浪静后，他们才又纷纷和组织接上了头。
同志们是获救了，但牛宝正此后，却吃了不少苦头。因为长期在狱中与我党人士接触，在一次清查中他受到了上级的怀疑。他们逮捕了牛宝正，并对他严刑逼供。期间，牛宝正咬死不认，称自己和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这才没有被马上判处死刑。
我党的同志们都是有良心的！得知这一情况后，他们冒死把牛宝正营救了出来。最后，为了他及全家的安全，还专门派人把他们一家护送出了北平。
那么离开北平后的牛宝正，过得怎么样呢？
出城后，牛宝正带着妻儿回到了山东无棣，成了一个走街串巷，以做小买卖为生的小商贩。建国前，对于过去的事，他绝口不提，生怕给家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山东解放后，当地开始查牛宝正的历史。当年他进过国民党警察大队、当过监狱看守班长的事，自然就成了他人生的“污点”。因此，他的成分也就被划为了反革命分子。
对此，牛宝正也曾想过解释，但这种事没有人证，他就是想说也说不清。好在，因为平时他表现良好，当地也并没有太为难他。
而另一边，当年受过牛宝正帮助的那些人，除了早年牺牲的英雄，很多都成了开国元勋。
1949年10月1日，这些元勋在参加开国大典时，又回想起了当年的艰苦岁月，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牛宝正。于是，安子文部长和大家商议了一下，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找到牛宝正，报答他的恩情。
然而，事情已经过了十几年。当时大伙儿只知道牛宝正是山东人，根本不知道他的具体籍贯等。于是，一纸急电就被发往了山东省政府：寻找牛宝正。
寻找工作是不易的，好在地方的同志们都尽心尽力。最后，大家通过贴《寻人启事》、下乡打听、集中排查等各种方法，终于把目标锁定在山东无棣县。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无棣县干部张学德，找牛宝正谈话。
那么，当张学德问牛宝正，是不是认识安子文部长等人时，为何他会说不认识呢？难道，他真的把之前的事全都给忘记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
事实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当年在华北从事地下工作的安子文等人，用的都是化名。直到解放后，他们才恢复了真名。
牛宝正称自己确实在草岚子监狱帮过一些人，但那些人的名字是：徐子文、刘华甫等。同时，虽然已经过去了10多年了，但他还是能准确地说出这些人的长相特点。
张学德于是赶紧找到安子文等领导，结果他们非常肯定地表示：对、对，这些是我们当年用过的名字。
事情，终于水落石出。
当张学德把安子文等人的近况，告诉牛宝正时，他一边落泪一边说：“没想到我老牛，救了这么多大领导！”。不过，当张学德提出中央领导希望接他们一家到北京生活时，64岁的牛宝正却拒绝了，他给出了3个理由：
其一，我对党无大功，受此厚待于心有愧；
其二，穷家难舍，乡土难离；
其三，独子外出不在家，他一个人难以进京。
对于这点，当地领导一一跟他解释清楚了。县领导告诉他：你的功劳有多大，中央领导们心里都是有数的。而后，县里又让人赶紧通知牛宝正在外工作的儿子，让他尽快去北京与父亲会合。就这样，牛宝正才在当地百姓的热情欢送下，去了北京。
此后，牛宝正的晚年生活，过得是相当不错的。他被认定为革命功臣，享受干部行政18级待遇。他一直放心不下的儿子，因为文化水平不错，也被安排了工作。
1954年11月，68岁的牛宝正在北京病逝，中央很多老领导都前来悼念。
是的！牛宝正立了功，所以他理所应当受到大家的敬重。
很多人听过他的传奇往事后，都会问一个问题：为何当时，他会心甘情愿冒险去做那么多事？是什么力量，让他这么做？
这个问题的答案，笔者认为：另一个与牛宝正有着类似经历的老人，应该能给我们答案。此人名叫：凌凤梧。
凌凤梧本是浙江金华人，本也是一个国军下层官员。不过，他的官比牛宝正要大一点，他是看守所所长。而他的看守所里最有名的“犯人”，名叫：方志敏。
当方志敏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每天花16个小时，写下《可爱的中国》和《清贫》时，凌凤梧就在他所长办公室看着。当时，看守所里很多人都说：“这个犯人，怕不是傻了吧！写这些有什么用？”
但凌凤梧却很受感动。他尽量照顾着方志敏的生活，为其写作提供了不少方便。同时，方志敏也曾劝过凌凤梧：不要再跟着国民党干了……
方志敏牺牲后，凌凤梧听了他的劝告，回到老家当了个教书先生。此后的很多年里，再提到方志敏，凌凤梧都会说：不是我帮了他，是他的一言一行救了我，他是我的恩人！
为何要帮他们？不是图财、不是为将来留后路，仅仅是因为：英雄身上自有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可以燎原。哪怕，他们身在狱中；哪怕，他们失去了自由。这股力量，一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