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大战役后的国共形势

平津战役后,华北国民党军仅能保有山西的太原、大同,豫北的新乡、安阳,山东的青岛等少数孤立城市,已经没有完整的防御体系和有实力的部队了。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平津战役最晚发起,最后结束,在其发起前和进行过程中,国民党军精锐主力已经陆续在辽沈和淮海战役中被歼,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因此而多半失去了战斗士气,国民党统帅部也不可能像以往那样派军增援,这也使得平津战役在军事方面的战斗总体而言不似辽沈、淮海战役那般激烈而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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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进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计历时近5个月(142天),国民党方面投入其五大战略集团中的三个集团(东北、徐州、华北“剿总"),出动了近190万部队(包括特种兵和海空军为235万人),占其总兵力的52%(包括特种兵和海空军为64%),结果损失了154万人,占其参战部队的80%,其中伤亡26万人,占其参战部队的14%(均不包括特种兵和海空军)。

中共方面投入其五大战略集团中的四个集团(东北、华东、中原野战军全部及华北野战军大部),出动了150余万部队,占其总兵力的54%,结果伤亡近25万人,占其参战部队的16%;国共两军的伤亡人数及占参战部队的比例大体相当,表明战斗过程之激烈,但国共两军总的损失比例则为6比1,国民党的损失大大超过了中共,又表明国民党军在三大战役中的完全失败。

三大战役为国共两军的战略决战,双方动员兵力之多、战役持续时间之长、作战地域之广大、战斗程度之激烈,均为国共战史上所仅见。在三大战役的战术层面,国民党军在进攻方面表现甚差,完全没有达成战役目的但在有空军支援并依托工事的情况下,仍可进行较长时间的固守防御作战;中共部队在多数情况下处于攻方,在缺乏装甲车及空中支持的情况下,在进攻中往往需要付出一定的伤亡代价。但中共部队具有更为高昂的士气、更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并能够根据战场形势的发展而采取不同的攻守战术,最终仍然胜过了国民党军。

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总兵力还有204万人,其中野战部队为71个军227个师115万人;中共部队总兵力则达到358万人,其中野战部队为56个纵队180个师218万人。中共部队首次在数量上超过了国民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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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大战役野战与攻城多方面的历练,中共部队已经完全过了打大歼灭战、攻占大城市这两关,在技战术和心理上均对国民党军形成了绝对优势。中共治下的东北、华北、华东、西北根据地基本连为一体,面积为全国总面积的1/4,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为下一步向全国进军奠定了稳固的后方和物质基础。

二、国民党划江而治的图谋

1948年底至1949年初,由于国民党军在三大战役中接连失利,其党内开始出现谈和的声音,社会舆论也有和平的呼吁。此时,国民党虽然在军事上遭受重大失败,但仍据有长江以南和西安以西的广大地区,并在加紧整补部队,以图保住江南与西部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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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出现过多次大体以长江划界而治的南北朝的格局。对此,中共在军事胜利之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不允许国民党通过和谈获得喘息之机,使南北朝的局面重演。

为此,中共作出了一系列部署,以打消国民党对于和平的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1948年1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关于惩处战争罪犯的命令》,将犯有屠杀人民、抢掠财物、毁坏市政设备、银行金库、文化古迹、公共资材等12项罪行者列为应依法惩办的战犯。

12月25日,中共通过新华社公布了包括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孙科等47人的战犯名单,提出追究战犯的战争责任,以分清战争双方的是与非。

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提出国民党正在以“和平”阴谋企图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声明将“使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文告中提出了谈和的条件,1月14日,毛泽东即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通过新华社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针锋相对地批驳蒋介石的文告。

声明认为,国民党提议谈和是“为着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谴责蒋介石提出的条件“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提出中共的和谈条件是:

(1)惩办战争罪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法统;(4)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改革土地制度;(7)废除卖国条约;(8)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中共以这八项条件作为与国民党和谈的基础,并以是否接受这八项条件作为区分主战还是主和、真心主和还是虚假主和的分界线。在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并表示愿意谈和之后,中共在1月25日发表声明,认为“南京反动政府应负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全部责任。全国人民对于这个政府早已完全丧失信任,这个政府早已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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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桂系提出与中共谈和的主旨而言,与蒋介石并无本质的区别,他们都企图继续维持国民党统治的半壁江山,整训部队,寻求美援,以待来日。李宗仁认为,“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白崇禧提出:“最好共产党军队不要渡江,以长江为界,他们在江北,我们在江南,划区而治,事情就好办了。"在他们的心目中,与中共谈和并非是“投降”,而是要获得“体面的和平"。

2月20日,李宗仁在广州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座谈,表示反对北平式之和平,亦不赞同共党所控制之联合政府,最希望者为划江分治,宜在两分治政府之下,建立一象征统一之联合组织;如果不成,则使和谈复杂拖延,俾有时间整理军队,改进政治。

他们与蒋介石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他们希望蒋能够真正放权,由桂系真正主导国民党政权,为此他们需要以主和争取舆论和人心,也需要在某些时候以某种方式以中共为砝码压迫蒋介石。在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后,桂系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名分,反蒋之心便不似先前那般迫切,与中共接触的态度也有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