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文 迪伦·托马斯对江郎才尽怀有一种深深的恐惧。他优柔寡断、无能、绝望，唯一的办法就是一次次逃往美国。
1950年，迪伦·托马斯首次访问纽约，遇到了珀尔·卡津（PearlKazin），标志着他与凯特琳动荡婚姻的转折点。女儿艾伦威（Aeronwy）在《我父亲的位置》（MyFather’sPlaces,2009）一书中，忆及此事如何在她反复无常的父母之间造成了重大裂痕。她透露，凯特琳决心陪伴迪伦进行第二次美国巡演，以“抵御阿谀奉承的诗迷和母鬣狗”。1952年，凯特琳果真陪伴迪伦访美，但两人喝得非常厉害。幸运的是，卡津不见踪影。他们仍然在一起，但亲密关系却未从迪伦第一次美国之行的风流韵事中恢复过来。
1953年春，迪伦再次逃离凯特琳。在纽约，伊丽莎白·雷特尔（ElizabethReitell）进入了他的生活，有时在切尔西旅馆与他同床共枕。他在伊丽莎白在身边的时候，由于酒精、吗啡和呼吸系统问题的影响，迪伦陷入了昏迷，从此再未苏醒。
迪伦对这个在他的床边神秘哭泣的女人说过什么？“我爱你，但我孤独一人。”那非常迪伦。所有的托马斯传记中都引用了这句话。
遇到凯特琳时，迪伦知道她实际上是一个狂野的爱尔兰女孩。他们在伦敦的一家酒吧初遇。据说，醉酒的迪伦把头靠在她的腿上就求婚了。他们认为彼此是灵魂伴侣，决心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但与此同时，迪伦又有些疯狂地认为凯特琳是一位资产阶级妻子，应该戴帽子和手套。当然，他也希望有人能照顾自己，他相信凯特琳就像他的母亲一样，永远不会离开他。他们生下了三个孩子。
可是，慈母不是凯特琳的风格。凯特琳有一个糟糕的童年，18岁时离家出走到伦敦。女儿评价妈妈说：“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努力克服内疚感，但这并不是她精神装备的一部分。被渴望的需求与她的母性需求相冲突，就是这样。”
托马斯夫妇的一个问题是，已拥有的钱对这个家来说永远不够。迪伦画漫画讽刺自己像一只“为美元发疯的夜莺”。除了家庭需要之外，他还需要资金来支持尼古丁和酒精的双重成瘾。迪伦最后的岁月在船屋（BoatHouse）度过，那个今日看起来浪漫迷人的位于小镇拉恩（Laugharne）的居所，当时是悬崖下的乡村贫民窟。凯特琳尽管外表柔弱，却表现出钢铁般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性格，很少有女性能忍受她那样的处境。她要与贫困搏斗，满足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家庭需求，并面对支持一位专注的诗人写作的压力。如果迪伦成了传奇，那么这个传奇就应该归功于凯特琳，没有她，迪伦甚至都不可能活到39岁。
然而有一种说法认为，托马斯故意将自己置于死亡的境地。他对生活不满意，并对自己成为大诗人的前景感到担忧。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他对妻子的依赖。当她决定自己已经受够了时，这种分离削弱了他的精神，把他推到了悬崖边。
可谁又能责怪凯特琳呢？迪伦到美国表演诗朗诵，这从一开始就让凯特琳感到厌烦，她认为他背叛了自己的天才。很快，她又发现他也背叛了她。当迪伦在纽约喝威士忌、四处炫耀和不忠时，凯特琳变得非常怨恨。“当他爱上美国的那个叫珀尔的女人，还有他在那里找到的最后一个女人，伊丽莎白还是什么的，我完全因为愤怒、嫉妒和所有一切而发疯。”
近年凯特琳写给伦敦朋友海伦·麦卡尔平 (HelenMcAlpine)的信件被曝光，信中充满了对女性的受压迫愤怒，尤其是对自己的愤怒，因为她被困在“令人讨厌的船屋”里。她是一个留守者，陷入了“无解的生活”。1952年，她讽刺地指出迪伦建议她加入妇女研究机构或从事园艺。
迪伦虽然迷人，却是一个伪装者，与世界格格不入，沉浸于他在青春期塑造的自己的故事中，那是一个诗人将得到一切宽恕的故事。他总是希望女人在他生病或遇到麻烦时照顾他，但又不阻止他让自己生病或陷入麻烦。这不折不扣就是一种童年模式。
迪伦在最后几年给凯特琳写绝望情书（通常是在他出国的时候），其中的段落听起来就像一个孩子试图赢回不宽容的父母的爱。这些信件都透着某种狡猾，掩盖了进一步的不忠行为。然而谎言和搪塞只是他应对现实的方式，在所有这些绝望的背后，迪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她。
迪伦去世后，凯特琳1957年写作的回忆录中，描绘了一位悲伤的寡妇，称自己有着“待杀戮的余生”。我不欣赏的是书名的自怨自艾，以及结尾和开头共有的悲怆；然而读下去，这种自怜完全被书中强烈的情感冲击和有力的文风所掩盖，一旦这种文风掌握了凯特琳，她的爱尔兰语句子就会产生凯尔特人的愉快共鸣，就像他的威尔士语句子一样。
这是对托马斯的力量、鲁莽和抛弃的惊人复制，而这个女人显然是唯一一个与他拥有同等精神的人。因此，她与他战斗，恨他，爱他，以至于他们的冲突强度几乎杀死了对方。最出人意料、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她清楚地表明，自己就像迪伦一样，他们强大的气质致命地混合了智力上的弱点、过度的随手可得和被爱的需要。这些在凯特琳的一句话中完美地体现出来：她的人生准则是“时刻准备好迎接即将到来的灾难”。
40年之后的1997年，凯特琳的回忆录修订本《我与迪伦·托马斯的生活：双饮故事》（MyLifewithDylanThomas:DoubleDrinkStory）在她死后出版，详细描述了酒精对诗人以及作为伴侣的她的生活的影响。她写道：“我们的故事不仅是一个爱情故事，也是一个饮酒故事，因为如果没有酒，我们的关系永远不会站稳脚跟”，而且“酒吧就是我们的祭坛”。由于饮酒对迪伦来说是一种自卫手段，他只能将好心女士们阻止他饮酒的努力，解释为对他自由的危险攻击。而他视自由高于一切，因为没有自由就不会有诗。凯特琳从来没有犯过这个错误，这就是为什么她始终是他唯一真正爱过的女人。
也许，凯特琳讨厌迪伦的行为，但内心对他保持忠诚。她曾一度制定了详细的计划，要在意大利山上的篝火中火化。但1994年，80岁的她在西西里的卡塔尼亚（Catania）去世时，她的愿望是被送回拉恩并埋葬在迪伦身边。于是今天他们一起躺在圣马丁教堂（StMar－tin'sChurch）的墓地里。凯特琳很满意地知道，她帮助一位杰出的诗人在威尔士创造了他自己的生活故事和自然观，最后还能俯瞰他深爱的大海。
“第一次死亡之后，再无其他”
捷克小说家扬·德尔达（JanDrda）在1949年陪同托马斯访问布拉格期间，观察到诗人“似乎根本不会走路，他踱来踱去，蹦蹦跳跳，给人的印象就像一只漂浮在空中的熊”。《时代》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对托马斯的评价相当粗鲁：“他借钱不思归还，很少按时出现，这对他的朋友来说是一种考验，对他的家人来说是一种担忧。”他无法看到道德后果，就好像他无法掌握实际安排一样。用每个人迟早都会脱口而出的关于迪伦的话来说，他就像个孩子。这能算个好借口吗？
像《十八首诗》这样的处女作在任何时候都会引起关注，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托马斯这样具有特殊天赋的诗人尤其受到欢迎。自从W.H.奥登（W.H.Auden）的《诗集》（Poems）于1930年问世以来，英国诗歌一直被他那冷峻、知性、不祥的乐章所主导。托马斯与之不同，他是一个意象主义者，一个黑暗的、酒神世界的先驱，这个世界充满了无意识的搅动和嬗变。其时，托马斯醉人的抒情诗，就像干旱中的一场暴雨。托马斯可以像任何现代派诗人一样神秘莫测，但他充满激情的咒语似乎来自于更古老的浪漫主义传统；不久之后，他就被誉为吟游诗人，擅长借鉴他在出生地斯旺西的海岸线漫游或在威尔士乡村长途散步时收集的意象。
托马斯开始创作了不起的诗篇时还非常年轻；他的早熟程度可与济慈（Keats）和兰波（Rimbaud）媲美。然而，与他们的诗不同，托马斯的诗反映了创作者的原始气息。他的思想难言晓畅，他的言辞过于喧闹，而且似乎故意模糊不清。评论家戴维·洛奇（DavidLodge）说：“迪伦·托马斯代表了他们所憎恶的一切：语言晦涩、形而上学的自命不凡和浪漫的狂想。”
托马斯面临的主要困难并非新一代的冷峻挑衅，而是少年诗人为自己写作时的那股极度炙热。对于任何青少年来说，孤独和欲望自然会在自我满足中得到释放；从这个意义上，托马斯的许多诗可以被公平地、不带侮辱之意地称为自慰诗。他认为男人和女人被锁定在成长、爱情、生育、新的成长、死亡和再生的循环中。因此，每个形象都孕育着它的对立面。诗人从《圣经》、威尔士民间传说、布道和弗洛伊德的学说那里汲取了他那些紧密交织、时常自相矛盾的意象：“我的晦涩是相当不合时宜的，因为它建立在预设的象征主义基础上（恐怕这一切听起来都很虚伪和自命不凡），这种象征主义来自人体解剖学的宇宙意义。”
正是这种极端化的倾向，让托马斯将自身的整个存在视为本质上不属于己的东西。在他汹涌澎湃的泛神论诗歌中，他自己的生命只是宇宙进程中的一个瞬间，是生命力的暂时栖息地。有时，他听起来像是自恋，会写出如“我神圣幸运的身体”（UnluckilyForADeath,1945）这样的诗句。但在更深的意义上，他笔下流淌出对自我的惊人否定。在最佳状态下，托马斯有一种近乎形而上的能力，让我们在一瞬间看到生命的所有时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正是这种同时洞察死亡和穿越死亡的力量，造就了他伟大的战争诗篇：《空袭大火后的祭奠》（CeremonyAfteraFireRaid,1944）《黎明空袭遇难者中有位百岁老人》（AmongThoseKilledintheDawnRaidWasaManAgedaHundred,1941），以及最大胆和精彩的《拒绝哀悼死于伦敦大火中的孩子》（ARefusaltoMourntheDeath,byFire,ofaChildinLondon,1945）。
最后这首诗，是一曲优雅地拒绝公开悼念孩子的挽歌。诗人认为，当世界上有如此多的苦难时，哀悼一次特定的死亡是奇怪的和不恰当的——他把死亡扩展到更深层、更长远的视野，将全人类和所有时间都纳入其中。如此写作挽歌并不真正令人欣慰；托马斯急于以宇宙观来看待悲剧，似乎对悲剧的人类意义漠不关心。拒绝哀悼就是拒绝把死去的女孩作为一个个体来爱，就像那些认识她的人可能爱她的方式一样；这让她立刻变成了一个象征。
诗人写出了坚韧与抵抗，然而奇怪的是，这也是一首唯我论的诗。在他面对自己的死亡之前，他不会真正感受到孩子的死亡。诗人拒绝哀悼，直到他自己的死亡到来，而他的死亡时刻，也将是所有死亡的时刻——“第一次死亡之后，再无其他”。
这句点睛之笔，颇为费解。我的理解是，第一次死亡是我们任何人一生中遭遇的第一次深刻损失。它不一定是我们看到的第一次，而必定是我们体会的第一次。
为什么第一次损失是神圣的？因为它是祖先，其他的损失都与它有关。在“最初亡者的深处，长眠着伦敦的女儿，覆裹久远的亲朋好友，隔世的谷粒，母亲的深色血管”，在这些精彩的诗句中，我们看到了血脉的传承。
第一次死亡包含了所有的死亡。更简单地说，它是第一次，没有副本，遭受的损失是无可比拟和无法弥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最后一次。后来的死亡，只能与最初的死亡同在。
任何铭记于心的死亡，都是最初的死亡。第一次死亡之后，死亡从此不再。这其中有希望——毕竟死亡只有一次；但它也带来永不消逝的悲伤。诗人直言自己的态度：在这唯一性中，我拒绝世俗地哀悼一个女孩，我拒绝多首挽歌的华丽——因为死亡只有一次，哀悼也只有一次。
我如同大海，在锁链中歌唱
说到死亡，我们怎能不提及《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DoNotGoGentleIntoThatGoodNight,1951）。和《拒绝哀悼》一诗一样，如果看得太仔细，这首诗的论点可能会受到质疑：我们中有多少人真的希望自己的亲人在临终时愤怒，而不是静静地离去？然而，托马斯的佳作一如既往地将个人的感受变成普遍的感受，将个人的困境变成全人类的困境，因此，这首诗的歌声响彻天际，成为我们所有人“怒斥光明的消逝”式的悲天悯人的恳求。
这首诗反复出现的叠句包含了一个隐喻，死亡被称为“那个良夜”。由于这一隐喻重复了四次，因此可以认为托马斯通过“智者”“善良的人”“狂野的人”“肃穆的人”的态度，对一系列死亡方式进行了评价。不过，这样做只是为了让我们对真正的情感核心有所了解：
而你，我的父亲，就在那悲恸之巅，
我祈求，现在就用你的热泪，诅咒我，祝福我吧。
这首诗充满了夺魂的音效和惊人的意象，就在这中间，“而你，我的父亲”，简简单单的数个字，却击中了人心。迪伦不再是社会上的明星人物，而只是一个在病榻旁与父亲对话的男人，父亲的行将离世让两人都崩溃了。作为读者，我们可以偷听这一亲密时刻。说话者知道，父亲在经历了漫长而劳作的一生之后已经疲惫不堪，对老人来说，死亡可能就像一夜安眠那样诱人；说话者也知道，无论他的恳求成功与否，安息都将不可避免地到来。也许他并不希望父亲长生不老，只是希望他勇敢地与死亡抗争，即使是在一场无法获胜的战斗中。
但也许这首诗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让父亲相信什么，它只是作者对他所熟悉的睿智、善良、狂野和肃穆的人的消逝表达愤怒和绝望的一种方式。也许诗人意在激励人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继续取得成就，而不是温顺地走进黑夜——不要只是坐等黑暗。我的想法和一些迪伦诗歌的爱好者一样，认为这首诗并不是对死亡和消失于遥远记忆的反抗，而是对生命以及人们如何利用生命来纪念自己的庆祝。这就是为什么它打动了每一个直面过死亡的人，哪怕它与传统的情感背道而驰。
这首诗写完后不久，D.J.托马斯就去世了。不到一年，39岁的迪伦也走了。最终，“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也可以说是迪伦写给自己的。在我父亲去世后，我曾经久久地翻阅迪伦的《诗合集》（TheCollectedPoems,1952），因为迪伦运用了他巨大的语言天赋和功力，触及死亡与时间，为人类最慷慨、最重要的冲动服务。诗人不吝表达自己的悲痛，我们也与他分享了这悲痛，并获得了一种处理自己悲痛的方式。
当我读到诗集的前言，特别是其中这段话时，我的夜晚变得明亮起来：
“我在某处读到，有一位牧羊人，当被问及为何要在仙环内举行仪式祭拜月亮以保护羊群时，他回答：‘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就是个该死的傻瓜！’这些诗，尽管充满了粗鲁、怀疑和困惑，都是为了人类的爱和对上帝的赞美而写的，如果不是这样，我就是个该死的傻瓜。”
“粗鲁、怀疑和困惑”描述了人们醒着的许多时间。此时，作为读者，翻检迪伦“个人从黑暗走向某种程度的光明的斗争记录”，陶醉于其肆意设置的相互撞击、相互制约的密集意象，哪怕是在没有完全或直接理解的情况下，也可能会被震撼，感受到自然的生长力和人性的律动，从而得以改变内心气象。尤其是在他的生命的最后阶段，迪伦将他的才华投向了最重要的主题，写出了我们所有人都能感同身受的诗歌。
在20年的写作生涯中，托马斯身兼数职：抒情诗人、编剧、表演者、作家。不过，当我想起他时，我觉得他是一位大海的诗人，更确切地说，是一位拉恩河口的诗人，潜伏在他居住的船屋和工作的写作小屋里面。在托马斯的作品中，大海无时无刻不在，它的潮汐也是如此，仿佛水中的节拍器，牵引和冲刷着诗歌。托马斯的崇拜者往往会在第一次令人陶醉的邂逅之后就离开他，正如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Heaney）所指出的，他是“文学史上的个案而非篇章”。但是，就像他故乡拉恩的潮汐一样，人们同样倾向于回到他身边。因为，无论他有什么缺点和过激行为，他都是我们生活中需要的诗人。
他是自然世界的提倡者，以戏剧性和惊奇感发出声音。他点醒我们人类的本质，褪去智性的伪装。他将反叛精神嫁接到与时间和死亡的抗争中，而这种抗争的愚蠢性，使得抗争更加勇敢。他告诉我们，诗歌的意义并不重要，诗歌如何表达意义才是关键。他还提醒我们，诗歌植根于音乐，并将永远如此。我们希望，这位诗人“心的真实”仍然能在高耸的山峦上被歌唱，而且传到更远的地方。
胡泳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经济观察报特约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