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建国初期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下乡搞农村情况调查。一天夜里，曾希圣正巧与时任安徽共青团省委书记的项南住在一个屋内。
两人在炕上聊天的时候，曾希圣忽然发现眼前这个年轻有为的项南很像一个人。接着曾希圣突然很兴奋地问道：“你小时候去没去过上海？”项南惊了一下回到：“不只去过，我还在那里生活了好久。”
曾希圣一听，更加兴奋紧忙又问道：“你还记得当时住在上海什么地方么？”因为毕竟那是已经过了二十多年的事了，项南被这突然一问，愣了一下子说：“容我想一想。”
曾希圣又问：“那你还记得你父亲是干什么的？”这时项南模模糊糊地说：“我父亲好像是跑生意的。”这句话让曾希圣想到为何项南要用到好像呢？这说明项南父亲的行踪很神秘。曾希圣此时心中更加坚信自己心中的答案。
就在曾希圣还在思考的时候，项南忽然想起了上海的住址，他说道：“想起来了，我当时是在上海法租界维尔蒙路德润里24号住过。”因为这个地址当时就是中共位于上海地下党活动的地址，曾希圣便彻底确定项南的父亲就是自己的老战友梁明德。
但是一个姓项，一个姓梁，为什么会是父子关系呢？这就需要从20世纪30年代说起了。在那个战火连连的时代，不仅战场上会有血雨腥风，还有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那就是从事情报工作的地下党员们。
因为一直潜伏在敌人之中，时刻都面临着死神，再加上蒋介石搞得“白色恐怖”，更是让中共地下党处在危急之中。所以这个时候，有很多地下党同志为了隐蔽自己的身份，经常要改变自身装着和姓名。
而项南的父亲梁明德，正是那个时候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他的原名叫项与年，又名项廷椿。1896年出生于如今被誉为红色之都的福建连城县。由于那时候处于晚清时期，多年的战火侵袭，很多普通人家都过得十分清贫。
年少的项与年家中也不例外。从小因为家中贫困，项与年没有机会念书，而是一直在家中务农。但年少的项与年聪明机智，在周边小伙伴中算是一个“小领袖”，特别有组织能力。而且项与年虽然没有上学读书，但是也十分刻苦，他每当路过私塾的时候，听到里面传来的朗朗读书声，都会停留片刻，蹲在地上拿起草棍在地上写写画画。
有一次，项与年在南京读书的胞兄项廷爵回乡的时候，看到项与年如此刻苦，便将随身的几本书送给了项与年。第一次拿到书本的项与年十分兴奋，从此以后更加刻苦地去钻研学习，并且将项廷爵当成崇拜的对象。
就这样，慢慢的项与年尽管没有上过学，但是也通过自己刻苦努力，对一些普通的知识也有一定理解。直到1918年，22岁项与年决定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胞兄项廷爵。而此时项廷爵早已毕业，并且在南京的法院当上法官。
接着，项与年便只身来到南京投奔项廷爵。之后项与年又在胞兄的帮助下，又学习了许多知识，看了许多当时先潮的书籍，项与年的思想也随之变得十分开明且向上。
他看透了封建毒瘤思想的危害，毅然决定担起了责任参加到孙中山所率领的革命队伍。但意外的是，孙中山于1925年因为身患疾病去世。一时间失去了精神领袖的项与年十分痛苦。但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中共党员。
项与年看到当时中共所立下的“规律”，内心十分震撼。因为他找到了真正可以救百姓于水火的队伍。在同一年，他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并且很顺利地加入了中共，成为了一名荣耀的中共党员。
入党后，项与年积极参与行动，很快得到了党组织的认可，并且于同年年底被委派到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进行党组织工作，并且在当地华侨中有着很好的名声。
但是在1927年，在国外工作两年的项与年突然被遣返回国。回国后，项与年来到上海加入到由周恩来亲自组建的中央特科“红队”工作。说到红队，不得不格外介绍一下这个当时威震敌特的队伍。
红队原是中共中央特科建立的，也就是由当时主抓情报工作的周恩来一手创立的。因为红队所接触的任务都是比较机密、危险性极高的，所以对于人员的要求也是比较高，训练强度较强的组织。
项与年就是在红队工作期间，枪法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也是在这期间，项南是跟随父亲一起生活最久的一次。当时刚刚9岁的项南在上海的一所小学里读书，每天都看到父亲项与年头戴礼帽，身着长袍，一副生意人的打扮，这也是年少时项南心中父亲的唯一形象。
1929年8月24日，中共广东负责人澎湃、杨殷等领导在上海新闸门路开会的时候，由于被人出卖，被敌特逮捕。当传来4天后就是敌人要迫害中共同志的日子，项与年与红队人员参加到营救澎湃等领导的任务中。
8月28日，项与年等人在行刑必经之路上海枫林桥，装扮成电影公司的外景队，一早开着几辆开车到达路口。并且很快将摄影机架设在路边，展示出正在拍电影的气氛。而项与年与红队队员们则化妆成导演、演员、摄影师之类的人物。
他们的身上都藏有手枪，并且全部上了膛。道具中还藏有机枪和手榴弹武器。在囚车必经的道口还停着一辆装有大米的卡车，一旦看到囚车出现，大米车马上冲上道口将路拦断，然后项与年等人可以将米袋当成掩体进行射击。
一切都准备好之后，囚车也一直没有出现。直到傍晚，项与年一队人收到通知，原来敌人的囚车早在他们赶到之前就穿过枫林桥开往刑场的路上了。就这样，中共澎湃、杨殷等四位领导同志在8月30日从容就义。
数位烈士被害后，项与年与红队人员全部表示要为他们报仇。就这样，他们调查到了当时出卖澎湃等人行踪的汉奸白鑫的行踪。原来汉奸白鑫出卖情报害死了澎湃、杨殷等人，他意识到自己一定会受到“红队”的威胁，所以便想着要出国避避过头，并且准备11月11日准时离开上海。
就这样，在11月11日的晚上，项与年与红队人员在白鑫所在的会馆附近潜伏下来。果然在夜幕时分，汉奸白鑫与国军干部范争波一同出现在门口，准备上车出发。
汉奸白鑫刚刚把车门拉开，突然“啊”的一声，白鑫等几位汉奸全部吓了一跳。刹间，项与年与红队七八个人像从地下蹦出来一样，大喊道：“红队，在此已经等候多时。”
还没等护送白鑫的保镖掏枪，项与年等人就已经开火。瞬间，火光四射，保镖一个个地倒下。汉奸白鑫被吓得慌张地想要捡起手枪抵抗，只听“嘭”地一声，汉奸白鑫也倒在了地上。紧接着，红队所有人又向白鑫身上开了数枪，汉奸白鑫成了筛子。
组织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认为上海还需要更多的情报人员。就这样，在1930年11月，一直在武汉进行情报工作的曾希圣被调到了上海，开始进行侦察机要工作。
也是在这一年，曾希圣与同在上海工作的项与年接触的机会多了起来，两人志同道合，经常在一起大谈特谈，展望革命胜利后的社会。
曾希圣由于经常去项与年家中，对项与年儿子项南也是格外喜欢，并且经常带他出去买糖、游玩。也是从这个时候，项与年与曾希圣成为了要好的战友。
直到1932年，蒋介石在江西调动了十万大军准备对中共苏区进行攻击，一时间江西局势危机，项与年应组织上委派，马上就要去江西进行工作。
不过由于项南年龄尚小，加上工作的特殊性，只能再次与项南分离。就这样，项与年将项南托付给了一个上海的老乡张雪澄。
张雪澄与项与年都是福建连城县生人，两家是紧邻的两个村。张雪澄是1905年生人，与项与年相差9年。在张雪澄年少的时候，曾在家乡听到过项与年的演讲，从此内心也是十分向往项与年所提到的外面的世界。
不过张雪澄的家境要比项与年敦实很多，家里有个开药房的叔叔，所以从小的时候张雪澄经常跟叔叔学习。最终在1928年，23岁的张雪澄考上了上海群治大学。也是在上海念书的时候，张雪澄与项与年再次相遇。
从这以后，张雪澄经常与项与年联系，并且向他学习许多新潮思想。而项与年虽然工作的特殊性，必须谨慎对待身边每一个人。但项与年对眼前这个满眼渴望学习新鲜知识的小老乡格外的放心，并且还把家庭住址告诉了张雪澄。不过项与年嘱咐张雪澄不要把他的地址告诉其他人。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张雪澄猜测到项与年是在从事地下工作。所以他从来都不会向同学们提起他身边有这么一个朋友。直到1930年2月，张雪澄离开上海坐上了返乡的轮船。但不幸的是，当路过潮州的时候却发现当地土匪横行，根本无法返乡，无奈，他只能住在潮州一个朋友家中。
这一住就是三个月，张雪澄发现这么待下去也不是办法，土匪不知什么时候能消灭。他便决定要返回上海，但却不知道回到上海该干些什么？这个时候他想起了项与年，便写了封信给项与年，希望他能帮助自己找到一份工作。
项与年收到信后，表示非常愿意帮助这个老乡，并且回信表示：可以让张雪澄搬到自己住址附近的楼内住。张雪澄很快便收拾了行李返回到上海。
又过了两个月，张雪澄凭借自己的能力考近了当时职教社办的教师一职，也是从这个时候，张雪澄离开项与年家，来到乡下进行职业教育。
张雪澄正是在项与年的帮助与鼓励下，才正式走上了职业教育之路，所以他与项与年的关系也是十分的亲密，并且非常感激项与年。
直到1932年项与年马上要离开上海，赶往更危险的江西进行情报工作。此时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还在读书的项南。突然，他想到了这个老乡张雪澄，便想着让他帮忙照顾下项南。
随后，项与年便给张雪澄写信表示自己就要离开上海，希望他能照顾在强恕园艺学校读书的儿子项南的生活。张雪澄收到信后马上回复“让项与年放心，一定会照顾好项南的。”
也是从这一天开始，张雪澄每个月都会给项南送去5块大洋，供他学习生活之用，一直到项南毕业。
而来到江西后项与年已经正式更名为梁明德，并且一直潜伏在江西德安地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的麾下。
而国民党高官莫雄正是中共的地下党员。他也是曾与孙中山一起干过革命的人，但是从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夺权后便开始排除异己。莫雄为人正直开明，十分反感国军内部的腐败气息，并且与中共党员都有交往。
直到1930年赋闲上海的莫雄，曾向中共申请想要入党。不过经过考虑后，莫雄感觉自己留在国民党内部，更能为中共做出贡献。所以他舍弃入党申请，一直潜伏在蒋介石身边。
直到1933年10月，蒋介石委任莫雄为江西德安区保安司令，并且让他自己组成班子。就这样，莫雄将包括项与年在内的许多中共党员全部安插在国军内部。（此时项与年已更名梁明德）
此时梁明德在这里充当情报参谋，主要在敌人内部建立党组织。后来在1934年10月初，蒋介石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并且召集了200多位师部以上级别的军官一同开会，莫雄作为江西德安区保安司令也参与会议。
会议中，蒋介石制定了前所未有的“铁桶计划”，意在用150万大军分多路围剿处在中央苏区的10万红军。莫雄深知这次计划如果一旦成功，那么对于红军的损失将十分大。他意识到必须要将这份文件赶快送到红军手中。
就这样，他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会议结束后便马上返回到司令部，召集了项与年、刘哑佛等地下党员，将这个情况告诉了他们。项与年等人看完这份情报后，更是身出冷汗，随后马上用秘密电台向中央苏区先通报“铁桶计划”要点。
起初项与年打扮成教师从德安出发，但当来到兴国的时候，他发现路路都有把守，只要是年轻人都会被敌人守兵抓走。项与年意识到自己这样一定过不去的，经过思考后，他用砖头硬是敲掉了自己四颗门牙，将自己打扮成一个乞丐。
就这样，项与年为了中央苏区红军的安危，他忍受着剧痛，硬撑着身体途径了六天六夜，终于到达了瑞金。当项与年将这份文件交给周恩来手上后，周恩来马上着手准备突围，并且于3天后，1934年10月10日，红军开始了震惊世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正式开始长征后，项与年也并未歇息，而是马上又踏上了新的征程，继续奔波在地下工作的第一线。而就在项与年一直为组织奋斗的同时，他与家人一直处在失联阶段，就连他的女儿已经病死，项与年也全都不知。至于儿子项南的下落，他更是无心顾及，全身心地将所有精力都放在革命事业中。
当时虽然日本已经投降，但是还有残存日军在顽抗。此外还有地方反动武装的存在，项与年一路上也指挥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战斗。并且还剿灭了许多地方保安队。经过了近半年时间，项与年于1946年1月24日才到达延寿县。
刚到延寿县城下，还没来及歇息，项与年所率的连队又与当地的反动武装进行了交战。不过武器先进的日军都被打跑了，何况这些地方武装了。果然这些地方武装都不堪一击，项与年很快便将延寿县给解放了。
之后项与年成为了延寿县的县长，并且开始了一系列的民生工作。让饱受土匪摧残的当地百姓都解决了无米之炊。项与年在延寿县工作期间，从来都是穿着一件大衣和一条已经缝补十多个洞的灰色毛裤。
当有工作人员提出向上级申请一套新衣服时，项与年却说道：“有的老百姓还穿不上这样的衣服呢，别看它破，只要能防寒就行。”虽然项与年对自己的生活非常苛刻，但是对其他任却是十分关心。
在一次剿匪战斗中，延寿县一个警卫员父亲被土匪打死，但家中还有母亲和妹妹三人相依为命，顶梁柱没了，家中生活十分困苦。项与年得知后，便刻意吩咐民政部门要定期给他们家发放补助，就这样一直持续了八年之久，那一家人才知道这是县长的帮助。
也是因为项与年种种对待人民的事情传出去后，延寿县当地百姓都把梁县长当成了真正的父母官，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原来他的真名叫项与年。就这样，一直到1946年12月27日，项与年离开了延寿县。1949年，项与年又调任辽宁省旅大行署农林厅厅长。
而此时已经31岁的项南也一样在革命事业中发挥着热量。项南在上海强恕园艺学校毕业后，也积极参加到了革命工作中，并且于1938年加入了中共。
后来由于日寇的破坏，项南在桂林被困，后来在张雪澄向阮南田介绍下，21岁的项南暂时加入到桂林的“职教社”进行工作。
之后项南在桂林与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经香港又返回到新四军军部，这一年是1941年。回到新四军后，由于当时战事的密集，项南不断地随着部队转移，也是从这个时候与张雪澄失去了联系。
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后，项南回到上海开始寻找打听张雪澄的住址。后来通过张雪澄原单位打听到了消息，项南则亲自前往看望张老，并且询问关于父亲的下落。
可谓是上天安排，在项南走后不久，张雪澄又收到了一封来自辽宁大连的一封信。张雪澄看到署名梁明德，心中还有疑惑，因为在他的印象中根本就没有接触过这个梁姓朋友。但是当他打开信封看到字迹的时候，一股莫名的亲切感扑面而来，张雪澄断定这字迹就是项与年写的。
信中内容也是项与年询问关于儿子项南的下落。但不问世事的张雪澄只知道项南是在安徽工作，但是具体做什么职位，他却不知。所以他在信中只回复到他儿子项南已在皖工作。
项与年收到回信后十分开心，因为他知道了他的儿子还在世，并且和他一样在为国家效力。就这样，他马上联系了战友曾希圣（此时曾希圣是安徽省第一省委书记）。项与年希望能通过曾希圣找一下自己的儿子。
曾希圣收到项与年的信后，便马上开始四处打听，但是寻找了一年也没有发现梁明德儿子的线索。曾希圣非常苦恼，这时他找来当时任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的项南，希望他能帮忙找找。然而由于当时项与年用的名还是梁明德，所以项南并没有想到改名换姓的梁明德就是自己的父亲。
就这样，项南又接着找了一年还是没有找到。直到有一次曾希圣与项南共同下农村搞调查的时候，晚上两人共同在一个屋内休息的时候，也就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段故事。
真可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原来项南就是要寻找的人。曾希圣与项南面对面会心一笑, 接着项南一下搂住曾希圣，热泪盈眶。
就这样，项南找到了自己离散二十多年的父亲，而梁明德也找到了自己的儿子。这一年是1952年，时隔项与年最后一次与项南分别已经整整二十年。
这一次借着工作机会的见面，却是父子俩很难得的机会。从此以后他们更多的是通过书信的联系，因为他们心里明白，身为中共党员就要“舍小家、保大家”。
也就是在这种无私奉献的理念下，就在1978年项与年病逝之时，项南还代表着中国农机出国考察，并没有来得及看到父亲的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