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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御史流芳
编辑｜御史流芳
<<——【·前言·】——>>
在中晚唐佛道盛行、儒家经学和传统的诸子学略显黯淡之际，柳宗元游刃有余于经史百子之间，他以言道、讲古、穷文辞为己任，成为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兴运动中与韩愈并肩而立的杰出文坛和思想界的领军人物。
柳宗元在处理儒、释、道三教异同以及经学与子学的关系问题上，展现出了他独特的见解和立场。儒、释、道三教异同以及经学与子学的关系问题上，展现出了他独特的见解和立场。
他以中正信义为准则，坚守尊经尊孔的原则，致力于复兴尧、舜、孔子之道。他的观点和态度，无疑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位儒学家在中晚唐时期，以出色的开放包容精神，将儒释融合，扫除疑虑，充分展现了儒家思想家的批判意识和兼容并包的气度。他不仅深入研习经典，同时也广泛参考诸子百家的思想，以经为“本”、以子为“参”，真正做到了兼综诸子百家。
他以此独特的方式，为宋代新儒学的思想发展开辟了道路。
而且从经子角度出发，唐宋八大家中只有柳宗元重视先秦诸子百家的语言特色。并且其众多议论文也体现了“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的子学典范意义。
<<——【·“言道、讲古、穷文辞”·】——>>
对于柳宗元来说，他这一生相对于唐宋八大家之间的其他人来说，算是比较短的，仅有46岁。
而在短暂的人生当中，柳宗元的人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其一就是青少年游学阶段，这一阶段的柳宗元可以说是，博览群书，便交天下好友。
第二阶段就是柳宗元考中博学宏词科，开始步入仕途，这一阶段的柳宗元，意气风发，闻名于世。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在柳宗元晚年的时候，由于革新失败，而遭到贬黜，成为永州司马整整十年，后改任柳州刺史直至去世。
当时被贬到南方的柳宗元，产生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导致身体孱弱多病，加之这一时期亲人相继离世，又纠结于无子嗣传宗接代，心情十分沉郁。
幸而官闲事少，柳宗元可以肆意游山玩水，一心著书立说，给后世留下了许多诗文佳作。
这一时期的柳宗元继承了先秦儒家荀子一系的理性主义思想传统，对于自然之天与人道的关系、礼制的制度普遍性与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关系的思考，以及对先秦道家诸子的考辩、对孟子之天的质疑等，开创了中晚唐时期关于经子关系的新思考。
韩愈曾这样评价柳宗元的学问规模： “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
到了中晚唐时期，当时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兴运动盛行。柳宗元开始的时候站在崇儒重道的立场上，但他提出“以辅时及物为道” 。
再后来柳宗元则更加重视孔子、荀子的思想，重视天道的自然性特征，提倡人道的自主性与带有普遍性的人道关怀，特别重视礼制对于社会秩序的结构意义。
<<——【·柳宗元对儒家哲学核心精神之理解·】——>>
六经，或者说儒家哲学的核心精神——道，是柳宗元所关注的最高精神价值。 “所忧在道，而不在于祸。”
柳宗元被贬远放南方之后，虽然不免担心继续遭到政治追杀，但他最为焦虑的是再也没有机会拥有更大的政治舞台以展现其政治抱负，实践其“辅时及物之道”的崇高政治理想。
如众所知，自先秦诸子降，“道”这一概念在《易传》与老庄哲学里，都是最根本的概念，汉译佛教的最高真理 — —真如、空，也被翻译成汉语的“道”。但儒、释、道三家对道的具体规定是极不相同的。
而柳宗元的“辅时及物之道”，其主要内容是儒家的“五常”，如他说： “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谓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
从经子关系的角度看，柳宗元不完全排斥儒家以外的佛教、先秦道家等属于后世“子部”的思想。
但在最高的精神价值追求方面，他并不接受佛教的解脱之道和道教追求的“长生久视”之道，而是自觉地选择孔子仁民济世的政治之道与人生之道，追求“道寿”而非“人寿”。
<<——【·柳宗元的先秦诸子著作考辨与思想研究·】——>>
从《柳宗元集》所存的文章来看，他对于先秦诸子著作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其所呈现于文字的内容十分简洁，但有学术研究经验的人明白，这些简洁文字背后的用功时间却是相当漫长的。
他对当时流传的《列子》《文子》《鬼谷子》《仓亢子》《鹖冠子》等书，着重分析其思想内容的特征以及其书的真伪问题。
除此以外，柳宗元对于具有历史性质的《春秋》及具有外传性质的《国语》（《春秋外传》）用力颇多。
而且相较于儒释关系，柳宗元较少谈论儒道关系，但他对孔、老之关系还是有明确的论断。
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一文中，他这样说道： “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其迭相訾毁、抵捂而不合者，可胜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没，其后有释氏，固学者之所怪骇舛逆其尤者也。”
不过，柳宗元并不完全接受老、庄的人生哲学，他在反省自己年轻为官期间所沾染的官场陋习时，间接地批评了老、庄的人生哲学。
<<——【·柳宗元的儒佛关系论·】——>>
相对于韩愈坚决排佛的态度与思想主张而言，柳宗元对于佛教的态度要亲近、辩证、圆融得多。
对于柳宗元来说佛学是其知识储备和思想拼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版块。
在他三十三岁被贬永州时，一开始没有住处，一家人只好借住在寺院里，开始过上一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 的生活。
而且柳宗元在处理儒释关系、经学与外道诸子学的关系上与韩愈有同有异，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
一方面，对于佛教教义的缺陷与宗教的消极影响，柳宗元有着清醒的认知，基本上未否认韩愈的批评。在柳宗元看来，儒佛二者各有优胜之处，相较而言， “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 。
另一方面，柳宗元有条件地肯定了佛学，主张“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
此外，柳宗元虽然亲近佛教，但也许堪称那个时代最彻底的无神论者，
他对于佛教因果报应理论和迷信鬼神行为的排斥，要比韩愈等人更为强烈和坚定。
<<——【·结语·】——>>
柳宗元作为中晚唐最为杰出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其“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的“文以明道”论、 “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的儒道关系论、 “统合儒释，宣涤疑滞”的儒释关系论、 “天人不相预”的天人关系论、 “吏者民之役”的吏民关系论、 “封建者非圣人意也，势也”的封建论等等，自今观之，仍旧有着高度的思想性和显著的进步性。
<<——【·参考文献·】——>>
[1]. 李伏清《柳宗元儒学思想研究 — —兼论中晚唐儒学复兴》，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第 272页。
[2]. 陈弱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 289页。
[3]. 陈弱水《柳宗元与唐代思想变迁》，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 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