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当时双方友好的互信关系，斯大林宣布中止苏联情报人员在中国的一切活动，一段谍战传奇遂被锁进档案馆。
1929年,苏联工农红军总参情报总局(格鲁乌)局长别尔津，决定把拥有德国记者身份的佐尔格派往中国。别尔津认为，佐尔格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政治分析师，扎实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军事经验能让他在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地区游刃有余。
1930年1月10日，佐尔格乘日本邮轮抵达上海，他向德国驻沪总领事科伦堡男爵递交了德国外交部新闻司签发的介绍信，信中写道：“理查德·佐尔格博士，家住柏林，现前往上海研究中国的金融和农业问题。敬请协助佐尔格博士收集相关资料。”
科伦堡以为佐尔格肩负着柏林方面的特殊使命，他签发了多封介绍信，将佐尔格介绍给南京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上海德侨首领以及其他国家驻沪外交官。
1931年9月18日深夜，佐尔格的路透社同行打来电话：“你好，理查德！我刚刚收到东京发来的电报。东北陷入混乱，日本人开始占领东北了！”佐尔格对这一消息并不感到突然。他早已估计事态会如此发展，并已预先将有关情
报与分析发回莫斯科。当时日本军部有两份计划，其内容均已被莫斯科获知。
其中一份为武装入侵中国的计划,另一份为对苏作战计划。如今,第一份计划已开始付诸实施。第二份计划是否会实施？何时实施？这是莫斯科最关心的问题，佐尔格必须尽快找到答案。
到了年底，佐尔格找到了答案：日军的下一步的目标仍是中国，而不是苏联。提供这一重要情报的是《朝日新闻》驻上海记者尾崎秀实。尾崎秀实早在大学期间就参加过马克思主义小组，到中国后目睹警察镇压上海罢工工人，从而更坚定了自己的信仰。1930年底，通过美国左翼作家史沫特莱的介绍，佐尔格结识了尾崎秀实。
由于两人思想观点一致，很快成为至交。1932年新年前夕，尾崎秀实告诉佐尔格：日本将于近期加强对中国其他地区的扩张与渗透，很可能将进攻上海，有关作战计划已经制定。
尾崎秀实说，日本的“目的是要迫使其他大国和中国政府满足日本的要求，允许东三省和内蒙实现自治，从而在事实上承认日本对该地区的控制。此外，日本计划夺取中国的商业动脉。进攻上海的主要目的是打垮南京政府。日本需要一个首先维护日本利益的南京政府”。佐尔格及时向莫斯科汇报了这一信息。1932年1月，日军南下进攻上海，事态的发展验证了佐尔格的情报。可惜，日本确定入侵中国的情报没有通告给中国国共两党任何一方。
1932年下半年，佐尔格被召回莫斯科，提前结束了他的中国之行。别尔格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他去完成。不久，佐尔格被派往日本，重新开始新的情报收集工作。
1935年5月，国民党特务经中共叛徒指认，在上海法租界逮捕了一名从事情报工作的外国人，经过多次审讯后，始终不知其国籍、姓名、职业和工作目的。从他口中得不到有用的信息，从他身上找不到任何证件,只知道他是一名外国人,所以只好称此案为“怪西人案”。
蒋介石责成戴笠亲自调查此事。戴笠调用全上海的特务、侦缉警察和大批中外侦探，追查此人的身份和他的组织。然而这些人折腾了一个多月，连嫌疑人住过哪里都没有弄清。
实际上，此“怪西人”是格鲁乌上海情报站的负责人约瑟夫·华尔顿，1922年参加苏联红军，1930年调入格鲁乌，在德国从事秘密工作。1932年，他奉命前往上海，与佐尔格进行工作交接，不久便在上海和自己的报务员埃莉·伊万诺芙娜结婚。
华尔顿组织中国人和在沪外侨，扩充了上海情报站的工作范围，情报网覆盖面包括中国、日本以及南洋，获得大量情报。华尔顿领导的情报站成功策反了200多名国民党高级官员。在华尔顿的安排下，曾留学苏联的中共党员刘思慕成功打入国民党武昌行营，并担任上校专员。在此期间，刘思慕获得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的重要情报，他交给华尔顿之后，华尔顿再经共产国际转交给中国共产党。这些情报为中央红军成功实现第四次反围剿起到重要作用。
华尔顿被捕后，经受了严刑考验，没有吐露一句供词，这使得他的妻子埃莉和另一名报务员约瑟夫·魏因加尔坦得以将电台和文件转移，确保格鲁乌情报站完好地保存下去。1935年11月，华尔顿被国民党法院判处15年有期徒刑，后几经营救，再加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希望获得苏联大笔军援，于是苏方代表和国民党代表张冲达成协议，华尔顿于1937年12月被释放回国，格鲁乌授予他旅级政委军衔。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基于中苏双方友好的互信关系，斯大林宣布全面中止苏联情报人员在中国的一切活动。从此，格鲁乌在华传奇便被锁进机关重重的档案馆内，成为鲜为人知的秘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