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意义是什么？是赚钱养家，是自我实现，是跨越阶层，还是为了获得自由而幸福的人生？
说到工作，我们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读书毕业之后就会工作，我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中度过，我们把工作视为人生重要的组成部分，工作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工作也是维持生活，甚至是阶层跨越的主要方式。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人应该工作”，“工作的目的是赚钱”，“人应该努力工作”，这些观念并不天生就有的，而是社会规训的结果。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工作伦理。
我们对工作的认识和态度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这个过程充满了社会和文化的规训，这个规训的过程分为两步：首先，赋予工作以道德价值；然后，赋予工作以现实意义。让我们做一件事的原动力，往往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自以为“应该”做这件事，而“是否应该”往往来自社会伦理道德的暗示。
今天一个不工作的人或者一个失业的人，一方面会承受现实的经济压力，同时还会承受伦理道德谴责，我们会认为不努力工作的人，是游手好闲、懒惰倦怠和不思进取的，工作首先被赋予了伦理价值，这个认知构建的过程很有意思。工作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和大规模生产而出现的，并不是自古就有的，过去的人们仅仅是劳动，或者高级第一点是工匠，那时候工匠们是自由且受到尊敬，他们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自己经营着自己的手艺。
但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大规模生产的需要大量的廉价的工人，在工业化的早期，其实大部分人是不愿意被工厂雇佣的，也拒绝服从由工头、时钟、机器设定的生活节奏。把大部分劳动力变成工人这个过程，其实是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规训的结果。过去劳动者可以自己设定劳作的目标、自己控制进度和获得劳作的意义和动力。或者说，过去劳动是主动的选择，但现在只能被动地完成由他人设定和控制任务，工作对他们而言已经失去了意义。
在过去传统的观念中，人们的需求并不多，大部分人进行了基本的劳作之后，他们就丧失了继续劳作的动力，大部分时候就是闲暇在家里，或者和亲朋好友串串门，或者傍晚在自家的屋檐下聊聊天，生活是悠闲自在的，大部分时候压力并不大，人们的需求和欲望并不强烈。随着工业化的开始，经济学家、政治家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抱怨工人们的不思进取，愚昧无知。英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密尔就曾抱怨：我们徒劳地在工人阶级中寻找自尊，这会驱动他们选择以优秀的工作回报高薪，但是绝大部分的情况下，单方面的善意被报以竭尽所能的偷懒。
总之，在一开始人们并不喜欢工作，甚至非常反感被工头驱使着去上班，觉得工作并没有太多必要。逐渐地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开始意识到，需要一种新的工作伦理规范去整顿人们的心智，于是工作伦理逐渐产生了。他们开始给人们描述未来的美好世界，他们让普通大众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愚昧、不思进取、拒绝进步是庸俗的。逐渐地人们意识到应该向往更好的生活，向往更新更好的东西，并且渴望自我完善，成为更好的人。所以，工作伦理的核心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权力斗争，它以崇高道德为名，迫使劳动者接受既不高尚，也不符合他们道德标准的生活。
那如何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呢？答案首先是：征服自然，完善自我。他们宣称一旦传统的束缚被打破，随着人们创造力的发展和对自然的掌控，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将是一个美好的、神奇的、丰富的世界。培根说，自然应该被征服，并尽可能为人类的利益和便利服务，这远比弃之不顾好得多。笛卡尔也把理性的进步和对抗自然的系列胜利相提并论。狄德罗呼吁理论家和实践者们联合起来征服自然。马克思把历史的进步定义为，人类不可主动地主宰自然的步伐。
思想家们唤醒了人的理性和道德感，经济学家激发了人的欲望，企业家们提升了人的生产力，政治家们负责描绘一个美好的未来。征服自然和完善自我成为同一个目标的两个方面，它们也成了工业时代的元叙事，一旦这个最终的目标确定了，它就逐渐被赋予了道德上的正当性，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不断缩短人们征服自然的进程，而其他有碍于征服自然的东西就逐渐被摒弃掉，比如对人的怜悯、同情和关怀。我们会认为，对弱者的怜悯，削弱了人们的决心，仁慈的人放缓了改革的步伐。
当征服自然被视为最高的目标，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自我完善，具有了道德价值。那么工匠们对传统权利的捍卫，以及前工业时代的穷人们对进步、规训的抵制，就会被贴上了道德败坏的标签。鲍曼说，这种拒绝进步的抵抗，经常被用来证明穷人的懒惰，以及强硬、严格、不留情面的工厂纪律，在道德上的必要性。让穷人和不思进取的人工作，不仅是一项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道德任务。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社会规训中，人们逐渐从自由的劳动者，变成了守规矩的工人，于是，工作伦理诞生了。
工作伦理包括两个外显前提：一方面，工作是个人维持生活并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方式；一方面工作在伦理上也体现了一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反之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就是可耻的。因此，工作具有社会价值和伦理道德上的双重意义。总之，在主张创造、推崇劳动的工作型社会中，工作是人类一种正常状态，不工作是不正常的，这就是：工作伦理。
哲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工作伦理对过去的传统观念进行攻击，攻击他们依据一种固化的物质需求想象做事，这导致了他们倾向于懒散、放弃通过更努力、更长时间的工作来增加收入，这无异于自我堕落的开始。工作伦理激励人们努力工作，在工作中完成目标，实现自我价值，在工作中获得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动力。
但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越来越剧烈，很难依靠道德承诺和抬高工作的道德意义来确保工人努力工作，而这个时候需要新的激励方式，于是资本家们找到了第二条路：物质激励。
对于那些放弃自身独立性，服从工作伦理的人给予物质奖励，并且让他们相信，衡量一个人声望和社会地位的是工资的差别，而不是工作的愉悦的勤劳程度。人们可以反感，甚至厌恶工作，这都没问题，因为他们相信，当下的忍耐是为了并不遥远的自由和幸福，而暂时付出的代价。
于是新的工作伦理，把人们的工作动机和对自由和幸福的渴望牢牢地绑定在一起。人们相信拼命工作，获取更多的钱财，并最终将获得幸福，这是工作伦理的第二次转变，从道德价值转向了现实价值，努力工作的意义在于获取更多财富，跨越新的阶层，获得更幸福的生活，至此，工作伦理在生产型的社会中形成了新的自洽。
工作伦理的形成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方面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一方面为社会上无法维持生计的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工作伦理也逐渐成了一种社会共识，在这种伦理的暗示下，穷人是可以被牺牲的，穷人应该为自己的处境负责，不努力工作、不思进取的穷人，不仅是自我堕落，也有一种道德上的罪恶。于是，工作伦理成为一种工具，让工人失去独立性，并服从于工厂的制度。
在工业化现代社会中，大部分人的绝大多数成年人的可支配时间，都是在工作中度过的。工作场所承载了最主要的社交融合。在这里，人们接受训练，培养服从规范、遵守纪律的行为习惯，形成自己的“社会性格”。作者鲍曼说：除大规模征兵外，工厂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圆形监狱”，好了，今天我们介绍了工作伦理形成的两个阶段：道德价值和现实意义，而在今天的消费社会，我们对工作和贫穷的认识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更多精彩内容，请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我们下一期内容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