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7月的一天，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军区司令部参谋长肖永银来到了许世友的家中，后者是南京军区司令员，可此时的他正陷入风波之中，被迫“赋闲”在家。因此肖永银此时来见许世友，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肖永银
即使这次会面带有风险，可肖永银还是按约来到了许世友的家中。肖永银刚加入共产党时，许世友就是他的军长。两人从红军时期一直坚持革命，直到新中国成立，多年的革命情谊，早已让肖永银和许世友成为了生死之交。
见到肖永银后，许世友先是询问了南京军区的一些情况，并嘱咐肖永银一定要抓好军队建设工作。工作上的事情谈完之后，许世友话锋一转，说道：“我听说，老陶的孩子现在成了孤儿，没有人敢收养，如今正在街头流浪。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许世友口中的老陶是谁？他发生了什么意外？又是什么原因，他的孩子只能流浪街头，无一人敢去收养照顾？
“拼命三郎”
许世友口中的老陶，正是他的老战友陶勇。陶勇，原名张道庸，1913年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因为家境贫困，父亲又被地主迫害致死，张道庸在年仅7岁时就不得不给地主家打短工，并以此为生。
陶勇
在成长过程中，张道庸受尽欺凌，也亲眼目睹了封建地主阶级是如何压迫农民百姓的。1929年，中国共产党将革命发展到了安徽地区，在听到共产党为解放穷苦人民的宣传口号后，张道庸毫不犹豫地就加入了中国共产，这年，他刚满16岁。
加入共产党后的张道庸跟在党的后面学习知识，并参加游击队，同国民党反对派进行英勇的斗争。张道庸参加过长征，长征结束后还随红四军渡过黄河，转战河西走廊。
西路军失败之后，张道庸被国民党抓捕，关在了甘肃监狱之中。后经中共地下党的同志们殊死营救，张道庸得以逃出生天，来到了延安，并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进行学习。
在抗大学习一段时间后，张道庸又接到命令，赴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参谋长。因为打仗英勇，又擅使谋略，张道庸十分得陈毅的信赖，两人的情谊也在战火中锻炼地如坚铁一般。
陶勇（前排右二）
1938年秋，为了突破日军的层层封锁，扩大根据地的纵深。新四军军部想派遣一名能将北渡长江，打通安徽与江苏两省间的联系。经过仔细考量后，在陈毅和粟裕的推荐下，军长叶挺决定将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张道庸。
临行前，为了方便以后工作，陈毅给张道庸取名“陶勇”，原意为“道庸”的谐音。北上抗日，困难重重，凶险万分，此一别，也不知何时再能相见，陈毅不舍地握住陶勇的双手，并叮嘱他一定要注意安全，待在自己指挥员的位置上，不要轻易到前线去。
事实证明，新四军军部的决定没有做错，陶勇的确是一个有勇有谋的良将。在1938年到1940年这两年时间里，陶勇领导地方抗日武装充分发挥游击战的精髓，扼守日军的重要交通补给线，四处出击，频频得手。
陶勇（左）
到了1940年初，陶勇开辟的苏皖抗日根据地已经北至扬州以东，南及安徽天长地区。苏皖根据地的发展不仅给了日军以沉重打击，还有效迟滞了日军对新四军主力的进攻，为敌后抗日战场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苏皖根据地的斗争中，陶勇经常亲自率部埋伏在日军的交通线上。待到日军进入伏击圈后，陶勇先是命令机枪手进行一轮扫射，其余战士趁此机会将手榴弹投掷至日军脚下。当日军被这突然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时，陶勇则抽出大刀，大喊：“同志们，跟我冲啊！”
在陶勇亲自提刀冲阵的带动下，其余新四军战士也备受鼓舞，纷纷拔出刺刀冲上去和敌人肉搏，然后迅速结束战斗。
当陶勇的打仗作风传到新四军指挥部时，陈毅佯装生气道：“哼，这个张道庸，以前在我手底下，他还知道收敛。现在到了苏北，就完全把自己当作古代战场上万人敌的将军了。”
陈毅
听到陈毅的“气话”，粟裕则是笑着打圆场，说：“陶勇同志那里的情况我们也清楚，弹药不足，缺乏重火力。如果不这么打，一旦和日军陷入纠缠，那是要吃大亏的。陶勇同志看着像个拼命三郎，实则粗中有细，很好的把握到了敌我情况的关键。”
1940年夏季，陈毅和粟裕也渡过长江，来到江苏地区。新四军江南指挥所与陶勇的苏皖支队合并，陶勇则担任新成立的苏中军区四分区司令员。
陶勇不仅在战场上英勇无畏，在生活中，陶勇也是个直来直往的性子。苏中军区第分区成立后，一日，陶勇去到军区下面的九团视察工作。刚走进团部驻地，陶勇就看到一名哨兵对他敬礼，并喊道：“首长好！”
本来陶勇是要往团指挥部去的，一听到这名敬礼的哨兵声音清脆如莺，他才发现这名哨兵竟然是一名女同志。看到这，陶勇顿时火从心生，他径直地走进九团团部，并吼道：“团里的老爷们是都挂彩了吗！怎么让一个女同志在外面站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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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陶勇的声音，团长茅珵马上跑出来，说道：“陶司令，您消消气，我马上去把她换下来。”说罢，团长就一溜烟地跑了，只留下政委高志荣孤零零一人，面对着正在气头上的陶勇。
见着司令一言不发，高志荣斟酌了一下，说道：“司令，您有所不知，院外那个小同志刚刚来到我们团，革命热情高涨，是她主动申请的站岗。”
陶勇大手一挥，叫停政委的辩解，说道：“那也不行，你们全团上下一千四百多个爷们，个个都是几尺高的汉子，结果现在都缩屋里，让一个娘们站外面，这像什么话？”
高志荣深知陶勇脾气，只是承认错误，也没再辩解。当团长把屋外哨兵撤换掉之后，陶勇也没有继续发难，茅珵和高志荣都是陶勇在苏皖支队的老战友，彼此间关系十分牢靠。很快，陶勇就进入正题，与两人一起，对着地图上的敌我态势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布置下一阶段工作。
高志荣
虽然挨了顿骂，但茅珵和高志荣都没放在心上，陶勇也很快就忘了此事。不过此刻的陶勇并不知道，这个被他换掉的哨兵，在不久之后，很快又将闯入他的视野。
婚姻
1940年秋季，苏中军区的新四军针对针对日军疯狂的扫荡，组织了一系列的“反扫荡”行动，并取得相当大的战果。战役结束后，各分区都把部队组织起来，表彰庆功，顺便总结下战役经验。
由于四分区在这次战役中表现不错，得到了陈毅和粟裕的表扬和嘉奖。陶勇十分开心，在和军区干部们开会总结后，还安排各部队抽调文工人员组织一次晚会。
在观看节目时，陶勇被台上一个跳舞的女同志吸引，便问旁边的人：“这个女同志是哪个部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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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人问了一圈，说道：“司令员，她好像是九团的。”
不一会儿，九团政委高志荣来到陶勇的身边坐下，说道：“司令员，听说你想了解刚才跳舞的那位女同志？”
陶勇也是直接，并没有躲闪的意思，他直接对高志荣说道：“不错，我确实是想认识认识刚才那名女同志，你给我介绍介绍。”
高志荣听到陶勇的话，摆出了一副为难的样子，说道：“司令员，你要是早几个月叫我介绍，我肯定没有二话。只是现在，就有点难办喽。”
陶勇好奇地问道：“怎么难办了，难道这位女同志有对象了？既然如此地话，我就不用你搭线了，总不能强求人家。”
陶勇
看着陶勇略有失望的表情，高志荣哈哈大笑，说道：“司令员，我可没说小朱有对象了啊。是这样的，这名女同志名叫朱岚，是名大学生，本来是军区文工团的，不久前刚刚下到我们团来锻炼锻炼。”
“哦？这么说，小朱同志还是单身？”陶勇饶有所思到。“你之前说早几个月前好说是什么意思？”
“那是因为小朱同志对司令员您有意见啊。”高志荣说。
陶勇疑惑，问道：“意见？小朱同志对我有什么意见？我之前也不认识她，她怎么可能会对我有意见呢？”
高志荣又说：“司令员，你忘了？之前你来我们团的时候，看到小朱在那站岗，就把我和团长一起批了，还说要把小朱同志给换掉。”
陶勇（前中）
“哦，原来那天晚上就是她啊。”陶勇这才恍然大悟。
“其实，小朱同志的家境从小就不错，她是看到了日军的种种暴行才决定参加革命，参加新四军的。她在军区文工团还主动要求到一线作战部队来，当时我和团长之所以安排她站岗，也是她主动提出的。您下令换掉她之后，小朱同志还不高兴呢，她说您大男子主义，对女同志有偏见。”高志荣说。
陶勇低下头，说道：“看来还真是我错了，不分青红皂白就换人，打击到人家的革命热情了。”
高志荣见司令员低头，又说道：“不过要我说，司令员，这也未必不是好事，您跟小朱同志有误会，刚好可以趁这个机会去跟她道歉嘛，一来二去，这不就认识了。”
陶勇
到底是政委，水平就是不一般，陶勇听到高志荣的这话，马上眼睛一亮，觉得这个方法确实可以，这样就能和朱岚同志说上话，也不显得突兀。
就这样，陶勇在晚会结束之后亲自找到朱岚，并就他的“大男子主义思想”向朱岚表达了歉意。军分区司令员亲自向自己道歉，朱岚一开始也吓了一大跳，但是陶勇这种平易近人，不利用自身职权搞特殊化的做法还是令朱岚很感动。
后来，两人经常见面交流，在陶勇热情地追求下，本就芳心萌动的朱岚渐渐对他打开了心房。1941年底，陶勇和朱岚在分区司令部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从此结为了革命伴侣。
朱岚
结婚之后，朱岚就留在了陶勇的身边，有了她坐镇“后方”，陶勇在前线杀敌就更没有后顾之忧。虽然战争危险，但两人的婚后生活也很幸福。就这样，两人相互扶持，一同走过了战争岁月，直到新中国成立。
含冤而死
新中国成立后，陶勇先在华东军区任司令员。后来解放军加快海军的建设步伐，陶勇又被调到东海舰队任司令员。
因为为人正直，党性坚强，又身居要职，陶勇逐渐成为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眼中钉。自1966年开始，陶勇就不断地遭到林彪的批评和审查，面对这一危险，陶勇坚持原则，始终坚持解放军海军是人民海军，要忠于人民忠于党，坚决不能“效忠个人”。
林彪
1967年初，陶勇被秘书发现意外死于井底。有关陶勇的死亡，时至今日都是一个未解的谜团，有人说他是死于畏罪自杀，也有人说他是失足落水。
对于这些说法，陈毅则是第一个不信。他悲痛地说：“陶勇是在战场上连子弹都打不死的人，怎么会死于失足落水？在革命最艰苦的年代，在经历过西路军的惨痛失败之后，陶勇都没有放弃信仰，放弃革命，怎么会畏罪自杀呢？这些说法简直是荒唐。”
陶勇死后不久，他的妻子朱岚也被迫害致死。这对夫妇为革命奉献终生，到头来却牺牲在党内某些反革命分子的手中，只留下了三个孩子孤苦伶仃，无人照顾。
在当时，陶勇和朱岚都被安上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以至于没人敢收留他的三个孩子，这些孩子只能被迫流浪街头。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陈毅元帅有过收养的想法，可是在这个特殊的时间，他也被一些人抹黑针对，实在是有心无力，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朱岚与陶勇
几个月后，南京军区参谋长肖永银被他的老战友喊到无锡去叙旧。在这里，他被同样是遭受迫害的许世友接到家中，许世友还同肖永银谈起了此事。
在解放战争时期，陶勇、许世友、肖永银都是华东野战军的老战友，几人之间的情感很深。当得知陶勇的孩子流浪街头时，在战场上被子弹打几个窟窿都没吭声的许世友难过的流下了眼泪，可是此时的他也是有心无力，无法收养战友的遗孤。思来想去之下，许世友只能拜托肖永银。
在红军时期，肖永银就与陶勇熟识。如今面对老领导的暗示，肖永银顿时明白该怎么做。他对许世友说：“老领导放心，我回去后就安排这事，老张（肖永银认识陶勇时他还没改名）的孩子我肯定照顾好。”
许世友点点头，说：“有你在我是放心的，但你自己也要注意，千万不要让别人借机生事，要懂得保护自己。”
许世友
离开无锡，回到南京后，肖永银很快就派人找到了陶勇的三个孩子，并将他们偷偷地带回南京。在当时，肖永银即使收养他们也是需要向组织报告的，为了不引起注意，肖永银只能将他们送到军营中，安排他们做起了“娃娃兵”。
十几岁的孩子，先是在街头流浪，又要到军营中接受训练。肖永银念此也是不忍心，可是他又无可奈何，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即使如此小心谨慎，举报肖永银的电报还是被送到了中央。得知消息的肖永银立即给周总理发了封电报，在电报中，肖永银详细解释了陶勇三个孩子的情况，并说：“无论陶勇同志的死亡是出于什么原因，但他的孩子总归是革命后代，我们不能让革命的后代就这么流落在街头。”
面对肖永银的坦白，周总理也是沉默良久，可如今，这场风暴已经越刮越大，即使他是总理，也无法顾及到所有人。周总理最后在回复肖永银的电报中同意了他的做法，还吩咐在全国范围内查清楚有无像陶勇这种情况，如果存在，他们的孩子一律由解放军收养。
周总理
直到现在，陶勇的死因也是一个谜题，也许，永远都不会再有真相大白的那天。好在，风暴已经过去，雨后便见天晴，陶勇的孩子在军中隐姓埋名，虽然辛苦，但也茁壮成长。在他们的身后，肖永银一直默默地的守护着他们，直到他退休离职。
其实，在旧中国苦难的岁月里，那些千千万万前赴后继的革命者又何尝不是这样，为了中国的未来，他们流血牺牲，只为守护花开的那一刻。而过往的种种，也只不过是前进路上的短暂曲折，冰雪融化后，迎面吹来的便是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