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7月的一天,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军区司令部参谋长肖永银来到了许世友的家中,后者是南京军区司令员,可此时的他正陷入风波之中,被迫“赋闲”在家。因此肖永银此时来见许世友,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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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永银

即使这次会面带有风险,可肖永银还是按约来到了许世友的家中。肖永银刚加入共产党时,许世友就是他的军长。两人从红军时期一直坚持革命,直到新中国成立,多年的革命情谊,早已让肖永银和许世友成为了生死之交。

见到肖永银后,许世友先是询问了南京军区的一些情况,并嘱咐肖永银一定要抓好军队建设工作。工作上的事情谈完之后,许世友话锋一转,说道:“我听说,老陶的孩子现在成了孤儿,没有人敢收养,如今正在街头流浪。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许世友口中的老陶是谁?他发生了什么意外?又是什么原因,他的孩子只能流浪街头,无一人敢去收养照顾?

“拼命三郎”

许世友口中的老陶,正是他的老战友陶勇。陶勇,原名张道庸,1913年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因为家境贫困,父亲又被地主迫害致死,张道庸在年仅7岁时就不得不给地主家打短工,并以此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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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

在成长过程中,张道庸受尽欺凌,也亲眼目睹了封建地主阶级是如何压迫农民百姓的。1929年,中国共产党将革命发展到了安徽地区,在听到共产党为解放穷苦人民的宣传口号后,张道庸毫不犹豫地就加入了中国共产,这年,他刚满16岁。

加入共产党后的张道庸跟在党的后面学习知识,并参加游击队,同国民党反对派进行英勇的斗争。张道庸参加过长征,长征结束后还随红四军渡过黄河,转战河西走廊。

西路军失败之后,张道庸被国民党抓捕,关在了甘肃监狱之中。后经中共地下党的同志们殊死营救,张道庸得以逃出生天,来到了延安,并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进行学习。

在抗大学习一段时间后,张道庸又接到命令,赴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参谋长。因为打仗英勇,又擅使谋略,张道庸十分得陈毅的信赖,两人的情谊也在战火中锻炼地如坚铁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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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前排右二)

1938年秋,为了突破日军的层层封锁,扩大根据地的纵深。新四军军部想派遣一名能将北渡长江,打通安徽与江苏两省间的联系。经过仔细考量后,在陈毅和粟裕的推荐下,军长叶挺决定将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张道庸。

临行前,为了方便以后工作,陈毅给张道庸取名“陶勇”,原意为“道庸”的谐音。北上抗日,困难重重,凶险万分,此一别,也不知何时再能相见,陈毅不舍地握住陶勇的双手,并叮嘱他一定要注意安全,待在自己指挥员的位置上,不要轻易到前线去。

事实证明,新四军军部的决定没有做错,陶勇的确是一个有勇有谋的良将。在1938年到1940年这两年时间里,陶勇领导地方抗日武装充分发挥游击战的精髓,扼守日军的重要交通补给线,四处出击,频频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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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左)

到了1940年初,陶勇开辟的苏皖抗日根据地已经北至扬州以东,南及安徽天长地区。苏皖根据地的发展不仅给了日军以沉重打击,还有效迟滞了日军对新四军主力的进攻,为敌后抗日战场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苏皖根据地的斗争中,陶勇经常亲自率部埋伏在日军的交通线上。待到日军进入伏击圈后,陶勇先是命令机枪手进行一轮扫射,其余战士趁此机会将手榴弹投掷至日军脚下。当日军被这突然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时,陶勇则抽出大刀,大喊:“同志们,跟我冲啊!”

在陶勇亲自提刀冲阵的带动下,其余新四军战士也备受鼓舞,纷纷拔出刺刀冲上去和敌人肉搏,然后迅速结束战斗。

当陶勇的打仗作风传到新四军指挥部时,陈毅佯装生气道:“哼,这个张道庸,以前在我手底下,他还知道收敛。现在到了苏北,就完全把自己当作古代战场上万人敌的将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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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

听到陈毅的“气话”,粟裕则是笑着打圆场,说:“陶勇同志那里的情况我们也清楚,弹药不足,缺乏重火力。如果不这么打,一旦和日军陷入纠缠,那是要吃大亏的。陶勇同志看着像个拼命三郎,实则粗中有细,很好的把握到了敌我情况的关键。”

1940年夏季,陈毅和粟裕也渡过长江,来到江苏地区。新四军江南指挥所与陶勇的苏皖支队合并,陶勇则担任新成立的苏中军区四分区司令员。

陶勇不仅在战场上英勇无畏,在生活中,陶勇也是个直来直往的性子。苏中军区第分区成立后,一日,陶勇去到军区下面的九团视察工作。刚走进团部驻地,陶勇就看到一名哨兵对他敬礼,并喊道:“首长好!”

本来陶勇是要往团指挥部去的,一听到这名敬礼的哨兵声音清脆如莺,他才发现这名哨兵竟然是一名女同志。看到这,陶勇顿时火从心生,他径直地走进九团团部,并吼道:“团里的老爷们是都挂彩了吗!怎么让一个女同志在外面站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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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源于网络

听到陶勇的声音,团长茅珵马上跑出来,说道:“陶司令,您消消气,我马上去把她换下来。”说罢,团长就一溜烟地跑了,只留下政委高志荣孤零零一人,面对着正在气头上的陶勇。

见着司令一言不发,高志荣斟酌了一下,说道:“司令,您有所不知,院外那个小同志刚刚来到我们团,革命热情高涨,是她主动申请的站岗。”

陶勇大手一挥,叫停政委的辩解,说道:“那也不行,你们全团上下一千四百多个爷们,个个都是几尺高的汉子,结果现在都缩屋里,让一个娘们站外面,这像什么话?”

高志荣深知陶勇脾气,只是承认错误,也没再辩解。当团长把屋外哨兵撤换掉之后,陶勇也没有继续发难,茅珵和高志荣都是陶勇在苏皖支队的老战友,彼此间关系十分牢靠。很快,陶勇就进入正题,与两人一起,对着地图上的敌我态势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布置下一阶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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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荣

虽然挨了顿骂,但茅珵和高志荣都没放在心上,陶勇也很快就忘了此事。不过此刻的陶勇并不知道,这个被他换掉的哨兵,在不久之后,很快又将闯入他的视野。

婚姻

1940年秋季,苏中军区的新四军针对针对日军疯狂的扫荡,组织了一系列的“反扫荡”行动,并取得相当大的战果。战役结束后,各分区都把部队组织起来,表彰庆功,顺便总结下战役经验。

由于四分区在这次战役中表现不错,得到了陈毅和粟裕的表扬和嘉奖。陶勇十分开心,在和军区干部们开会总结后,还安排各部队抽调文工人员组织一次晚会。

在观看节目时,陶勇被台上一个跳舞的女同志吸引,便问旁边的人:“这个女同志是哪个部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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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人问了一圈,说道:“司令员,她好像是九团的。”

不一会儿,九团政委高志荣来到陶勇的身边坐下,说道:“司令员,听说你想了解刚才跳舞的那位女同志?”

陶勇也是直接,并没有躲闪的意思,他直接对高志荣说道:“不错,我确实是想认识认识刚才那名女同志,你给我介绍介绍。”

高志荣听到陶勇的话,摆出了一副为难的样子,说道:“司令员,你要是早几个月叫我介绍,我肯定没有二话。只是现在,就有点难办喽。”

陶勇好奇地问道:“怎么难办了,难道这位女同志有对象了?既然如此地话,我就不用你搭线了,总不能强求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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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

看着陶勇略有失望的表情,高志荣哈哈大笑,说道:“司令员,我可没说小朱有对象了啊。是这样的,这名女同志名叫朱岚,是名大学生,本来是军区文工团的,不久前刚刚下到我们团来锻炼锻炼。”

“哦?这么说,小朱同志还是单身?”陶勇饶有所思到。“你之前说早几个月前好说是什么意思?”

“那是因为小朱同志对司令员您有意见啊。”高志荣说。

陶勇疑惑,问道:“意见?小朱同志对我有什么意见?我之前也不认识她,她怎么可能会对我有意见呢?”

高志荣又说:“司令员,你忘了?之前你来我们团的时候,看到小朱在那站岗,就把我和团长一起批了,还说要把小朱同志给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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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前中)

“哦,原来那天晚上就是她啊。”陶勇这才恍然大悟。

“其实,小朱同志的家境从小就不错,她是看到了日军的种种暴行才决定参加革命,参加新四军的。她在军区文工团还主动要求到一线作战部队来,当时我和团长之所以安排她站岗,也是她主动提出的。您下令换掉她之后,小朱同志还不高兴呢,她说您大男子主义,对女同志有偏见。高志荣说。

陶勇低下头,说道:“看来还真是我错了,不分青红皂白就换人,打击到人家的革命热情了。”

高志荣见司令员低头,又说道:“不过要我说,司令员,这也未必不是好事,您跟小朱同志有误会,刚好可以趁这个机会去跟她道歉嘛,一来二去,这不就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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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

到底是政委,水平就是不一般,陶勇听到高志荣的这话,马上眼睛一亮,觉得这个方法确实可以,这样就能和朱岚同志说上话,也不显得突兀。

就这样,陶勇在晚会结束之后亲自找到朱岚,并就他的“大男子主义思想”向朱岚表达了歉意。军分区司令员亲自向自己道歉,朱岚一开始也吓了一大跳,但是陶勇这种平易近人,不利用自身职权搞特殊化的做法还是令朱岚很感动。

后来,两人经常见面交流,在陶勇热情地追求下,本就芳心萌动的朱岚渐渐对他打开了心房。1941年底,陶勇和朱岚在分区司令部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从此结为了革命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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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岚

结婚之后,朱岚就留在了陶勇的身边,有了她坐镇“后方”,陶勇在前线杀敌就更没有后顾之忧。虽然战争危险,但两人的婚后生活也很幸福。就这样,两人相互扶持,一同走过了战争岁月,直到新中国成立。

含冤而死

新中国成立后,陶勇先在华东军区任司令员。后来解放军加快海军的建设步伐,陶勇又被调到东海舰队任司令员。

因为为人正直,党性坚强,又身居要职,陶勇逐渐成为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眼中钉。自1966年开始,陶勇就不断地遭到林彪的批评和审查,面对这一危险,陶勇坚持原则,始终坚持解放军海军是人民海军,要忠于人民忠于党,坚决不能“效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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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

1967年初,陶勇被秘书发现意外死于井底。有关陶勇的死亡,时至今日都是一个未解的谜团,有人说他是死于畏罪自杀,也有人说他是失足落水。

对于这些说法,陈毅则是第一个不信。他悲痛地说:“陶勇是在战场上连子弹都打不死的人,怎么会死于失足落水?在革命最艰苦的年代,在经历过西路军的惨痛失败之后,陶勇都没有放弃信仰,放弃革命,怎么会畏罪自杀呢?这些说法简直是荒唐。”

陶勇死后不久,他的妻子朱岚也被迫害致死。这对夫妇为革命奉献终生,到头来却牺牲在党内某些反革命分子的手中,只留下了三个孩子孤苦伶仃,无人照顾。

在当时,陶勇和朱岚都被安上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以至于没人敢收留他的三个孩子,这些孩子只能被迫流浪街头。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陈毅元帅有过收养的想法,可是在这个特殊的时间,他也被一些人抹黑针对,实在是有心无力,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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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岚与陶勇

几个月后,南京军区参谋长肖永银被他的老战友喊到无锡去叙旧。在这里,他被同样是遭受迫害的许世友接到家中,许世友还同肖永银谈起了此事。

在解放战争时期,陶勇、许世友、肖永银都是华东野战军的老战友,几人之间的情感很深。当得知陶勇的孩子流浪街头时,在战场上被子弹打几个窟窿都没吭声的许世友难过的流下了眼泪,可是此时的他也是有心无力,无法收养战友的遗孤。思来想去之下,许世友只能拜托肖永银。

在红军时期,肖永银就与陶勇熟识。如今面对老领导的暗示,肖永银顿时明白该怎么做。他对许世友说:“老领导放心,我回去后就安排这事,老张(肖永银认识陶勇时他还没改名)的孩子我肯定照顾好。”

许世友点点头,说:“有你在我是放心的,但你自己也要注意,千万不要让别人借机生事,要懂得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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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

离开无锡,回到南京后,肖永银很快就派人找到了陶勇的三个孩子,并将他们偷偷地带回南京。在当时,肖永银即使收养他们也是需要向组织报告的,为了不引起注意,肖永银只能将他们送到军营中,安排他们做起了“娃娃兵”

十几岁的孩子,先是在街头流浪,又要到军营中接受训练。肖永银念此也是不忍心,可是他又无可奈何,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即使如此小心谨慎,举报肖永银的电报还是被送到了中央。得知消息的肖永银立即给周总理发了封电报,在电报中,肖永银详细解释了陶勇三个孩子的情况,并说:“无论陶勇同志的死亡是出于什么原因,但他的孩子总归是革命后代,我们不能让革命的后代就这么流落在街头。”

面对肖永银的坦白,周总理也是沉默良久,可如今,这场风暴已经越刮越大,即使他是总理,也无法顾及到所有人。周总理最后在回复肖永银的电报中同意了他的做法,还吩咐在全国范围内查清楚有无像陶勇这种情况,如果存在,他们的孩子一律由解放军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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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

直到现在,陶勇的死因也是一个谜题,也许,永远都不会再有真相大白的那天。好在,风暴已经过去,雨后便见天晴,陶勇的孩子在军中隐姓埋名,虽然辛苦,但也茁壮成长。在他们的身后,肖永银一直默默地的守护着他们,直到他退休离职。

其实,在旧中国苦难的岁月里,那些千千万万前赴后继的革命者又何尝不是这样,为了中国的未来,他们流血牺牲,只为守护花开的那一刻。而过往的种种,也只不过是前进路上的短暂曲折,冰雪融化后,迎面吹来的便是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