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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人是一门大学问。

有的领导用人不拘一格,尤其喜欢搞五湖四海。

这样既能发挥集体的智慧,群策群力办大事,又能分而治之,不让某个团体一家独大,另外还能给不同地方、不同系统的人提供上升通道,有利于长治久安。

但有的领导用人方式单一,不自觉的就搞成团团伙伙。凡是私下忠于自己的一概提拔重用,凡是和自己意见相悖的一概贬斥乡野,甚至人为的缩小上升通道,不同地方或不同系统的人难以获得晋升。

原因么,自然是上升通道狭窄了,更方便筛选。

明朝太祖朱元璋,用人原则就是五湖四海,翻阅明朝洪武年间的史料,这样的记录比比皆是,下面简单给大家罗列一些。

公元1370年,朱元璋下诏求贤:“诚虑有隐居山林或屈在下僚者,其令有司悉心推访以闻”,重点是尚未出仕和沉沦基层的人,试图把天下贤才一网打尽。

公元1373年,朱元璋重新厘定选才制度,以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悌力田等名目征召知名士人,以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名目征召普通士人,以太学搜罗各地学子。

朱元璋求贤,肯定有“拉拢士人、扩大明朝执政基础”的因素,但朱元璋的求贤政策以及放手任用、破格提拔的魄力,也确实创造了明朝新气象。

翰林院编修(正七品)高启、谢徽的学识不错,朱元璋问什么都能对答如流,不禁大喜过望,当场提拔高启做户部右侍郎(正三品),谢徽做吏部郎中(正五品)。

因为跳过的品级太多,两人担心扰乱官场秩序,不敢接受朱元璋的任命。朱元璋也不恼怒,赏赐白金放回原职。

元朝遗民方克勤,明朝立国后出任县训导,相当于县教育局长,后来响应朱元璋的征召,参加了吏部开设的官员考试,名列第二,朱元璋直接提拔为济宁知府,做了一方父母。

方克勤之子,便是名满天下的方孝孺。

礼部主事(正六品)曾鲁,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安南国王陈叔明藏在奏表里的猫腻,维护了明朝的体面和外交利益,由此得到朱元璋的赏识,立即提拔为礼部侍郎,跳过六个台阶。

范敏以秀才的身份出仕,做了正五品的户部郎中,负责户口、土地、赋税方面的工作。五年后,范敏的工作出类拔萃,朱元璋青眼有加,任命他做了户部尚书(正二品)。

苏恭让是河北玉田人,在朱元璋颁发求贤令以后,被评为“聪明正直”,一步到位,出任汉阳知府。履新数年,苏恭让便名满湖广。

除了单独提拔晋升,朱元璋还搞批量晋升。

朱元璋认为,论资排辈是对大多数人而言的,如果确实有非常之才,就不能用论资排辈的规则束缚他们——“朝廷悬爵禄以待天下之士。资格者,为常流设耳,若有贤才,岂拘常例?”

在这样的考量下,公元1378年,朱元璋一次性破格提拔95名官员。

四年后,朱元璋又有两次大手笔。

其中一次是选拔成绩优异的国子生24人,任命为府、州、县的主官。另一次是任命各地推举的860名士人,做六部、布政使司、府、州、县的各级主官。

公元1385年,朱元璋调整六部人事,调太原同知温祥卿做兵部尚书、山东布政使徐铎做户部尚书、广东布政使徐本做工部尚书,又一次在最高层落实了五湖四海的原则。

朱元璋能批量任命新锐官员,和“胡惟庸案”空出大量岗位有关系,但这种客观因素,不能否认朱元璋有求贤之心、用人的魄力。

所以《明通鉴》里说:“一时山林岩穴之士,由布衣而登大僚者接迹矣。”

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遇到这种“有功重赏、有过则罚”的领导,是不是和打鸡血一样渴望工作,是不是坚决不躺平?

2、

破格提拔以外,朱元璋在其他用人方面,也有各种各样的制度性尝试。

例如命朝廷官员兼任太子朱标的东宫官员,并允许朱标预先批阅奏章,练习处理政务的能力。于是呢,朱标不仅成了明朝的常务副皇帝,也事实上承担了宰相的全部工作。

皇帝和太子,不再是争夺最高权力的竞争对手,而是互相配合的工作伙伴。

例如选拔公侯子弟数百人,到国子学读书,给将来科举入仕、征召做官奠定基础。

这样一来,和明朝荣辱与共的公侯子弟们,便可以和士绅地主出身的科举文官分庭抗礼,朱元璋拥有分而治之的条件。

例如在立国初期,调湖广左丞周德兴为征蛮将军,晚年调鞑靼指挥使安童做刑部尚书,并以“文武兼备”的理由,驳回礼部要求“立武学、开武举”的请求。

朱元璋是要效法汉唐,用出将入相的标准来培养文武官员。

公元1384年,朱元璋正式开科取士,但他没有过分提高科举进士的地位。

落榜举人,朱元璋要量才录用——“洪武二十四年三月丁酉,赐许观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寻又擢下第举人张孟镛等为主事。”

没有参加科举的国子学生,朱元璋可以直接授予布政使、按察使等高官——“洪武二十六年十月丙申,擢国子学生刘政、龙镡等六十四人,授行省布政、按察使及参政、参议等官。”

公元1394年,朱元璋派出大量的国子学生,监督各地兴修水利,同时观察民生历练政务。一年后,各地向朱元璋汇报,开塘堰40987处、治河4162处、修筑堤坝5048处。

这些水利工程,就是明朝经济复兴的根本保证。

可以说,朱元璋能在一片废墟上,亲手缔造出强盛的明朝,和五湖四海的用人政策是强相关的。

3、

但到朱棣做皇帝的时候,明朝的用人政策完全变了。

洪武年间那种大开大合、五湖四海的用人政策,在永乐年间的史料里,找不到一丝一毫的痕迹,几乎完全消失了。

永乐年间的用人政策,影响力最大的只有两条。

首先是提高科举进士的地位,尤其是庶吉士的地位。

庶吉士是朱元璋设立的官名。

每当科举殿试放榜以后,考中一甲功名的进士授翰林院修撰,考中二甲以下功名的进士,择优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职,品级从正五品到从七品不等。

那些进入翰林院的进士,以及分配到承敕监、六科的进士,统称为“庶吉士”,而分配到六部、督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实务部门的,依然称为“进士。”

因为年轻、能力不足、阅历浅薄等因素,没有分配工作授予官职的,则称为“观政进士。”

相较而言,观政进士的地位最低,进士的实权最大,庶吉士的地位最清高,但在朱元璋的用人政策下,他们的前途都一样,没有高下之分。

但是在公元1404年,朱棣举行了永乐年间的第一次科举考试,一次性录取470名进士,授予状元、榜眼、探花为翰林院修撰、编修,同时选拔60名二甲进士进入翰林院。

这些进入翰林院的新科进士,统称为翰林院庶吉士。

从此以后,观政进士没有了,只剩下翰林院庶吉士和普通进士。而因为翰林院是清高职位,翰林院庶吉士的地位逐渐超过普通进士,成为明朝士人眼中最高贵的人群。

所谓的“非庶吉士不入内阁”,源头就在这里。

其实不仅是不入内阁,到了明朝中期以后,如果不是翰林院庶吉士,你连六部尚书、巡抚、布政使都不一定能做。

对于明朝官员来说,这是真正的一考定终生。

至于落榜举人、国子学生、乡野贤才,更是想都不用想了。普通进士的政治前途都受限制,你们这些学渣还想有政治前途?

在学历决定一切的永乐朝,如果没有翰林院庶吉士的最高学历,仅凭忠厚、老实、清廉、勇于任事等个人品质,朱棣是不可能发现你的。

从此以后,朱元璋的五湖四海用人政策,只留下“考进士、点翰林”这一个窗口。

而进士有师承、同年等私人关系,翰林院庶吉士又在同一个大院共事多年,等他们登上高位以后,自然更容易抱团取暖,形成各种各样的团团伙伙。

腐败也好,架空皇帝也罢,都是顺理成章的。

其次是取消基层官吏的晋升通道。

公元1409年,朱棣召见了28名新任御史,发现其中4人的出身是“吏”,类似于办事员、科员,朱棣大怒:“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学识达治体者”,然后便给吏部下了一道诏书:

“自今御史勿复用吏。”

既然御史不能用吏,那县丞和县令能不能用吏?六部主事能不能用吏?科道言官能不能用吏?

虽然朱棣没有明说,但不喜欢“吏”的态度已经表露无疑,那么对于吏部来说,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全力培养翰林院庶吉士,降一格培养普通进士,选择性培养出类拔萃的举人,关闭“吏”进入明朝官场的大门。

这就导致明朝的“吏”没有上升通道,看不到任何政治前途,那么“吏”做为明朝官场最广大的群体,努力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利用职务之便贪污腐败、吃拿卡要、盘剥民生。

高层搞团团伙伙,基层搞吃拿卡要,明朝的政治生态怎么能清明呢?

所以后世评价永乐朝的时候,除了征漠北、下南阳、定安南以外,专门写了一句:“官吏贪残,非复洪武之旧。”

4、

用大历史的视角来看,朱元璋一辈子坚持五湖四海的用人政策,不完全是提拔新人、清洗旧人,为政治斗争服务。

我估计,这是朱元璋吸取宋朝科举文官独大的教训,然后参考元朝重用色目人、回回、儒生的经验,逐渐摸索出来的一条新路——

在汉唐贵族政治退场之后,重建一种能调动官员积极性、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内部互相制衡的政治生态,避免和宋朝一样,因为因循守旧的科举文官而亡国。

朱棣修改朱元璋的用人政策,事实上打断了这种全新探索,导致明朝的政治生态极大退步,重新走上宋朝的旧路。

中国下一次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可行的新路,已经是20世纪了,即教员在革命运动、生产车间、农村劳模、战斗英雄中选拔干部,而不是只重视名牌大学毕业生。

名牌大学毕业生确实有专业知识、有开阔的眼界,但工农群众不是没有可取之处,老同志不是没有独特的经验。脱离他们,就是脱离群众了。

教员,从来不是脱离群众的人。

公元1634年,明朝又到了科举殿试的日子,崇祯皇帝朱由检亲自出题,其中两道是和用人政策有关的题目——

士大夫的品行不端,吏治败坏,如何纠正——“所与共治天下者,士大夫也。今士习不端,欲速见小。兹欲正士习以复道,何术而可?”

唐宋时文武不分,洪武年间能破格提拔人才,现在的文官队伍,为何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唐宋曾以武臣为中书令、枢密使,文武似不甚分。我太祖高皇帝曾以直厅为布政、典史为佥都,今奈何牢不可破?”

希望参加科举的士子回答这两个问题,崇祯皇帝朱由检,注定是要失望的。

如果真的想知道答案,不如问问他的成祖文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