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官方藏书已经“积如丘山”，石渠阁、天禄阁等地已经放不下这么多图书了，所以后来又增加了兰台、延阁、广内等多个藏书的地方。是什么原因使得汉朝的图书得到爆发式增长呢？这和官方的重视密切相关，统治者对藏书的重视为中华民族文脉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口西汉一号墓考古出土的“干支木牍”。（图片来自中新社）
《挟书律》的废除
在这些人中，有两个值得称道的人物，就是刘邦的妻子吕后和她的儿子汉惠帝。作为汉初的传奇性人物，吕后的不少行为与决定，都深刻影响了后世。特别是在中国文化史和藏书史上，吕后曾经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拯救了无数的珍贵典籍，推动了大汉王朝的文化繁荣。这个决定就是下令废除了秦朝的《挟书律》。
由于刘邦建立汉朝初期，还要经常亲自带兵出去平叛、打仗，所以无暇顾及制度的修订，基本上就是“汉承秦制”，沿袭秦代的律法。《挟书律》就是秦始皇时期颁布的一项法令，对私藏违禁书籍、谈论诗书的人处以酷刑。这对于古文献的保存和学术的传授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扼杀了春秋战国以来因“学术下移”而蓬勃发展的民间藏书文化。汉惠帝继位后，在吕后的影响下，文化政策上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吸取了秦王朝的教训，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在具体的国策中，推行“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就是废除《挟书律》。《汉书·惠帝纪》记载：“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意识到《挟书律》的实施实在是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尤其是不利于国家的文化建设和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于是西汉政府在皇帝刘盈举行成人礼这天，大赦天下，诏告全国，废除了《挟书律》。
《挟书律》的废除，使得书籍可以自由收藏阅读，自由传抄复制，自由交换流通。所以以前长期秘藏在民间的古书陆续开始重新现身，公私藏书不断增加，延续千年的官书垄断传统也彻底终结。至此中国书籍进入公众传播的时代。这为汉代的文化复兴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为后来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仅仅是废除《挟书律》，对推动政府藏书，发展国家文化事业力度还是不够的。由于政府尚无专门的制度和机构来保障书籍的收集、校阅、编写和管理等工作，所以政府藏书的发展速度比较缓慢，而且由于管理不到位，出现了“书缺简脱”等问题。直到汉武帝的时候，这种情况才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广开献书之路
汉武帝根据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审时度势，在治国方略上果断放弃了“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接受了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统理念，取得了一系列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文治武功。武功就不说了，文治方面影响最大的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央最高学府太学完全把儒家五经作为教学课程，聘请儒学博士担任老师，招收优秀的青年学子当博士弟子。太学有了，老师有了，学生招上来了，课程设计也做好了，汉武帝忽然发现：教材不够！儒家经典严重短缺。我们知道，汉武帝之前官方主要的藏书就是萧何从秦丞相府和御史府收来的那些书籍，但那里面法律、地图、账册之类的书籍居多，儒家典籍很少。吕后和文帝、景帝时期虽然也有民间人士自发给朝廷献书，但毕竟数量有限，远远不能适应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儒学教育的需要。而且由于没有制定具体可行的措施，没有专门的机构人员管理，石渠阁和天禄阁的藏书有些甚至损坏了，出现了“书缺简脱”等问题。面对这种情况，汉武帝在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下令“广开献书之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图书征集活动，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面向民间大规模收集书籍。
当时的征书活动规模空前，涌现出了许多积极献书的人。现河北省沧州市有个历史名城叫“献县”，就和献书有关。献县这个地方原叫乐成，是汉武帝同父异母的哥哥河间王刘德的封地。汉武帝号召全国人民献书，河间王刘德应时而起，足迹踏遍鲁燕赵魏，寻寻觅觅为国求书。只要一听说哪个地方有好书，立马亲自前去，出重金收购，而且买完了还会命人重抄一份留给卖书人。对那些不愿意出让的，则好言好语，耐心请求，从不采取强制手段，这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绝大多数是难以做到的，但刘德做到了，他也由此而贤名远扬，众多的读书人和老百姓听说了刘德求书的故事，都带着先祖留下来的旧书，不远千里，前来奉献。就这样，刘德所得之书越来越多，充满楼阁，数量之多，据说“其量可与汉朝等”，和官方藏书不相上下了。刘德收集的书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许多都是先秦时期的古文旧书、儒家经典，价值很高。汉武帝时期，刘德多次用车拉着勘校好的《诗》《书》等古籍应诏入朝。每次入朝献书，汉武帝都要举行隆重的接书仪式。刘德淡泊名利，始终没有卷入诸王争权的政治漩涡，而是将其毕生精力投入到对中国文化古籍的收集与整理中。他收集整理先秦儒家典籍，为秦始皇焚书后儒家文化的再生和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刘德去世后，汉武帝念其献书功劳，于是就把“献”作为谥号赐给刘德，当地人则称之为“献书王”。为了纪念刘德献书，后来人们就把他的封地改称“献县”，这就是“献县”名字的由来。刘德去世后葬于封地之内，现在献县还有献王陵。
西汉官方藏书与《史记》的诞生
在广收天下书籍的同时，汉武帝又“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就是说不仅鼓励民间献书，而且还制定了官方藏书的办法，专门设立了写书官抄写书籍。因为那会儿还没有印刷术，书籍要复制保存就得有人抄。有许多文献都是在汉武帝至汉宣帝之间这个时期抄写的，应当说和当时“置写书之官”的政策有一定的联系。由于汉武帝的努力，皇家藏书数量大大增加，堆积如山，使“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而且现实中儒术尊而不独，百家罢而不黜，使得百家之学皆得以传承。正如《隋书·经籍志》所载，汉朝“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司马谈父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断自轩皇，逮于孝武，作《史记》一百三十篇”。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有太常、太史、博士等专门的官员来管理藏书，相当于现在的图书管理员了，太史令司马迁就是其中最了不起的一位。作为太史令，司马迁的职责是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等。所以他可以尽情地使用馆中收藏的史料“探采前代”。司马迁能够写出《史记》这样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与汉代的官方藏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经过几代帝王的努力，到汉武帝时，汉宫中的藏书已达13000多卷。面对丰富的藏书，太史令司马迁欢欣鼓舞，由衷感叹：“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百年之间，全国的图书典籍和历史著作都汇集到管理图书的史官司马迁面前。这些丰富的档案典籍为司马迁撰写《史记》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正是因为拥有海量的资源和足够的文献史料支撑，才有了《史记》这样一部皇皇巨著，把中华民族从黄帝时期一直到汉武帝时期3000多年的历史完整地接续起来，实现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
不仅如此，汉代由于有了专门的图书管理机构与专职官员，使得图书整理与管理工作走向了正规化，而汉代藏书制度的建立，也为后世藏书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完）（原标题：西汉的公私藏书与文化繁荣）
作者/焦利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