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五千多年以来，中华文明在“分”与“合”间绵延不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萌发、成长、强盛的整个生命周期与历史伸缩中，贯穿始终的共同认知与最高政治理想，是大一统。
大一统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国家形态结构，也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核心推动力。大一统如何产生，战国七雄之中为何是秦最终脱颖而出？就让我们从天时、地利、人和的角度来回顾那段历史。
开篇：
如果把中国看成一个公司，“大一统”就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这个公司从0到1的创业阶段正是以秦朝为开端的秦汉时期，秦朝之所以能从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也是基于大一统在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的历史演化。
秦朝奠定的大一统国家框架，被汉朝及后继者所继承，造就了中华民族强韧生命力，在内忧外患的近代跋险涉难，在继往开来的现代走向复兴。
与其说是秦朝造就了“大一统”，不如说是“大一统”选择了秦朝、成就了秦朝。
早在五帝时期，大一统思想就产生了萌芽，在上古中国初现雏形的时期，先民就已经形成共识，治理天下的大任应当交给有德之君。
到了周代，诗经收录的歌谣传唱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周王作为天子，执掌天命，主宰天下，大一统已深入人心，然而国家形态依然是分散的分封制，诸侯林立纷争四起，先秦中国历经漫长的分裂与征伐。
进入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春秋时期，儒法墨等百家思潮激荡，儒家孔子作《春秋》奠定了大一统思想基础，商鞅、韩飞子等法家提出了完整的制度方案。
在激烈的战争对抗中，国家的形态、功能日趋完善。大一统呼之欲出，所需的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和一个有力的执行者。
秦，恰逢其时。
一、天时：秦朝大一统的历史必然
秦开启大一统的时代背景是战国后期，一个战字，道出了天下时局。
礼崩乐坏，西周王朝所建立起来的礼乐文化秩序已走向消亡。天下大乱，诸侯分治，从春秋到战国的三百六十多年中，一百四十多个诸侯国兼并征伐，最后剩余二十多个，这是一场国家间的生存竞赛。
进入战国七雄时期后，强国与强国之间势均力敌，历经数百年抗衡，彼此间进退一步都意味着极大的代价，战争的惨烈更甚于前。
春秋战国初期，各国君主贵族都还是姻亲关系、相互留有一点情面，即使以战相争，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外交，由士阶层主导，按照一定的礼仪进行仲裁式交战。
到了战国中后期，战争就成为平民以人头、人耳数量论功行赏的大规模互相屠戮。再也没有温文尔雅，惺惺相惜的老式贵族做派。
春秋时期，国家间的战争不过几万人规模，而战国时期的桂陵之战、马陵之战、长平之战，动辄斩首数十万。
为抢夺土地而尸横遍野，为争夺城市而尸骸盈城。
整个战国期间人口损失达到三分之一，在人类漫长的战争史中都是罕见的。长期战乱严重破坏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统一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在《英雄》电影艺术化的叙述中，阻止刺秦的两个字正是“天下”。为天下“大一统”，是秦的天时。
二、地利：秦朝大一统的地理格局
秦能以一敌六，天时不如地利。
荀子曾以形胜评价秦国的地理。今天形胜二字往往用来形容“风景形胜”，在战国时代形胜的本意指的是军事优势。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冷兵器时代，地形是战争的胜负手，史记里写占据秦所处的地势便利向外用兵，如同从高楼之上向下倒水而势不可挡，正是成语“高屋建瓴”的由来。
中国地理西高东低，秦所处的海拔整体高于东方诸国，和六国作战如同一个站着一个趴着，优势显而易见。
秦东依黄河，南凭秦岭，又有函谷关、大散关、武关、萧隘扼守天险，国力强则出兵攻伐，国力弱也可退守关中，进可攻退可守，占据不败之地。
而六国所处的东方平原地带虽然四通八达，但也是腹背受敌的四战之地，六国强盛时互相攻伐内耗，虚弱时又要面对择机出关的秦军虎狼之师，战事纷起，难得喘息。
用围棋棋盘来看，秦国拿到的是金角银边，六国所持的是草肚皮。
在古代中国农耕时代，地理因素也深刻影响一国的国力和持久作战的耐力。战争打的就是后勤，秦开启了中国历代强大王朝的耕战体系。
除了易守难攻之外，秦的地理格局也是秦强大军事后勤能力的保障，秦尽其所能攻略并经营了三大粮仓：巴蜀、汉中、关中。
巴蜀
公元前316年，巴国借蜀国交战向秦求助之机，秦假意援助双方，一举南下收取巴蜀。
公元前256年，李冰修建都江堰，大幅改善地理条件和农耕水利，将原本偏远荒芜之地的巴蜀之地转为“天府之国”。
汉中
公元前312年，依托巴蜀战略腹地，秦联韩魏、攻楚齐，进一步获得富庶的汉中地区，将关中、汉中、巴蜀连成一片，三大根据地易守难攻，同样据有天险、为秦保障兵源和钱粮的后勤供应，秦还可从陆路、水路两路出击，攻六国所不备。
关中
公元前246年，在获得巴蜀之地后，秦国开始修建郑国渠。郑国渠原本是韩国“疲秦”的计谋，希望以此消耗秦国国力，延缓秦的扩张，但秦有着更为长远的眼光，以十年之力将郑国渠完工，自此关中280万多亩盐碱地通过泾水灌溉而获得改良。
司马迁说，虽然关中人口和土地只占天下的十分之三，然而估量其产出的富庶，占到了天下的十分之六。
据有关中地利，积极经营开拓巴蜀、汉中，以初代“基建狂魔”的热情投入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地理因素是秦成就大一统的基本盘。
三、人和：秦朝大一统的制度建设
国家的建立，是从人的聚集与合作开始，国家的发展，在于文化与制度的发展。大一统的国家，需要的大一统的制度与文化建设。无论是人才的擢用、制度的创新变革，秦在战国七雄中无出其右。
在大一统模式之前，华夏民族已探索过多种国家的可能形态。从西周“天下共主”的分封制、“春秋五霸”的联邦制，到“小国寡民”的城邦制，儒家、纵横家、墨家百家争鸣，然而战国七雄不约而同都采纳了法家，这是残酷的战争环境下的现实选择，其中最为坚定彻底的执行者就是秦。
“国之大者，唯兵与战”，商鞅是秦变法的灵魂人物。在商鞅、韩非子等法家理论指导下，秦将国家组织动员能力推到了极致。
相比古罗马共和国动员1%总人口，秦可以动员8%-20%。这种高强度的国家动员能力，不仅为秦获得军事上强大优势，同时在新征服地区推行“秦制”进程中高效完成了大一统的制度建设。
历经春秋战国数百年割据、战乱、流离，政治分裂、文化多元，在秦推进统一进程中“普施明法，经纬天下”，将大一统从一种人心所向的共识与期盼变为可供遵循的制度和体系。
秦制郡县制打破了陈旧的分封制度，设立起全国36个郡和七百多个县，将县官、县学等一套相同的政治制度推行到全国区域终端，第一次建立起国家对地方的直接管控。
短短十余年中，秦国每征服六国的一个地区，就推行户籍与乡里制度，并建立了从粮仓金库到男女老少马匹牲畜的详细档案。
之后刘邦入咸阳之时，没有带走金银珠宝，而是带走了天下郡县的户籍档案，正是这些户籍档案让刘邦阅天下于手中，在楚汉相争中精准运筹、决胜千里。
在统一的制度下，国家机器的运行效能得到充分释放。灵渠、都江堰、长城这些屹立千年至今的国家工程，见证了大一统制度的威力。
结语：大一统——秦朝留下的中华遗产
秦朝留下的大一统是一套高度集权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是历史进程选择的国家形态，也是一种具有强大民族凝聚力的思想观念。
秦朝的大一统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分裂和混乱，第一次实现了政治上的一体化。通过大一统进程所建立起来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完备的法律制度，是秦留给后继者的核心资产，为后来汉、唐、元、明、清等封建王朝奠定了基础。
秦朝确立的大一统基本范式，让后续朝代建立与历史发展有了明确的目标与主线，在此后数千年大部分时间，中华民族都有着大一统的共识，在这种共同的政治信仰下才有可能实现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让华夏文明得以保持千年的领先地位。
交通、文字、货币和度量衡等统一措施与郡县制一起，促进了西周以来分封封建制下分散各地的中华文明的融合和交流。
汉字成为了统一的书写形式，华夏区内语言走向通用，各地的人民之间可以更便利地进行交流。强大的文化内核使得后续多个民族入主中原后都接受中华文化，文化的融合进一步推动中华文明的发展。
大一统也加速了中国经济发展。统一的货币和土地制度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都江堰、灵渠、郑国渠到长城，开启了国家工程建设的中华文明传统。
参考资料：
《春秋大一统的天人双重意涵》
《文史天地》
《陈苏镇谈秦汉帝国与大一统的命运》
《上海书评》
《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源》
《文化纵横》
《史记》
《战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