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课堂上所看的《秋菊打官司》是我第一遍观赏这部经典影片，同时，因为教室的环境以及这部电影是以陕西话为人物语言的环境，使得第一遍看这部电影的我，并没有看懂。于是，在课下补了第二遍之后，才对这部电影有了一个立体的印象。
《秋菊打官司》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西北的一个小山村里，村妇秋菊丈夫因与村长争执，被踢了下身，秋菊为要一个说法，将村长层层上告。出人意料的是，就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前，秋菊难产，村长不计前嫌，热心相助，两家本就此冰释。然而，就在孩子满月酒当天，村长被公安局拘留了，以及最后秋菊茫然了。
从这部电影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张艺谋的人文情怀。在我们一直提倡的法治社会中，乡土文化和法律体系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法律是否真的能有效而合理地解决社会矛盾。张艺谋带着这样的思考，用秋菊这样一个在人文社会下特别又不特殊的例子，将这个问题赤裸裸地摆在法律人的面前，引人深思。
这部电影里的秋菊和村长都有典型的中国人思想，或者说，都是那个法律意识普遍淡薄的时期的人。即使，当时的中国在宣传法治，但是，传统的民不告官、官本主义还是深深地植入在人们心中。
秋菊的层层上告和村长的拒不道歉，都是“面子”的问题。中国有句俗话说，“不蒸馒头争口气”，在这里的“争口气”也可以看作是“面子”。秋菊的层层上告并不是她知晓法律，以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是，她希望法律作为手段获得她所希望的东西。只是，因为秋菊的不懂法，所以，她不知道法律中其实并没有她所希往的东西，法律的强制性和规范性让这个事件走向了一个令她迷茫的方向。
秋菊不懂，为什么她只是希望村长向自己和自己老公道个歉，却被公安那个曾经她认为可以给她公平的地方带走了。村长的不道歉，并不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当时的举动错误，如果，他没有意识到的话，他不会向秋菊赔那200元钱，或许村长考虑到自己村长的身份，拉不下脸面向秋菊道歉。因为这双方都在意那“面子”的问题，才导致了这件事的结尾出乎二人意料。
从法律上来看，这部电影的结局无疑是好的，它弘扬了正义，让非正义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从人文角度来看，这个结尾似乎多了那么些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从社会人文的视角看这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就不尽完美，可以说是个开放结尾下的悲伤故事。
对于被村长一家来说，秋菊可能就是那一家的仇人。是秋菊让这个原本家庭和美并且在村里小有地位的家庭失去顶梁柱而破碎。同时，因为这样一件事，全村人的都会戴上有色眼镜去看村长一家人，毕竟在中国或者说在世界上出狱都是一种会被人歧视的行为。同样被戴上有色眼镜的还有秋菊。
因为秋菊的这个行为，会让村里的人对这个女人有一种害怕的感觉，深怕自己的某个行为，让秋菊像状告村长一样把自己弄进监狱。秋菊这样一个淳朴的农村妇女也在村长被抓之后会出现负罪感，这个负罪感可能会让她背负一辈子。对于秋菊来说，明明只是要一个“公道”，同时，也已经和村长家和解了之后，怎么会出现村长被抓走的情况呢？这就是我要的“公道”吗？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所以，要在社会中生存，“人”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对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山村来说，人的构成则显得更加重要。也因此，从人的本性——趋利避害来说，或者引申为人的劣根性，经过这件事之后，秋菊一家和村长一家都会陷入一种相对其他人家更为难熬或者称之为不幸的境地。
在我国古代的文学中其实并没有“悲剧”一词，而代替这个词意思的被称为“怨谱”或“哀曲”，在民间称之为“苦戏”。我觉得中国古代的民间的一个“苦”字说出了作品中所带着的无限悲剧色彩的意义。
在西方的美学史上关于悲剧有一个称之为“冲突论”的理论，这个理论是由黑格尔提出的。黑格尔认为:悲剧不是个人的偶然的原因造成的，悲剧的根源和基础是两种实体性伦理力量的冲突。
冲突双方所代表的伦理力量都是合理的，但同时都有道德上的片面性。每一方又都坚持自己的片面性而损害对方的合理性。这样两种善的斗争就必然引起悲剧的冲突。恩格斯则认为：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说明悲剧本质在于客观现实中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有其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无疑说，恩格斯的想法更为科学。说《秋菊打官司》其实，是个悲剧的原因也在于此。
电影是一种艺术，一种可以直接反映导演、编剧，甚至演员对于社会、人生的思考的艺术。抛开这些思考，单单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这部电影也是成功的。
《秋菊打官司》的运用的是陕西方言，甚至更多地使用了一些更为地方特色的语言。这部电影里的方言是一种点缀，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恰到好处地达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也在不经意间增添了浓厚的喜剧反讽意味。不论从熙熙攘攘的集市上传来的陕西小调，还是秋菊在崎岖山路上奔波时悠悠而起的小曲，亦或秋菊在儿子满月时请酒的欢快音乐，都是一种气氛的点染和心情的抒发，这是陕西农村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
同时，这部影片中还采用了秦腔的基调，每当秋菊出门告状，便响起一句“走——嘞——”及几句“桃花依旧笑春风”之类的唱词，一再地重复，伴随着秋菊到乡、到县、到市、直至影片的结尾处又响起了同样的音乐。
这种间隔的重复形成一种结构的贯穿力，增添了观众的接受性与情节的跌宕感。影片中的画面虽无令人炫目的特技展示，但张艺谋仍没有放弃对画面美感的追求，屋前红光溢彩的辣子与皑皑白雪形成了强烈对比，主演秋菊在影片中大部分时间也是穿着红衣服，就连影片开头的“秋菊打官司”的字幕也是红色的，这种红色给人以极大的视觉冲击。这种冲击源自于色彩与剧情的矛盾冲突。
这部电影的拍摄手法更接近于纪录片的方式。听闻张艺谋为了使电影更加贴近生活，全片多为“偷拍”，并且，除了主角以外的演员均为真实的村民，还让主演进入角色地与村民生活在一起。这样拍出来的电影，给人更强的亲和感。
《秋菊打官司》的结局是开放的，但是这个开放的结局其实不难预料到或许并不美好。必须说，张艺谋很善于开放性的结尾。他的《归来》也是给了一个令人无限深思的结尾，这样的开放性结尾，给了观众一个希望，一个可以在自己心中改变悲剧人物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