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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终结前的鲁迅
黄乔生
在上海的近十年，鲁迅既因盛大的文名受到热烈追捧，也因其言论而常受到批评、限制和禁锢。
外国文化人士和记者来中国，鲁迅是重要的受访对象。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采访过他，日本文化界人士和重要报刊的记者来采访的更多。萧伯纳到中国，宋庆龄、蔡元培等接待，受邀作陪的，当然也有鲁迅。但因为经常发表对当局不满的言论，鲁迅发表文章、出版著作并不顺畅。作为公众人物，当他不愿交往尤其是不想陷入不必要的纠缠时，只好隐藏或装扮一下：“破帽遮颜过闹市。”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进入一个社会斗争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的劳工阶层结合，正在深入人心，反对政府的势力不断壮大。鲁迅在《二心集》的序言中说，他相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他愿意跟上时代步伐。对外，他更为倾心于早年就关注的俄苏，特别是那片土地上的文学大师和优秀的作品；对内，他与新起来的青年文人同调合拍。
但“革命文学家”看不惯鲁迅，视其为有产阶级，用阶级论来分析他的社会地位，向他的“权威”发难：鲁迅是有过历史功绩的文学家，在文坛享有盛名，总有人认为他会躺在过去的光荣上吃老本；而且，在新观念里，他有这样的资本和地位本身就是罪过，占据文坛重要资源，堵住了青年文人们的出路——而后者正在亭子间受苦。
鲁迅到上海不久，就参加了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组织，例如中国革命互济会，又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革命民权保障同盟特别是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愿意提携后辈，甚至融入到青年群体中。
这个斗争、谅解和融和的过程并不长。1930年，鲁迅过了五十大寿庆祝会后，屡经通缉、禁锢、战乱，衰老得很快，四五年后大病缠身。他虽然坚持写作，但毕竟不像青年时代那样很快恢复体力。
到1935年，他意识到要做告别人世的准备了。这时，他从事文字工作已近三十年。
一
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强烈地感到寂寞和孤独。为此，他更需要身边有青年人的热情和活力。在北京、厦门和广州，他都倾力帮助过青年成长。一些获得帮助的青年颇有成就，出版了作品，如许钦文的《故乡》、台静农的《地之子》、高长虹的《心的探险》、孙福熙的《山野掇拾》等蜚声文坛。鲁迅被许多文学青年视为前辈、导师，甚至偶像，很多青年追随他。
1928年3月16日，鲁迅在上海景云里寓所
但也一些青年作家对鲁迅怀有不满甚至敌意，不能达成和解。杂感集《三闲集》中记录了他到上海遭遇的围剿阵势很大，十分猛烈：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群起攻之。他在《三闲集·序言》中介绍：“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
这些大帽子看起来吓人，实际上并无多大杀伤力，鲁迅的笔尖轻轻一拨，棍棒和砍刀就被闪落一旁。
因为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革命民权保障同盟等组织，也有人从另一种角度批评鲁迅不专心创作而热心参加社会活动，不断为报刊写杂感文字是在浪费时间和才能。他们指责鲁迅粘着在过去的荣誉上，凭借《呐喊》和《彷徨》成就的新文学大师的地位，享受着文学青年的崇拜，实际上已经成了阻碍青年前进的绊脚石，必须被打倒、踢开。
鲁迅为自己辩解，同时对批评者提出忠告。他在《三闲集》的末尾附上自己的著译书目，在总结了自己的业绩后对后辈做了警示：
仅仅宣传些在西湖苦吟什么出奇的新诗，在外国创作着百万言的小说之类却不中用。因为言太夸则实难副，志极高而心不专，就永远只能得传扬一个可惊可喜的消息；然而静夜一想，自觉空虚，便又不免焦躁起来，仍然看见我的黑影遮在前面，好像一块很大的“绊脚石”了。
面对人们希望他在文学上继续前进，写出更大、更好的作品的殷切期待，鲁迅也不免有些焦躁。既然前进，就应该甩掉包袱，不能躺在过往的成绩上炫耀或者睡大觉；而新的作品可能是过去作品的延伸，也可能是对过去的作品的否定。
关键在于，鲁迅还能否生产作品？还有没有创造力？如果只满足于做文坛领袖，教诲和指导青年，而自己没有新的成绩，他的意见是否还正确而有指导意义？如果他的意见不正确或者不适应现实，年轻人还要不要团结在他的周围？
上海的“革命文学家”的围攻结束后，鲁迅的生活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期。但作为文坛领袖，他有责任引领前进的方向，并培养后进。当然，还有养家糊口。多方面的工作和生活需要，让他疲于应对，书斋生活看似平稳，但日复一日的伏案工作损害了他的身体。国际大都市上海，不只充斥着政治和文化冲突，还有席卷各行业的商业潮流和旋涡，让人躁动不安。
《奔流》杂志让鲁迅忙得不可开交，繁杂编务占用了他大量精力；而后来创办《译文》杂志并不顺利，编者与出版商的矛盾导致刊物不能正常接续，给他带来很大烦恼。
在小说创作上，鲁迅到上海后一直没有新的成绩。他有过一些创作计划。比如在1936年在与冯雪峰的一次谈话中，鲁迅说自己想写一部关于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冯雪峰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的鲁迅》中回忆：“说到鲁迅先生深知四代的知识分子，一代是章太炎先生他们；其次是鲁迅先生自己的一代；第三，是相当于例如瞿秋白等人的一代；最后就是现在如我们似的这类年龄的青年……他当时说，‘倘要写，关于知识分子我是可以写的，……而且我不写，关于前两代恐怕将来也没有人能写了。’……‘我想从一个读书人的大家庭的衰落写起……’又加说：‘一直写到现在为止，分量可不小。’”
但这些计划都没有实现。
鲁迅晚年是写过几篇小说的，但不是长篇，并且不再描写现实生活，而是所谓的“历史小说”——最终编成小说集《故事新编》，人物多纠缠着过去的幽灵，在现代社会显出滑稽的面目，其中有些人物身上明显折射着他自己的精神状态。特别是《出关》，老子在与孔子的交往中，明确地意识到双方理念的不同，担心对自己不利，预感到未来的决裂和战斗，无奈之下骑青牛出关了。“出关”场面，滑稽可笑中分明透露出名义上受优待的“老作家”的凄凉处境。
这是在隐喻即将告别文坛？
邱韵铎在《〈海燕〉读后记》中认为，《出关》中的老子是鲁迅自况：“至于读了之后，留在脑海里的影子，就只是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我真切地感觉着读者是会坠入孤独和悲哀去，跟着我们的作者。要是这样，那么，这篇小说的意义，就要无形地削弱了，我相信，鲁迅先生以及像鲁迅先生一样的作家们的本意是不在这里的。”鲁迅在《〈出关〉的“关”》中说明自己的意见是，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因为虽然老子和孔子都尚柔，但两者有差异：孔以柔进取，老以柔退走，其关键在于，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事无大小都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子则主张“无为而无不为”，是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要无所不为，就只好一无所为，因为一有所为，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无不为’了。我同意于关尹子的嘲笑：他是连老婆也娶不成的。于是加以漫画化，送他出了关，毫无爱惜”。这段话意在申明，自己的态度仍是积极的，并无老年的颓唐和虚无主义情绪。
鲁迅的痛苦在于他意识到自己在文坛上可能成为保守力量，成为青年前进的障碍：
当我被“进步的青年”们所口诛笔伐的时候，我“还不到五十岁”，现在却真的过了五十岁了，据卢南（E.Renan）说，年纪一大，性情就会苛刻起来。我愿意竭力防止这弱点，因为我又明明白白地知道：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
将来是可能有希望的，但将来不属于自己，因为毕竟“过了五十岁”，衰病在向他紧逼了。
他抄录宋末元初诗人郑思肖《锦钱余笑》中的自嘲诗给朋友，自然也是意识到自己的老年已至，要做好随时告别的准备：
生来好苦吟，与天争意气。
自谓李杜生，当趋下风避。
而今吾老矣，无力收鼻涕。
非惟不成文，抑且错写字。
昔者所读书，皆已束高阁。
只有自是经，今亦俱忘却。
时乎歌一拍，不知是谁作。
慎勿错听之，也且用不着。
二
1933年，日本人山县初男获赠鲁迅两本小说集《呐喊》和《彷徨》。鲁迅在两本书上各题赠了一首诗，颇有自嘲，当然，也可以视为他对以往文学业绩的总结，即对往昔辉煌的告别：
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
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
（题《呐喊》）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题《彷徨》）
积毁可销骨，语出《史记·张仪列传》：“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文选》李善注：“毁之言：骨肉之亲，为之销灭。”纸上声，语出《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三十九》：时有大儒沉重讲于太学，听者常千余人。文远就质问，数日便去。或问曰：“何辞去之速？”曰：“观其所说，悉是纸上语耳……”毁禁书籍，文字狱，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鲁迅很早就遇到了“文网”。在文网不那么严密的北洋政府时期，他的著作就曾遭厄运，《呐喊》就曾因为封面用了红色而被禁止流通。
在上海，鲁迅遭遇了严厉的书报审查。
现存《题〈彷徨〉》手稿中，最后一句的“独”作“尚”。“独”字与前句的“一卒”重复，“尚”则有“仍在”的意思。“尚彷徨”符合人们对鲁迅的期待，说明他仍在努力：彷徨虽然不是一种好状态，但总比退隐好。人到了连“彷徨”都没有的时候，就是静待死亡了。
《呐喊》时期，鲁迅是“听将令”，但得到的反响并不大。到《彷徨》时期，意气不免消沉：
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有批评家对鲁迅的创作轨迹进行这样的描述——从“呐喊”到“彷徨”，似乎含有“退步”“陷入困境”的意思。鲁迅在《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中分析了这种论调：
谭正璧先生有一句用我的小说的名目，来批评我的作品的经过的极伶俐而省事的话道：“鲁迅始于‘呐喊’而终于‘彷徨’。”
这种论调影响不小，造成对鲁迅艺术创作和思想状态认识的固化。实际上，鲁迅本人从没有如此夸大这两部小说集之间的差异，或有意将二者做对立分析。
《呐喊》和《彷徨》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高标，成就了鲁迅新文学大师的声望。以至于有人冒充他的时候，一个管用的标签是自己写了《呐喊》或《彷徨》，可见在时人眼中是伟大的业绩。如，鲁迅到上海后不久，得知有人在杭州以他的名义题诗，就发了一个《在上海的鲁迅启事》：
我于是写信去打听寓杭的H君，前天得到回信，说确有人见过这样的一个人，就在城外教书，自说姓周，曾做一本《彷徨》，销了八万部，但自己不满意，不远将有更好的东西发表云云。
因此，正如钦敬、赞美鲁迅的人爱重《呐喊》《彷徨》一样，对鲁迅不满并施行攻击的人，也将标靶对准这两部代表作。
鲁迅创作道路上矗立的这两座高峰，二十年中几无人超越，自然是很不容易搬掉的。
但自从《呐喊》出版，对鲁迅创作的批评声就一直不断。成仿吾曾将《呐喊》中的作品几乎全盘否定，只对《不周山》稍予肯定，鲁迅对此耿耿于怀，十几年后还在《故事新编》的序言中反击道：“成仿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
此外还有更“销骨”的批评，竟然有文学家在小说中安排人物拿《呐喊》揩屁股的情节。叶灵凤在小说《穷愁的自传》中写道：“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讽刺说：“还有最彻底的革命文学家叶灵凤先生，他描写革命家，彻底到每次上茅厕时候都用我的《呐喊》去揩屁股，现在却竟会莫名其妙的跟在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屁股后面了。”这成了鲁迅后来随手讽刺对手的一个把柄：“但我记得《戏》周刊上已曾发表过曾今可、叶灵凤两位先生的文章；叶先生还画了一幅阿Q像，好像我那一本《呐喊》还没有在上茅厕时候用尽，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买了一本新的了。”
鲁迅还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中提到，梁实秋也是通过否定《呐喊》《彷徨》来否定他的文学成就的：
《集外集》的不值得付印，无论谁说，都是对的。其实岂只这一本书，将来重开四库馆时，恐怕我的一切译作，全在排除之列；虽是现在，天津图书馆的目录上，在《呐喊》和《彷徨》之下，就注着一个“销”字，“销”者，销毁之谓也；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
这只是“听说”而已。梁实秋看到鲁迅的文章后，断然否定这种指责。
鲁迅到上海的最初几年，太阳社、创造社的“革命文学家”对其施行了猛烈攻击，不但将《彷徨》视为不革命，而且追溯上去，彻底否定《呐喊》。他们认为，以这两部小说为代表的鲁迅作品宣扬小资产阶级思想，刻意表现农民的愚昧落后，否定农民的进步性，是落后的和反动的。更有甚者，认为鲁迅不但没有从“彷徨”中走出来，还顽固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不肯进行革命性改造。
写作《题〈呐喊〉》《题〈彷徨〉》两个月前，鲁迅收到郁达夫的赠诗：
醉眼朦胧上酒楼，
彷徨呐喊两悠悠。
群盲竭尽蚍蜉力，
不废江河万古流。
郁达夫认为鲁迅的两部小说彪炳史册，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家经典，那些攻击诽谤的宵小之徒无论怎样竭力，也不能贬低其价值。郁达夫给予鲁迅的是“全盘肯定”：他不在乎鲁迅的积极和消极，不分鲁迅创作的“呐喊”期和“彷徨”期，不谈鲁迅的思想是否转变，而对鲁迅的文学成就和思想观念一律敬佩和喜欢。郁达夫深知鲁迅几年间经受的巨大压力，希望鲁迅不理会“群盲”的议论和诅咒，继续前进。
鲁迅正是在看到郁达夫的诗后，宣示自己两部文集的价值和保持“荷戟独彷徨”战斗姿态的决心。
三
晚年鲁迅也不得不向自己的战友告别。以诗作告别的，除了纪念左联青年作家的《悼柔石》，还有《悼杨铨》：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杨铨，字杏佛，曾留学美国，回国后任东南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1932年12月，协同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蒋介石专制统治。1933年6月18日上午，杨铨带儿子外出。车刚驶出中央研究院，就遭到了一阵枪弹扫射。不过几分钟，车子就被打得千疮百孔。杨铨下意识地用身体护住儿子，自己身中数弹，血流不止，送往医院，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儿子仅腿部受伤，保住了性命。杨铨之死勇敢而悲壮，鲁迅听后极为感动，冒着生命危险前去吊唁，归来写下这首悼诗。6月25日，他写信给日本人山本初枝说：“近来中国式的法西斯开始流行了。朋友中已有一人失踪，一人遭暗杀。此外，可能还有很多人要被暗杀，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活着。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1933年2月24日，鲁迅与杨杏佛（中）、李济之（左）合影
同一时间，鲁迅所作的另一首哀悼之作《悼丁君》，却让他十分尴尬，或者对他也是一个提醒：人间要好诗，但作诗须谨慎。
丁君即丁玲。1933年5月22日，朝鲜《东亚日报》驻中国特派记者申彦俊在内山书店采访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您认为谁是无产阶级代表作家？”鲁迅回答：“丁玲女士才是惟一的无产阶级作家。”采访记发表在《新东亚》1934年第4期。
当时29岁的丁玲任左联党团书记、《北斗》杂志主编。1933年5月，丁玲与中共文委负责人潘梓年在住所被捕，同在场的另一位左联作家应修人因拒捕被杀害。6月，舆论盛传丁玲被关押在南京并遭杀害。鲁迅听到这消息，悲愤地写下这首诗：
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
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1933年9 月30日，这首诗在《涛声》周刊第二卷第三十八期发表，词句有些修改。主动将自己的旧体诗送出去发表，这在鲁迅是很少有的。
中国的气氛仍然是压抑的，从晚清的“风雨如磐”，到党国的“如磐夜气”，没有多少变化。唐代贺知章《咏柳》：“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但在当时的中国，剪柳春风引来的却是秋寒。
然而，丁玲没有被杀害，而是被当局软禁后释放了。
鲁迅对丁玲的态度也发生了急剧变化。
丁玲去世不久，1986年3月16日，唐弢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感谢你，丁玲同志！》一文，谈到鲁迅写作该诗的时间。文章说：“鲁迅先生那时（指1933年9月30日——笔者）已经知道丁玲同志没有遇害”，为了平息谣言，“毅然将三个月前写的旧诗加题曰《悼丁君》，交给《涛声》周刊发表，以示自己对丁玲同志的信任”。这显然说不通：鲁迅既然知道丁玲没有死，怎么还会发表《悼丁君》？文章还引述鲁迅的一次谈话：“我记得鲁迅先生是这样谈到丁玲同志的。他说，按照她的性格，决不会安于南京那样的生活，她会反抗的，也许先生已经知道丁玲同志有出奔的意思了吧，我不清楚。”
鲁迅得知丁玲还“活着”时，认为“不可原谅”。孔另境在《我的回忆》中记述1936年6月间，他陪台静农去看望患病的鲁迅的情景：
先生另外的一个特点是重气节嫉恶如仇。他对于现下的某种变节分子，一点也不饶恕，即使这人后来并不就一直沉落下去，但他也决不原谅。有一次某个文学者被捕了，他用了最大的力去营救，后来一听到这人忽平安无事，他就生气，而且永远地生气，也不愿意再有人提起一个字，因为在他心中，这人早已死了。只有至死不屈的人他佩服，他欢喜，最近他费着很多的力气编校《海上述林》就是一个例子。
“某个文学者”显然是指丁玲。
丁玲被捕后，鲁迅在书信、文章中表示担忧，并积极营救，在闻知其遇害后，作诗哀悼。但丁玲的“平安无事”让他的营救努力和悼念文字落空。据丁玲《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她曾写信给鲁迅，鲁迅未予回复。丁玲从南京回到上海后，两次求见鲁迅，都被冯雪峰阻止。冯雪峰给出的理由是：“鲁迅近来身体很不好，需要静养”，“病情仍不好，医生不准会客”。显然是不予接见的托词。
确知丁玲没有被害后，鲁迅在给朋友的信中谈论过几次，如1934年5月1日致娄如瑛信：“丁玲被捕，生死尚未可知，为社会计，牺牲生命当然并非终极目的，凡牺牲者，皆系为人所杀，或万一幸存，于社会或有恶影响，故宁愿弃其生命耳。”9月4日致王志之信说：“丁君确健在，但此后大约未必再有文章，或再有先前那样的文章，因为这是健在的代价。”11月12日致萧军、萧红信也说：“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
但也不能排除鲁迅想象过丁玲是在利用当局的怀柔和软化策略，以“软”对“软”，寻求机会脱逃。鲁迅也没有因为怀疑丁玲有变节行为而将其文学成绩全盘否定。1934年，鲁迅与茅盾应美国人伊罗生之约编选英译本中国小说集《草鞋脚》时，仍将丁玲的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及《水》编入。他在与伊罗生的多次通信中，从未透露过因为社会上关于丁玲的传言而取消编辑计划的意图。
1936年，丁玲在经由西安前往陕北的途中听到鲁迅逝世的噩耗。她以“耀高丘”的署名给许广平发了唁函：“无限的难过汹涌在我的心头，……我两次到上海，均万分想同他见一次，但为了环境的不许可，只能让我悬想他的病躯和他扶病力作的不屈精神。……这哀恸真是属于我们大众的，我们只有拼命努力来纪念着世界上一颗殒落了的巨星，是中国最光荣的一颗巨心!”
鲁迅对有些事不轻易“变通”，有时达到固执的地步。1931年春，因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工作的关系，鲁迅与丁玲交往频繁。据丁玲回忆，有一天晚上，她和冯雪峰与鲁迅聊天，她说：“我有脾气，不好。”鲁迅不以为然：“有脾气有什么不好？人嘛，总应该有点脾气的。我也是有脾气的。”鲁迅不但有脾气，而且脾气不小。
1936年，丁玲奔赴陕北延安
《悼丁玲》后，鲁迅再也没有写悼念诗，便是对许为“知己”的瞿秋白，也是如此——他更加谨慎了。人事复杂，不易判定。
四
鲁迅长期伏案工作，很少休闲旅游，疲劳成了他身体的常态。1928年6月6日，他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
我前几天的所谓“肺病”，是从医生那里探出来的，他当时不肯详说，后来我用“医学家式”的话问他，才知道几乎要生“肺炎”，但现在可以不要紧了。
我酒是早不喝了，烟仍旧，每天三十至四十支。不过我知道我的病源并不在此，只要什么事都不管，玩他一年半载，就会好得多。但这如何做得到呢。现在琐事仍旧非常之多。
刚到上海不久，鲁迅与许广平一起去了西湖，算是蜜月旅行。这在鲁迅一生中是很奢侈的。
1935年初，鲁迅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1月15日，他写信给曹靖华说：“近两年来，弟作短文不少。去年的有六十篇，想在今年印出，而今年则不做了。一固由于无处可登，即登，亦不能畅所欲言，最奇的是竟有同人而匿名加以攻击者。子弹从背后来，真足令人悲愤，我想玩他一年了。”当月下旬，又在给曹靖华的信中说：“我们都好的，但我总觉得力气不如从前了，记性也坏起来，很想玩他一年半载，不过大抵是不能够的，现除为《译文》寄稿外，又给一个书局在选一本别人的短篇小说，以三月半交卷，这只是为了吃饭问题而已。”
说归说，他仍然劳作不已。
鲁迅的收入并不低，他自己说给北平亲属安排的生活是在中产以上。要维持这样的生活，势必不停地劳作，甚至病中还要工作。在《病后杂谈》一文中，他描述自己的生活状态道：
好几回检查了全体，没有死症，不至于呜呼哀哉是明明白白的，不过是每晚发热，没有力，不想吃东西而已，这真无异于“吐半口血”，大可享生病之福了。因为既不必写遗嘱，又没有大痛苦，然而可以不看正经书，不管柴米账，玩他几天，名称又好听，叫作“养病”。从这一天起，我就自己觉得好像有点儿“雅”了；那一位愿吐半口血的才子，也就是那时躺着无事，忽然记了起来的。
这种生活状态让人无奈。被拘谨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过着刻板的生活，不但不利于创作，对身体也没有好处。
当工作繁忙、身体疲乏时，鲁迅会想到早已蕴蓄在心中的到乡下生活的计划，表示要找个安静的地方写文章。其实，乡下安静的地方，因为缺少上海大都市的种种刺激，他也不一定能写出杂感一类的文章了。做大的学术项目呢，又需要充裕的生活，要么自身财产丰裕，要么得到官方资助。而且，他规划的《中国文学史》《中国字体变迁史》之类的学术著作曲高和寡，读者很有限。
鲁迅虽然在杂感中讽刺所谓现代“隐士”，但自己心中确实也有一种隐于市的情结。1933年4月1日他致信日本友人山本初枝，说起自己到日本旅游休养的事，内心是很想去，但考虑到一到那里，又要让人家招待，而且可能还会有便衣钉梢，于是想同两三位知己走走看看的初衷就很难实现了。他打了一个比喻道：“毕竟我是乡下长大，总不喜欢西式的招待会或欢迎会，好似画师到野外写生，被看热闹的人围住一样。”
1933年6月28日，鲁迅书赠黄萍荪诗幅：
禹域多飞将，蜗庐剩逸民。
夜邀潭底影，玄酒颂皇仁。
蜗庐，即蜗牛庐。据《三国志·魏书十一》裴松之注引《魏略》，东汉末年，隐士焦先“自作一瓜（蜗）牛庐，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时，构火以自炙，呻吟独语”。《礼记·礼运》：“玄酒在室。”唐代孔颖达疏：“玄酒，谓水也，以其色黑谓之玄。而太古无酒，此水当酒所用，故谓之玄酒。”
这首诗的受赠人是鲁迅的浙江同乡黄萍荪，后来竟然成为浙江发布的对鲁迅的通缉令的始作俑者——这份通缉令，直到鲁迅去世也没有取消。因此，故乡绍兴，鲁迅是回不去的了。在国民党军队系统任职的李秉中曾希望通过自己的关系让当局取消通缉令，写信给鲁迅商量。鲁迅在病中委托许广平回信，婉拒他的提议。他宁愿这样终老，不出门，不合作——不参加社团组织了。最踏实的，是躲进小楼，与妻儿相依为命。
他的生活，其实是没有波澜的。住进“蜗庐”与“躲进小楼”是一个意思。《无题》表示要远离社会——一个“丛林”社会。
1933年11月27日，鲁迅为日本友人土屋文明书写诗笺：
一枝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
无奈终输萧艾密，却成迁客播芳馨。
九畹，《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王逸注：“十二亩曰畹。”独醒，出自《楚辞·渔父》“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萧艾，即野蒿，一种有臭味的恶草，这里比喻小人。《离骚》：“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到乡下生活，在晚年的鲁迅，差不多跟到外国疗养一样，只是内心的愿望和口头的闲谈，实施起来是很不容易的。
现实生活中的鲁迅是率直的批评者，是孤傲的文人，是一人敌万人的战士。从对“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的评论上，既能看出鲁迅对自己状态的清醒认识，也能看到他的矛盾心态。
鲁迅在《伪自由书·不求甚解》中回忆他在私塾读书时老师关于怎样理解《五柳先生传》中“不求甚解”的教导：“小时候读书讲到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先生就给我讲了，他说：‘不求甚解’者，就是不去看注解，而只读本文的意思。”鲁迅喜欢陶渊明的诗文，一生购买的中国古人诗文集中，陶集版本最多，而且从青年时代一直到老年，不断购置，兴趣不减，不但自存，而且赠送友朋。陶渊明有一篇名作《读山海经·其十》：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
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诗中的“刑天舞干戚”形象，鲁迅童年时代就很熟悉。《阿长与〈山海经〉》中记述，他看了这套书，很惊奇于“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但也有人认为这一句应该是“形夭無千歲”，争论至今，迄无定论。鲁迅主张“刑天舞干戚”，周作人则主张“形夭無千歲”。抛开字形、意义方面的考量，或者可以说约略代表了兄弟两人对待社会现实的态度。鲁迅赞成将刑天理解为反抗的战士。在《春末闲谈》中，鲁迅用刑天的形象表达人民到死甚至死后还要反抗的精神，认为“实在是很值得奉为师法的”。接着就提到陶渊明：“陶潜先生又有诗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连这位貌似旷达的老隐士也这么说，可见无头也会仍有猛志，阔人的天下一时总怕难得太平的了。”
但中国太缺少反抗精神而太多奴才思想。
现实如此残酷，何不做隐士？鲁迅虽然公开表示不愿做隐士，不但自己不愿，还严厉批评现代“隐士”。但学习陶渊明悠闲、静穆风度的理想在他的心底恐怕还有留存。
陶渊明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极境”，在李、杜、苏、黄之上。一个中国人，如果忽略了陶渊明，其“诗教”或“诗性”就不完全。朱光潜将陶渊明诗歌的境界描述为“静穆”，符合艺术的最高境界：“就诗人之所以为诗人而论，热烈的欢喜或热烈的愁苦经过诗表现出来以后，都好比黄酒经过长久年代的储藏，失去它的辣性，只剩一味醇朴。”这“静穆”（Serenity）在一般诗里难以找到，古希腊——尤其是古希腊的造形艺术——中较为常见。朱光潜认为，在中国诗歌史上，“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赵孟頫《陶渊明归去来辞图》 台北故宫博物馆藏
鲁迅在《“题未定”草（六至九）》中引述了朱光潜的这些论述，表示不同意将一种意境悬为诗歌的“极境”。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的，陶渊明才显得伟大。陶渊明的“静穆”形象，是选文家和摘句家将他缩小和凌迟的结果。
鲁迅竭力把陶渊明往现实中拖拽，是因为他本人陷入现实纠缠而不能超拔。他在多篇文章中申说陶渊明也不是什么隐逸，写诗之前，也需要吃饱饭，有充足的生活费，不至于将自己和妻儿饿死。说的是陶渊明，暗喻的是自己的处境。如《病后杂谈》中说：
陶渊明的做了彭泽令，就教官田都种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议，这才种了一点秔。这真是天趣盎然，决非现在的“站在云端里呐喊”者们所能望其项背。但“雅”要想到适可而止，再想便不行。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渊明补了彭泽令，他们的地位，就不是一个平常人，要“雅”，也还是要地位。
他还将现时代上海的文人与陶渊明做了对比：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没有南山，我们还可以改作“悠然见洋房”或“悠然见烟囱”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每两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为是学陶渊明的雅人的稿子，现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罢，但标点，洋文，空白除外。那么，单单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译作净五万三千二百字。吃饭呢？要另外想法子生发，否则，他只好“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了。
鲁迅知道自己不可能躲开，也不能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躲进小楼其实也是一种奢望——于是只能在诗中发牢骚，纾愤懑。他曾抄两首陶渊明的诗送给爱人：一首是《归园田居》之一，一首是《游斜川》，合并写在一幅诗笺上，落款是“广平吾友雅鉴，即请指正”。
内心深处，鲁迅理解并同情京派文人的“隐逸”情绪。但在公开文字里，他却给予严厉批评和辛辣讽刺。因为现实生活不容隐逸。
在临近生命终结的日子里，鲁迅却在谋划迁移，而且非常急切。或许是他充分意识到自己疾病的凶险，所以更痛切地感到自己居住的地方不利于健康，也不安全。不健康，是因为住宅区的人家用煤做饭和取暖，煤烟给他的肺病带来刺激。不安全，是因为大陆新村位于上海日本人聚集的北四川路底，邻居多为日本人。
逝世前十几天，鲁迅在给曹白的信中谈到搬家的打算：“种种骚扰，我是过惯了的，一二八时，还陷在火线里。至于搬家，却早在想，因为这里实在是住厌了。但条件很难，一要租界，二要价廉，三要清静，如此天堂，恐怕不容易找到，而且我又没有力气，动弹不得，所以也许到底不过是想想而已。”10月12日，鲁迅写信给北平的友人说：“沪寓左近，日前大有搬家，谣传将有战事，而中国无兵在此，与谁战乎，故现已安静，舍间未动，均平安。惟常有小纠葛，亦殊讨厌，颇拟搬往法租界，择僻静处养病，而屋尚未觅定。”“小纠葛”就是指邻里之间的矛盾。逝世前两天，他还在给曹靖华的信中说：“我本想搬一空气较好之地，冀于病体有益，而近来离闸北稍远之处，房价皆大涨，倒反而只好停止了。”
逝世前一天，他写了“周裕斋印”四个字，交给三弟周建人，让他去刻一枚印章，到法租界找房签合同使用，还非常急迫地说：“只要你替我去看定好了，不必再来问我。一定下来，我就立刻搬，电灯没有也不要紧，我可以点洋灯。”
鲁迅在生命结束前夕竟如此凄惶，忧天将压，避地无之。过客，往往不被当作“客”，而是匆匆而过的流浪者。
黄乔生，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字里行间读鲁迅》等。